刘慈欣，一个冷战的幽灵_风闻

文 | 飞剑客

春节档已经结束，流浪地球注定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引发对流浪地球的谩骂和歇斯底里也注定成为一种现象，与其说是一种应激障碍，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症候，而早就脱离电影本身，变成非要把对方拍出脑浆的撕逼。我们隔着屏幕也能看到，他们仿佛对着吴京有着云端的杀父之仇，看见吴京就能想到战狼，看见战狼就想到“爱国无罪”，看见“爱国”就能想到“义和团暴民”，就想起文革，想起精英被迫害，套用鲁迅的话说，这些人唯有在这方面想象力才会如此跃进。

这套意识形态的解码我们也熟悉过，在前一篇文章《关于小破球的几种批判姿势》，可谓淋漓尽致地描述主导这些人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非病句），霸权的意识形态悄然进入他们的潜意识，浑然不觉地审视着他们的心理活动和批评话术，进一步将他们推上“我批判流浪地球因为我有独立思考能力并且不受你党你国意识形态蛊惑的幻象里”。

《关于小破球的几种批判姿势》还提到，文革后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进程，一整代知识青年的心态变了，被欧美的丰裕的物质乱花迷眼，丢掉了身处第三世界境遇的反思能力，外来的意识形态霸权借躯还魂，其前身还是哭哭啼啼的伤痕，滥觞于八十年代，泥沙俱下汇聚成大河之殇；或借”新启蒙”的名号成为新精英加冕的修辞，跟着福山屁股后面呼喊历史终结，积极充当最后之人，逐渐篡改了冷战后的记忆。

电影流浪地球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事件，把艺术和政治意识形态聚合在一起，并且让我们清算掉很多不自信的包袱，也让原著作者备受讨论，不过在这里需要注意，把原著小说和贺岁档电影混淆在一起批评，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电影和原著叙事和隐含伦理是略不同的：如果单看刘这一篇小说的话，原著更像一个古典主义悲剧故事，导向充满着卡尔施密特式的“最终决断”的刚性。

看得出电工是对群众理性抱有怀疑态度的，也为三体三搭好了雏形；电影由于贺岁档的缘故则抽空一部分残酷内核，糅合了毛主义式的集体主义、传统家园观念与核心价值观而淬成的中国叙事。关于小破球已经讨论很多了，它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迫切的回声，而原著作者刘慈欣却更植根历史。

如果从文学谈起，无疑有人会质疑刘慈欣小说的文学性，并且时常把“缺乏人性”“形象单薄”挂在嘴边作为对刘慈欣的评论（笔者觉得这不需要辩解），这样的评论固然显得很有文化的样子，实则是深陷一种个人为基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标准（大刘经常在访谈里提到自己对主流文学越发自恋深表恶心）。

显然，大刘就是用他的创作和他特有的宏大叙事狠狠扇了主流纯文学一耳光，并且非常之痛快，这让打着新启蒙名号的卫道士狼狈不堪，而这套主流的、精致的、去政治化的、个人化的文学书写，个人就是一切，政治被偏狭地理解为党派斗争和统治愚民，而文学被视作需要对此疏离的姿态以保持自身的纯正性。这种思路一开始就延续了另一种霸权意识形态的逻辑，恰恰是社会主义理想溃败到后冷战秩序确立建构的产物。

这里涉及到阅读刘慈欣“姿势”问题。有意思的是，还出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对电影大张挞伐，却对原著赞不绝口。理由也很简单，原著中叛军处决政府官员的那一幕幕高潮部分，那些精心设置的极端情境和丛林社会的宇宙，十分能够满足这些人“皮诺切特将军乃真伟人”的口味……诚然这是对刘慈欣的一种读法，但并不全面，甚至完全忽略作者切身所经历的、冷战到后冷战秩序的转折的微妙政治语境。

如果不弄清楚科幻文学中的未来和现实历史存在什么关系，就无法理解大刘的写作里充满了什么样的政治无意识，阅读刘慈欣很容易变成满足一些人庸俗精英主义趣味的姿势，想象自己变成哈耶克导师，捧着三体社会学的真理为弗朗哥们分忧解难。

很多人会觉得科幻是在描述未来，却时常忽略，我们对未知事物的描述本就无可救药地陷入我们当下熟悉的事物的泥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明信在《未来考古学》就强调，**无论科幻小说所设想的未来多么遥远，它们的诞生都无法脱离过去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温床。**科幻文学虽然被新颖的点子包围着，却往往不是在讲述未来，而是把未来当作当下、把当下视为历史来理解的，任何对未来的描述就是蕴含我们现存的某个宏大叙事中。

在今天看来，以刘慈欣老师阿瑟·克拉克为代表的美国黄金时代科幻写作，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这种对于辽阔外部世界的极度想象，与冷战语境下美苏争霸朝向太空的狂飙突进是相契合的（幸运的是，黄金时代三巨头都完整见证了冷战，克拉克更是在冷战初期写了《童年的终结》，几乎带有预言性质的终结）。

