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代蛰居者的困境_风闻

利维坦按：关于网络一直有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一话题可能自其诞生之初就存在，即“互联网究竟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还是让人跟人更加疏远？”只可惜这个问题所对应的答案永远不是二元对立的，我们一方面乐于接受科技带来的便捷性与高效，另一方面无疑也在承受着负面影响。

都说人类是群居动物，但每个时代恐怕都有一小撮人选择了独处的生活状态。过去的人将他们称为隐士，现代人则以“死宅、蛰居者”等词指代这撮“出世者”。与过去不同的是，科技与网络的存在使得人类看起来的确可以离群而居，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并且看起来似乎更加严峻。

文/Edd Gent

译/Yord

校对/Rachel

原文/www.bbc.com/future/story/20190129-the-plight-of-japans-modern-hermit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Yord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利维坦立场

该文插图来自摄影师玛伊卡·艾兰（Maika Elan）

在现今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与世隔绝并非易事。源源不断的电子邮件、信件、推特、点赞、评论和图片将我们裹挟进现代生活的洪流。

但在日本，有50万人像当代隐士般生活着。他们被称为“蛰居族”（Hikikomori）——从社交中彻底抽身、通常连续数年闭门不出。根据一项官方调查，日本“蛰居族”人数大约在541,000（占日本总人口的1.57%），但许多专家认为总人数应该高得多，因为这些人可能在数年之后才会寻求帮助。

人们一开始觉得该现象为日本独有，但近年来，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此种案例。在与日本毗邻的韩国，一项2005年的调查估测国内有33,000名青少年（占该国总人口的0.3%）处于社交隔绝状态。在香港，一项2014年的调查显示该比例为1.9%。这一现象并不只是发生在亚洲，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遭遇了同样的境况。

（www.ncbi.nlm.nih.gov/pubmed/25063752）

目前尚不明确该现象是否源于自我意识增强或成长问题，但全世界越来越关注社会隔绝现象。英国在1月任命了首位处理孤独感的大臣。英国国家统计局最近的数据显示，在16岁至24岁的人群中，有10%的人表示“总是或经常”感到孤独。

在关于蛰居族的调查中，一个具有争议性但普遍存在的主题是现代科技带来的隔离影响。尽管这其中潜在关联尚未定论，但人们担心从日本社会中消失的这一代预示了我们日渐分崩离析的社会。同时，科技也许有助于把他们从社会边缘拉回来。

蛰居族这个术语，为日本心理学家斋藤玉城（Tamaki Saitō）所造。他在1998年撰写的《社会退缩——无休止的青春期》（Social Withdrawal – Adolescence Without End）一书中组合了该词语，通常可用来指蛰居现象或采取该种行为的人。如今，最普遍的标准是物理意义上的隔绝、社交回避及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心理压力。

该种情形最初被视作“文化限制”，因此有理由认为日本社会极具脆弱性。加藤贵宏（Takahiro Kato）如此说道。他是福冈市九州大学的精神病学副教授，同时研究并寻找治疗蛰居族这一问题的方法。

加藤说道：“日语里有句著名的俗语，叫枪打出头鸟（译者注：直译是“突出的钉子会被敲平”，此处采取意译）。”这位身高一米八八的医生半开玩笑地补充道，这就是他走路有点驼背的原因，因为这样才不会显得自高自大。他说，严格的社会规范、父母的高期望及耻感文化，导致日本社会极易滋养出自卑感和渴望保持低调的心理。

由于对教育和工作的期望很高，蛰居者经常感到被孤立。

友木（Tomoki）今年29岁，于2015年辞职。他告诉我他曾决定重返职场，并定期去招聘中心。除此之外，他几乎每天都去参加宗教小组，但该小组带头人开始公开批评他的态度，批评他不回去工作。当他不再参加活动时，带头人一周给他打好几个电话，这种压力和家庭压力共同导致他彻底回避社交。（为保护隐私，本文所有蛰居族的名字均为化名）

他说：“我很自责。我不想看到任何人，不想去外面。”

