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草舞里飘摇的这届年轻人, 能否成长为高级驾驶员韩子昂?_风闻

冯庆

［导读］今年贺岁档的《流浪地球》作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开拓者，又附带了大刘、爱国主义、官方背书等光环，已经赚足了话题。比起天天争执《流浪地球》是“左”是“右”、是“硬”是“软”，本文可算是最有趣的讨论之一。基于电影中吴孟达所饰的韩子昂就是今天的90后一代人这一设定，本文思考：从他到刘培强到刘启这三代人之间，需要经过怎样的“情感设计”，才能实现从“爷爷”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形成的个体主义、玩世不恭的人格，转换到“爸爸”的在流浪地球计划制订时形成的热爱荣誉、行事果断的人格，最后到“我”在计划执行阶段形成的深入骨髓的集体主义人格。将虚构电影一本正经地当作历史来阐释，十分有趣可读，且不乏真知。文章原发表于“先进辑刊”公众号，感谢授权。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我是冲着吴孟达去看《流浪地球》的。90年代，我经常陪外公外婆看电视。当时中央六台常播周星驰电影，每当吴孟达出场时，我外公总会指着他说：这个人演得最坏！我至今也不太理解外公的逻辑。吴孟达是年幼的我心中演技精湛的代名词，后来会上网后，在各种论坛里，也时常看到大众对这位常青树演员的赞美。难道外公有独特的艺术品位？后来，我才明白，他老人家说的“最坏”，不是指演技，而是指角色人物的品质。吴孟达演的人物要么猥琐，要么痴傻，总之不是正经人，在这个意义上，吴孟达确实“演得坏”。

全面领悟外公的逻辑，是在某次偶然读到一个网络上的故事时，说有一个老革命退休后天天陪孙子看电视，有一天，突然看到一部日本译制过来的卡通里，有女孩子裙子被男生掀起来的情节，勃然大怒，立刻打电话给电视台投诉。当时改革春风吹拂了才不过十来年，人们依然重视作风问题。不久，该台再也看不到日本卡通播放。我外公不是革命家，但也是在革命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贫下中农，习惯了郭振清演的李向阳和祝新运演的潘冬子，吴孟达及整个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人演戏的方式对他这代人造成的刺激不可谓不强。

思考吴孟达为什么“演得坏”成了我成长中的一个关键命题。其实，外公甚至可能觉得葛存壮和陈强“演得坏”，这样一想，吴孟达也可以是一个好演员。当吴孟达近年来逐渐演得“不坏”时，我才开始恍悟：“好”和“坏”的评价尺度所仰赖的，往往不是演员的演法，而是影视作品自身投放的接受土壤。但我总是觉得，吴孟达这样不世出的好演员，在这个人人都“演得好”的时代，如果不坚持一下“演得坏”，显然是可惜的。

《流浪地球》中，吴孟达表演的一个桥段让我的惋惜得以缓和：达叔带着熟悉的猥琐笑容，用上世纪的古董VR“老婆”给派出所民警行贿，却被关进监狱。百无聊赖时，高级驾驶员韩子昂把怀旧进行到底，掏出古老的智能手机，带着百年前黑胶发烧友安放唱针般的虔敬心态，打开直播软件，在时代金曲《海草舞》中自由抖动，俨然回到了那个网红当道的黄金年代。

那个被外孙叱骂为“老东西”的1999年生人，一下子回到了当初“社会摇”的青春状态。吴孟达还是吴孟达，能演“好”也能演“坏”，“坏”得可爱。试想一下，这位面带慈祥笑容、曾参与上海建设和救灾的长者，这位行车谨慎未扣一分的高级驾驶员韩子昂，在60年前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学挖掘机操作的网吧少年。他也经历过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对象的典型迷惘，也曾泡面火腿肠有一顿没一顿，把每天打零工的钱用来“氪金”或是给抖音小姐姐刷礼物。这也就启发我洞察到《流浪地球》的青年教育意义。

韩子昂的成长是《流浪地球》之所未明言的隐藏线索。2019年刚刚踏入社会的韩子昂一代人，恰恰是电影中地球逃离太阳系计划的决策与运营一代人。电影在这个“成长”的意义上立马呈现出了思想高度。作为一部家庭伦理剧，《流浪地球》讲述了一个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务工、只能由退休老人照顾的留守儿童进入叛逆期后在公路上“流浪”的故事。外号“户口”的刘启的成长，表面上是全片的戏眼，而其背后则隐藏着其外公韩子昂的成长作为映衬。在刘启身上能看到我们今天很多00后、10后的影子：他们渴望证明自己，试图放飞自我，甚至不顾安全和黑社会交易、离家出走。可以猜想，韩子昂的一代人与这一代人有着相似的叛逆冲动和青春期血气——这一点已经为我们观影者的生活所证实。

