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中国不存在金融政策对民企的“误伤”_风闻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误伤民企？十九大报告撰稿人解读金融监管政策》。文中说：

    【虽然去杠杆、严监管的金融政策的大方向非常正确，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现行的金融体系结构下，上述金融政策误伤了很多民营企业。因为最近几年来，民营企业在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获得贷款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众所周知，我国民营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达到60%左右，但其在银行系统获得贷款的比重是要远远超过其在经济中的比重。这样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民营经济就更多依靠了表外融资，一些非正规渠道的融资。而严监管的金融政策恰恰是要治理这样一些表外的金融业务，切断了这些融资渠道，这样很多民营企业就面临失血的情况。因此，有些民营企业不得不将股权质押。】

    【我们金融行业占GDP的比重从4%升高到8.4%用了大概10年，而美国的这个比例从4%升高到7%却用了40年。

       金融业的快速增长，其增加值从哪里来呢？杨伟民举例称，从我们居民房贷上的收入、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和再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上得来的。“也就是说，金融业的增加值是从居民、非金融企业等实体的利息收入，利息是主要来源。”这样也就意味着，金融行业发展越快、增长规模越大，居民、企业负债的利息负担也就越重】。

        分析归纳有以下几点：

        一、我们的金融体制是对民企不利的；

        二、我们的金融业增长太快；

        三、我们的金融业发展加大了居民和企业的利息负担。

        首先，【最近几年来，民营企业在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获得贷款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众所周知，我国民营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达到60%左右，但其在银行系统获得贷款的比重是要远远超过其在经济中的比重。这样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民营经济就更多依靠了表外融资，一些非正规渠道的融资】，意思当然是中国金融政策对民企有特别的不利、

        那么，看看我们的金融体制是不是对民企不利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在他2016年的《政策不确定致杠杆率“国进民退”》的演讲中指出：

        【从2003年到2007年，国企和民企的资本负债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动。但从2008年开始，两者的资本负债率发生了分化，国有企业的资本负债率从2007年的304%上升到2013年的350%，而同期民营企业的资本负债率则从292%下降到206%。】

        他用“国进民退”来概括杠杆率的这一变化。并认定，民企杠杆率降低的原因，在于政府的政策不确定。

        这个分析中，逻辑非常的奇怪：

        我们知道，【从2003年到2007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呈现过热的时期。经济过热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微观经济中利润空间比较明显，资本投入积极性高。这个时期【国企和民企的资本负债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动】；

        【但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走坏的影响下，经济增速除了四万亿投资导致的阶段性回升以外，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当然是微观经济中利润空间缩小，资本投入的积极性降低。

        这个时期【国有企业的资本负债率从2007年的304%上升到2013年的350%，而同期民营企业的资本负债率则从292%下降到206%】。

        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被总结成为【政策不确定致杠杆率“国进民退”】，而不是因为民营企业面对不良经济环境的资本退缩？

        我们知道，当经济增速过快的时候，政府会采取措施收紧信贷，以抑制经济过热：

        【2003年6月以来，央行陆续出台了一些收紧信贷的措施，包括121号文件的出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浮息制度、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限制或禁止向五大过热行业投放信贷资金等货币政策。

        其中，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最严厉的工具之一，央行连续动用这一货币政策工具，旨在遏制贷款过快增长的势头，是信贷紧缩的明显信号。随着各项政策的陆续出台，各地贷款增速明显放缓，特别是2004年以来增速逐月下降，宏观调控效果逐渐显现】——摘自百度“信贷搜索”.。

        而在这一段央行紧缩银根的时期，【国企和民企的资本负债率水平非常接近】，说明在经济过热时期，民营企业的杠杆水平至少没有受到特殊的政策影响。

        当经济增速偏低的时候，政府会尽可能放宽信贷，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政府为了保持促进经济增长能力的增强，当经济增速偏低的时候，必然会努力采取有利于民企增加投资的政策。

        也就是说，相比于经济增长快速的时期，政府在支持民营经济方面，如果有【政策不确定】现象，那也是从相对不太有利于民营企业，向更加有利于民营企业改变。因此今天民企杠杆率不应该因为【政策不确定】而降低，反而应该呈现出杠杆率更高现象才对。