“学校是种单一文化，每个人必须持有相同的意见。如果有人有不同的意见，那他就会遭到孤立。”

在福冈市的蛰居族援助中心，蛰居族逐一在Yokayoka房间（当地语言中意为“放轻松”）里描述他们感受到的压力。一位叫晴（Haru）的34岁的来访者说，“学校是种单一文化，每个人必须持有相同的意见。如果有人有不同的意见，那他就会遭到孤立。”

加藤说，要想达到日本社会的期待也变得更困难了。经济萧条和全球化冲击了日本的集体主义和等级传统，带来了更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主义的西方世界观。英国的父母也许会忽视孩子拒绝出门的情况，但日本的父母则会产生强烈的义务感，去毫无条件地支持孩子，而耻感通常会阻碍他们寻求帮助。

然而，越来越多的蛰居现象发生在日本之外的地区，这使得人们开始质疑该情形是否真由文化限制而致。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加藤和美国、韩国及印度的协作者一起，在这四个国家中寻找满足临床标准的案例。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573567/）

艾兰为34岁的中村郁男（Ikuo Nakamura）拍的照片，他已经在房间中待了7年。

主要作者艾伦·泰奥（Alan Teo）是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他说时常有自检出该情形的美国人联系他：“人们潜意识里认为蛰居族现象最普遍的地方一定在日本。如果你正儿八经测得这种现象是多么普遍，那么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些意料之外的信息。”

西班牙精神病学家安杰利斯·玛拉贡-埃莫（Angeles Malagon-Amor ）在巴塞罗那一项家庭治疗项目中偶然发现了这个问题。她和同事频繁发现病人在长时间内躲避社交，并联想至日本蛰居族文化。2008至2014年之间，他们共遇到190个案例，虽然这是他们手里最新的数据，但这只是该项目扩展之前的。她确信，这只是冰山一角：“那时，在一百多万的人口面前，我们只有两个精神病学医师和两个护士。我想肯定还有更多案例。”

但建立一个更广义的解释十分棘手。大量研究发现蛰居族通常会同时出现精神失调或发育障碍，种类和严重程度千差万别。触发原因也可能多种多样，从工作压力到紊乱的家庭因素等不一而足。

泰奥说：“蛰居族为何如此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不存在某一个解释，而是许多因素交织缠绕在一起。”

一个经常被讨论的因素是科技（像网络、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已是心理健康调查中热火朝天的争论对象。和我聊过的许多蛰居族都是网络和电子游戏活跃用户，且多项研究也都发现他们使用科技的程度很高，但这远非普遍之象，其中的本质关联尚不明晰。

在韩国，一个人若保持至少三个月以上的隔绝状态，就可称之为 “oiettolie”（大意为社交隔绝者），这其中关联已被进一步确认。在2013年一项针对43位“oiettolie”的研究中发现，将近十分之一的人已被视为网瘾者，另有超过一半的人被认为极易对网络上瘾。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1111/pcn.12043）

崔泰英（TaeYoung Choi）是韩国大邱天主教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和研究员，致力于该项研究。他认为科技并非社会抽离的必然原因，但可助长并加重该现象。他说：“有些人可能因为使用科技而加深孤立状态，这使得此种孤立更加牢固严重。”

瑞奇·库克（Riki Cook），30岁，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的家人住在夏威夷，而他独居在日本。

在2018年针对巴塞罗那的蛰居族的一项研究中，玛拉贡-埃莫表示他们发现仅有30%的人表现出网络上瘾症状，但该人群年纪偏小。所有190个案例中，人群平均年龄为39岁，而该组网络上瘾人群的平均年龄仅有24岁。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5178117317341?via%3Dihub）

她说：“现在看来，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我认为，对于这些与世隔绝、有网瘾的年轻人，几年之后问题会大得多。”

加藤说，科技的影响也可能更加微妙。电子游戏已经改写了游戏的本质。比起不可预测的现实世界，儿童在受控制的虚拟环境中耗费了更多的时间。同时，网络、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使得间接沟通远比面对面沟通普遍。