刘启逐渐成熟的契机，是外公韩子昂的遇难。作为留守儿童，在废土气息浓重的地下城里啃蚯蚓干长大的刘启，与刷直播甚至还吃过葱花面这种上等美味的韩子昂，有着显著的代际差异。相比起在海草舞中随波飘摇的韩子昂，刘启这代没有被阳光照射过的人身上有一种显著的扁平性格。他们执意要完成自己的“目标”，无法容忍“老东西”的享乐主义和保守心态，并加以呵斥。他们所需要操心的事情，同样不再是就业、成家、买房子、养小孩，而是以后自己是去地面上开车还是在地底下写“春节十二响”的代码。一切生活都服务于宏大计划，指向一个统一的目标，每一个人都要养成与这种宏大计划相应的崇高人格。这就是“星际时代”的现状，抑或是某种人类极端历史体验的重现。

如果说韩子昂这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成长起来的青年所熟悉的社会伦理是玩世不恭、默默生息繁衍，那么，刘启这代人显然有着张思德、白求恩般的更为先进的集体意识：他们早就把自我的实现定位在了地球整体解放运动的星际历史洪流中，因此，他才会不甘在地下城里苟且偷生，而是试图回到地面，带妹妹去拜祭先人或是窥探星空。吴孟达饰演的韩子昂是幽默而随和的一代人，刘启则是激越而自命不凡的一代人。

根据喜欢仰望星空的康德在《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中的说法，这两类人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热爱荣誉又性情刚烈的一代人，也就是那个危机时能立马决断的“英雄父亲”刘培强。作为宇航员，刘培强被教育为除了具有技术知识，还具有非凡的冒险意志，这决定了他会牺牲自己以拯救地球。可以想见，在过去“流浪”的十七年当中，像刘培强这样为宏大计划而献身的人数不胜数。这让我们感到惊奇：韩子昂这代人显然考虑到下一代不得不牺牲的残酷现实，但在海草舞的节拍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竟然会相信“子子孙孙无穷匮”，埋下未来崇高计划的“火种”，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回想一下过年时身边那些天天流着鼻涕、缠着你要压岁钱玩游戏的堂弟表妹小侄子，他们会有如此高尚的觉悟么？

在刘启乃至于刘培强的成长叙事之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叙事线索或者说问题，那就是：海草般随波飘摇的一代人是如何成长为高级驾驶员韩子昂的？从我们今天到地球开始流浪的这几十年里，人类到底经历了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这代人给后面这代人提供了何种教育的契机？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这代人肯定看过《流浪地球》。再迷惘颓废的青少年，在《流浪地球》这么居安思危的作品刺激下，也必然会思考自己要是有一天被流星砸中是否还有医药费看病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主题沉重、内容崇高的作品涌现，相信一定也会对子昂、子轩、雨桐、梦曦和若涵们产生一些影响。

比起天天争执《流浪地球》是“左”是“右”、是“硬”是“软”，品味电影中这种危机意识及其教育意义，让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人把这种意识纳入自身，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思想工作。“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如果不是因为面临残酷的生存危机如异族入侵、天灾降临，人类文明不可能殚精竭虑地发展下去。没有波斯帝国的压力，就没有希腊城邦的联盟；没有匈奴、蒙古和穆斯林的鞭笞，也就不会有现代欧洲的“武德丰沛”；没有《马关条约》也不会有维新改良；没有冷战格局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

青年一代人当然也就需要在现实或虚拟的生存危机中培养更加敏锐且严酷的品质。在“五四”过去百年的今天，面对着“子昂”等随心所欲的一代人，我们又应当怎样引导他们成为真正熟悉道路、安全驾驶的老司机，让他们背负拯救地球抑或教育子子孙孙拯救地球的重任？可能讲述一个“居安思危”的故事，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有些看似大而空的危机叙事，从我们的祖辈、父辈一路传下来，似乎早已被和平的愿景驳倒，但却如地火般幽幽燃烧，期待重新喷涌出地面，射向天际。《流浪地球》里依然有国旗，有不同的语言，甚至有派出所，这暗示我们人类的残忍与愚昧本性绝不可能因为一个名义上的联合政府就被彻底根除。雅尔塔体系在全球流浪的时代，也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其实，从地心说崩溃的中世纪晚期开始，地球的流浪就已经启程。按科瓦雷的说法，让人类从神学“囚笼”中解放的“日心说”背后，实则隐藏着“无限中心”的伦理恐慌契机。“无限中心”意味着无限划分的人类生存空间，意味着人类群体不断的原子化，甚至意味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民族国家的崛起，恰恰基于这种普遍“流浪”的现代性机制。

就此而论，在未来叙事当中让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去“浪”，除了必然引发“浪漫”的游牧主义的英雄想象，还可能引发另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结论，那就是永恒的冲突与战争。在电影中其实已经暗示了北半球对南半球的全面控制，也暗示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全面主宰。火石必须从中国运到印尼，并非什么情节上的BUG，而很可能在暗示最顶尖技术在流浪世纪依然被大国垄断。地球人提防自己人的特性从未改变。所谓联合政府在整部电影中显得只是广播员，这与今天的联合国本质并无不同。在遭遇低级的木星危机时人类之所以显得无能为力，甚至想出让空间站逃亡的“火种”策略，很可能因为决策层里有些大国想要当“选民”、修“方舟”，“独善其种”，进而不得不过度宣扬“大洪水”般的灾难危机，彻底让地球化为“原子”。