        可是按照黄益平上面的分析——而且也确实是事实——结果来看，却是政府在为控制经济过热而收紧信贷的时候，民企杠杆率相对较高；当政府努力要促进民营企业增加投资的时候，民企的杠杆率却下降了。

         也就是当经济过热时期，政府收紧信贷的措施并没有能够降低民企的杠杆率；

        而当政府需要民营企业加大投资，并陆续推出一些列优惠政策的时候，民企的杠杆率却在逐步降低。

        这除了用市场利润空间缩小，导致民营资本退缩来解释，应该找不到其他的理由了。

        事实上，当因为国际经济环境不好，导致国内外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使得民营资本出现退缩现象的时候，国企执行政府稳住经济发展态势的要求，通过加大杠杆，增加对于市场的有效需求，才是稳住民营资本对于市场的信心，而没有进一步逃离市场的必要条件。尽管这么做的结果是国家财富的流失。这也是导致国企最终会要退出市场的经济规律现象。

        因此，用所谓的“国进民退”这个贬义词来表述国企的高杠杆现象，是不懂经济规律的表现。他不知道，如果这个时期国企也降低杠杆率，必然导致市场的有效需求进一步萎缩，利润空间进一步降低，民营资本逃离市场的行为会更加严重，也就是民企的杠杆率会更低。

        有人会说了，民企杠杆率偏低的原因，是他们的信贷环境不利。然而这是出于偏见的错误观点。

        首先，民企的信贷环境的相对不利不是自今日始，【从2003年到2007年】乃至于更早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一直以来在逐渐改善过程中。这个事实不能不看到。

        其次，民营企业多半是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的信贷环境比大型企业相对要差一些，这是市场规律现象。美国的中小型企业的信贷环境也比大型企业差。

        因为银行信贷要追求两个根本目标：

        1、贷款的安全性；

        2、贷款的效益性。

        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的贷款风险要大一些；相对于国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贷款风险要大一些。我们看到，即使在美国，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政府也会用国家资本拯救大型企业，不独中国是这样。国企的贷款安全性确实比一般的民企要高。

        在贷款效益方面，银行做一笔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有一个最低成本。因此，对于大型企业的贷款发放，边际成本相对较小，而边际效益明显大很多。相对于国企，民营企业的贷款安全度较低、边际效益较小，他们面对的信贷环境较差不是很合理的吗？

        而中国的民营经济就是在这样的信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从2003年到2007年】，他们在这样的信贷环境下，实现了与国企基本相当的杠杆率，今天他们在事实上已经比过去宽松了一些的信贷环境下，杠杆率却大幅度降低了，原因只能是市场利润空间不足，使得民营企业退缩了，而不可能是因为【政策不确定】导致的。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杠杆率“偏低”的原因在于市场规律，与国家的政策没关系。因此特别的提出要在金融政策上对民营企业增加优惠，是违背市场规律要求的。会导致宏观金融风险的增加，事实上也是违背民企的根本利益要求的。

        因为当经济前景不看好的时候，人为地向民营企业增加信贷供应，同时减少对国营企业的信贷供应，一方面会增加一些民企在市场不好环境下增加杠杆的欲望；另一方面国企对市场的资源供给与有效需求会相对减少。结果会导致民营企业的杠杆风险增加，同时经营困难增加。

        从上面这个分析来看，中国的金融体制过去不存在对民企的特别歧视，今天在政府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民企金融支持的环境下，更不存在对民企的“误伤”。存在的是过去为了特别扶持民企，而出现一些违背正常金融规律的现象，到今天不得不予以纠正。

        再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史来看：

        1978年前，中国民营经济几乎完全空白，从1978年民营经济从业人员数量只有14万人这个指标分析，当时的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应该不到1%。而到了2017年，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60%！经济总规模超过7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即使将中国的国营与外资经济规模剔除，只计算民营经济部分，也是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GDP从只相当于美国的不到3%，上升到今天的相当于美国的70%，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大约为美国的3倍多；那么同期中国民营经济规模从不到GDP的1%上升到超过60%，期间的民营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会低于GDP增速的3倍。