与外星人交流的欲望折射出人类对自身中异质性文明的焦虑，据考证，最早有关异形的接触经验可追溯到欧洲殖民者的扩张，土著人是非人的形象深深植根在海盗帝国的经验想象里，并且派生驯服他者的帝国知识。这种意识形态对峙的焦虑恰恰在冷战中达到高潮，对冷战两大阵营而言，地外太空既是充斥黑暗的未知领域，是黑暗森林，也是可能丰饶资源、治愈文明的新疆域。而重要的是如何书写人类的命运，这个人类命运——类似亨廷顿说的，每一种文明都讲自己作为世界中心，每次书写自己都仿佛编写人类核心剧本。

实际上在娘子关电厂摸鱼写作边看克拉克小说的刘电工那里一直徘徊着一个过去的幽灵——一个冷战的幽灵，从《球状闪电》开始的威慑与平衡的思路，到三体二中发扬光大，且不说黑暗森林法则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挥之不去的世界大战的威胁感，也是现实民族国家核威慑政治的逻辑，四个“面壁计划”就如同四个战争替代方案，未来史学派则几乎复制了冷战中的跨学科战略智囊工作。我们从之前外星人的论断出发，三体以文革作为开始本身意味深长，这个时候降临派眼中的三体，更多是河殇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海洋文明的想象，因为伤痕产生了借西方（三体）文明之力来拯救人类自身（中华）的愿望。

与刘电工同龄的中国科幻小说作者已经步入书写如《地铁》这种科技使人异化的欧美反乌托邦的后尘相比，电工对于“科学”的理念更接近于更早一代——也就是共和国在冷战中开启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那一代人。在三体英文版自序《东方红与煤油灯》里，刘慈欣写到自己最初对于星空的向往都是来自东方红一号的发射，与这些同样深刻的是“村中的破旧的茅草房中透出煤油灯昏”，某种程度上，刘慈欣和写出《世界上最高峰奇迹》的叶永烈都继承了50-70年代对第三世界人民潜能的信心和科学乐观主义精神，虽然内涵有其不同，生活在从冷战向后革命时代过渡的刘慈欣未必对过去的革命年代有多少共鸣，更多的是借用了革命年代的持久战的经验，书写打破已有的强弱关系。

也因为此，在电工很多散落的早期中短篇里，我们依旧能看到某种第三世界情怀，在与美国或者北约的侵扰下，通常把英雄们都设置在第三世界，以第三世界的立场反抗启蒙主义式的普遍性的霸权，譬如《天使时代》和《魔鬼积木》都设置在非洲桑比亚国（亲美政府造成极端贫富分化，被推翻后，黑人科学家通过窃取变种生物技术制衡战胜美国）、《混沌蝴蝶》中的南斯拉夫、《光荣与梦想》中的受美国制裁的西亚共和国、《全频带阻塞干扰》的中国（或解体后的俄罗斯），都诠释了弱小本身蕴含的力量。

年轻时代身处冷战夹缝中的第三世界中国，一个知识分子从政治运动和高积累中走出来，就像罗辑从冬眠中复苏，人类从大低谷走出来，努力发展民生科技，是“科学的春天”，也是“卖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以“以市场换技术”的时期，是中国科技预算削减，武器和战略工程的“飞地”难以为继、逐步瓦解的时期，这个时期空气中仿佛依然飘浮这智子。

而九十年代，据说历史已经终结，末人们开始狂欢，他们绝不感谢手握两个文明的按钮以此换来和平发展的执剑人罗辑，而是选出程心这样的白左；也就是在九十年代，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优秀人才被经济学家和哗众取宠让世界充满爱的公知取代……在这样的语境里，大刘的宇宙和霍布斯《利维坦》联系在一起，在危机存亡之际，让主权者凌驾于一切之上，来换取和平，这样的刘慈欣被定义为硬核的反民主主义者，他不信任民众的理性。

而笔者认为，他更多是不满后冷战秩序里的末人，这些末人（也可以称为后现代的人类）纠结于环保、动保、性别、少数族裔的口舌之快，留恋与小资小市民式的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而不顾人类共同体的死活，不仅如此，刘慈欣的技术理性主义逻辑中的冷战幽灵还延伸到他对整个后冷战秩序不满，这种不满从《流浪地球》到《带上她的眼睛》一直到新作《黄金原野》都有体现，一句话，**苏联解体了，黄金时代奋发向上的精神没有了，****人类对探索太空和未来步伐减缓了，人们沉浸在历史终结的麻痹里，**在资源极其有限的地球内部进行着数码革命、AR和VR等感官升级，而忽略了真实的危机。

这也是刘慈欣留给我们的价值。他挑战这个精致的小时代，一定程度激活当代中国和后冷战宏大叙事，他写作里充满着紧迫的政治无意识、携带着裂隙又自洽，而恢弘的想象力工程从来都是反思历史的产物，助推我们跨过庸俗的镀金时代，重新连接历史和未来连续性的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