电影安排以色列科学家提出“地球派”的解救方案，很可能是一个微妙的反讽。让地球去流浪的构想，源于古老的游牧民族记忆，也源于开辟新航路、重新划分时空的现代性记忆。现代性“世界历史”的马蹄声既然没有消停，何谈星际历史？一切都不过是对现实的模仿。

当然，唯有在少数人渴望“光荣孤立”的时代，试图重振普世愿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才显得格外有意义。而要实现这个普世的共同体，就必须重新整饬思维，反省除了“联合政府”这种蹩脚的政治动员方式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更加根本的任务或者说事关人类本性的情感维度的“设计”必须首先完成。

《流浪地球》是一个古老的现代性隐喻，其主角是渴望挑战世界历史残酷定律的三代人。

如果说，刘启是未来大同世界不断“先进”之“希望”的启蒙者，刘培强是牺牲自我夯实对人类命运“信念”的“培养者”，那么韩子昂就是作为最初动力的“爱”的奠基人。我们这代人最为熟悉的价值话语，就是爱与同情。作为热衷于“VR老婆”的一代人，韩子昂的人格里充满了爱欲。但更重要的是，他这代人能将爱欲从个体色欲转化为拯救漂浮女婴的博爱，转化为默默奉献集体的友爱和养育儿孙的慈爱。

这种最基本的人道之爱，并不需要极高的修行和决绝的自我捐弃来实现，但却是信念与希望的崇高情感的最初起点。如果不是数不胜数的平凡朴素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养育了“留守”的数代中国人，今天的我们又怎么有机会健康成长，在网络上奢谈量子力学人工智能冲出太阳系等宏大愿景？从“家”到天下甚至天外的这种情感纽带，康有为谭嗣同那代人早就用一个“仁”字一言以蔽之。

若要讲感情，中国人是“世界第一等”，这也是《流浪地球》近乎“抒情”的美学品质的源头。只是这种抒情的成分没有得到节制和驯化，让许多应当凸显的未得到凸显。中国抒情美学的要诀在于文质彬彬、有情有义。“义”或者“文”的维度如果有所缺位，情质也就很难得到全面的宣泄。韩子昂牺牲后，电影的情感一下子凝聚为豪迈的愚公移山的决断气质，而不再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较能够认同的拳拳亲恩，进而形成了情绪上的代际断层。就像上一代人与我们这代人之间有崇高与幽默的美学张力一样，银幕前的我们/韩子昂一代人与刘培强、刘启这代人之间也有显著的情感隔阂。于是，怎么在我们这代人缔造时代叙事的过程里召唤出让韩子昂得以成长并培养出刘培强、刘启的代际桥梁，也就成了一项重要的艺术议题。

从艺术手法的角度来说，要完成这项教育任务，我们不妨在《流浪地球》中加入更多“古典”的因素，使之显得更加“传统”，进而引起我们这些尚活在安稳小时代的“古人”的共鸣。除了“亲人两行泪”、把玩古董红白机的社会人和撸串店之外，我们还可以设计这样一些更具亲和力的桥段：在耄耋之年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影帝吴X凡老师号召自己的数亿微博粉丝加入到推动撞针的事业当中；《X者荣耀》的几十届世界冠军团结起来执行极限操作运送火石；年过期颐的国宝级美学家冯X不愿在地下洞穴中生活，选择在朝天门广场看地面上的最后一次日落；地下城课堂上朗读的课文是前作协主席刘X欣的《乡村教师》……

原谅我为了调动读者情感使用了排比句式。其实，如果真要做到抒情与义理两不误，电影艺术的重点显然不在于将强烈的思想化为台词，而在于让艺术化的人格按自己应当具备的思路去思想。韩子昂的人物设定就是一个美感化、日常化的亲和人格，而刘氏父子则在崇高与激越中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土壤形成了道德断层。作为贺岁家庭伦理剧，《流浪地球》中的吴孟达显然更加贴近中国当下的“土壤”——谁能比达叔更接近我们这代人“Peace and Love”的“地气”呢？

由韩子昂的人设问题，我们可以把握到《流浪地球》中真正有意义的青少年教育的社会现实问题。思考我们时代的青年心态，让“地气”渐渐升腾，庇佑子子孙孙朝向星空不断生长，或许才是中国电影的美学使命。许多年后，当我们成为外公、抱着孙子看电影时，我们会聊的很有可能不是宇宙中有多少光明和黑暗，而依然是“你应该学习成为什么样的人”。至于科学与“科幻”等议题，就留给少数“有心人”切磋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