        两个三倍相乘，中国民营经济这期间的增长速度就应该是美国经济增速的9倍！    

        说中国民企是在对他们特别不利的金融环境中如此迅速发展起来的，可信吗？ 

        其次，中国的金融业是不是增长太快呢？     

        安联集团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人均金融资产净值从2000年的全球第40位上升至第27位，为1.2765万欧元（1欧元约合7.84元人民币）。

        单单一个绝对数根本无法观察出存在的问题与取得的成就。怎么办？必须进行横向比较后才能得出准确客观的结论。那么，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净值与其他国家比较如何呢？

        2016年排名第一的是美国，人均金融资产净值为17.72万欧元，之后为瑞士（17.57万欧元）、日本（9.68万欧元）、瑞典（9.50万欧元），德国为5万欧元。美国、瑞士、日本、瑞典、德国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分别是中国的13.88倍、13.76倍、7.58倍、7.44倍、3.92倍。      

         这里面，除了放弃了自己独立货币的德国，其他国家的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对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净值的倍数，都超过了他们国家人均GDP对中国人均GDP的倍数。        

        比如，美国人均GDP约为中国的7倍。然而他的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却几乎是中国的14倍！也就是他的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对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净值的倍数，相当于他的人均GDP与中国的人均GDP的比值的2倍！        

        这说明，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净值追赶美国的速度，比中国人均GDP追赶美国的速度慢了50%！原因当然是中国的金融业发展速度明显慢于GDP的增长速度！        

        有人会拿德国来说事。可是德国是欧元区国家，是这个统计对象中唯一没有自己独立货币的国家。因此正好是不应该拿他来做比较。        

        所以，如果把德国这个特例排除出去，我们从这个统计中可以得出结论：越是经济水平高的国家，其金融业占国家财富比重越大。

        据有关数据，美国69%的就业人口是从事金融业的；而中国的金融从业人数仅为800万！由此可见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业的规模之大！

        而这个现象的形成，必然是以发达经济体在经济成长过程中，金融业的发展速度大幅领先于其他行业为条件。当他们的金融业已经发展到了严重超过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以后，金融业的增长自然就会慢下来。

        建行董事长王洪章说：【2015年和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年度GDP的比重连续两年达到8.3%，超越了美国这个世界头号金融强国的7%。】

        他同时应该看到的是，2000～2010年，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均值为7.95%。而中国在2012、2013、2014三年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6.51%、6.92%、7.25%，均明显低于美国的十年均值。

        至于说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了美国，首先是因为经济增速快——这个快是以几倍于美国的经济增速体现的，当然同时也要看到，这个比值的上升伴随的是GDP增速的下行；

        其次是伴随经济增速相对较快，通胀率略高——这个略高的通胀率，却是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在努力要达到而不得的水平。

        这说明，一方面，中国近年来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美国的同时，伴随的是中国经济增速的相对快速，说明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上升，没有拖累GDP的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上升，原因更多的在于GDP增速的下滑，也就是其他行业增长速度趋缓的结果。

        因此，今天中国经济中出现的这个结构变化现象，需要努力做的不是压制金融业的顺应市场发展，而是努力通过促进实体经济的生产力进步，实现其他行业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

        而其它行业的增长速度要提高，问题不在于金融业的压制，而在于本身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生产力进步不足。 

        既然中国的金融体制不存在对民企的特别歧视，发展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那么，说因为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企业与居民的利息负担，就没有道理了。

        金融业的收入有两个方面：

         1、利息收入；

        2、金融企业直接经营利润。

       中国的金融业仍然处于发展中阶段，依然是以利息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因此，指责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支持作用的金融业增加了企业与居民的利息负担 ，逻辑上就是要让中国金融业在相对发展不够快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慢发展速度。如果这么做了，其结果必然是中国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这里就不说负债与付息是市场主体之间的自愿行为了。

        至于说金融业将来会发展到收入主要依靠直接经营利润，那未必是好事。

        因为金融业如果不再以利息为主要收入来源，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而在虚拟经济领域获取更多收入。就像美国金融业聚集大量财富的同时，伴随的是经济增长长期在停滞线上下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