“如今的社会没有风险，没有直接沟通。”加藤如此说道，“人们很轻易就能按下重启键并撤销，失败的体验非常少。”他认为这对儿童的成长是有害的，因为这使得他们更难从挫折中复原、更不擅长人际交往。他补充道：“就如同你需要暴露于灰尘中以培养免疫力，你同样需要暴露于危险和失败中，才能培养抗压力和独立性。”

在“放轻松”房间里，病人表示他们感觉在网上聊天更自如。当我问为什么时，他们说因为在网上谁也不认识谁。27岁的一花补充道，他喜欢这种总是按自己意思来互动的感觉。

此种沟通方式的局限性也有所显露。对于网络聊天的流于表面及规避冲突的轻而易举，32岁的雏田（Hinata）忧心不已，“我们总是试图和意见一致的人做朋友，这样我们就能更自在地发表评论。”

崔表示：“蛰居族这一全球性现象的加剧，技术本身绝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但他认为我们在网络上购物、游戏、社交的能力渐增，而无需在现实世界中与他人互动，这可能会加剧社会隔绝。

和电话、电邮及社交媒体沟通相比，面对面沟通能减少抑郁风险（不管是当面还是视频聊天）。

泰奥说，只是还没有足够的研究得出任何决定性的论证。但他说部分基于蛰居族领域之外的研究，这种情形确实和他感受到的一致。他的实验室在多项研究中已经发现，和电话、电邮及社交媒体沟通相比，面对面沟通能减少抑郁风险（不管是当面还是视频聊天）。

“如果让网络互动取代面对面沟通，我认为我和其他人所做过的研究已显示这是有问题的。”他如是说道。

沟通的方法

泰奥说，尽管如此，我们万不能将科技妖魔化。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并不是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本原因。它们是沟通的工具，既可善用，也可滥用。

尤其是网络还打开了一扇窗，我们得以窥见蛰居族的隔绝生活。去年，泰奥和中国研究者利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软件，对回避社交的青少年进行调查。该种方法使得每位研究者仅花费7.27美元（5.53英镑）就能联系到137个人。其中五分之一的人都处于某种程度的社交回避状态。这表明它可能是一种接触隐藏案例的低成本方式。

线上和线下世界日益增强的互联性也可能帮助蛰居族重返日常生活。2016年加藤发表了一项案例报告，其研究对象在下载任天堂红极一时的手游《口袋妖怪Go》后，突然开始日常外出。

该游戏采用增强现实技术，将数字生物叠加到现实世界，玩家为了收集游戏道具需要闲逛。加藤认为这架构了现实和虚拟世界的联系，能够帮助鼓励蛰居族走出家门，甚至能给卫生工作者进行首次接触带来便利，尤其是可以按照病人的需求调整方案。加藤说，举个例子，这种游戏可以进行调整，因此珍稀的游戏生物可以出现在蛰居族支持中心。

同时，他开始和一家日本公司合作以开发一种机器人，它能以一种可控的方式将蛰居族重新引入社交生活。香港的研究员已成功用狗来达成类似的目的，这在加藤看来可作为一种模板。“但是日本人喜欢机器人！”他补充道。

也许还有技术含量没那么高的方式可以利用蛰居族和科技的这种关系。松山信一郎（Shinichiro Matsuguma）是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院的博士生，专攻正向心理学。他建立了一个叫作优点协会的非营利性组织，以帮助蛰居族恢复正常生活。他利用正向心理学理论（其关注个人优点而非缺点），给32名患者提供指导。因为大部分患者都玩电子游戏，因此该疗法通常包含讨论打游戏的风格和动机，以找到每个人的如团队合作、策略性或领导力等优点。

他说：“很多人，甚至包括他们的父母，都将蛰居族视为一事无成的人。但在我看来，他们正通过电子游戏培养优点。我总是告诉他们，你玩电子游戏时，就是在培养适用于不同人生领域的优点。”

建立这些优点不仅助于培养自尊心，他说道，也是引导患者重返社会最好的方法。尽管该方法有待科学验证，但他说几乎80%的人已经开始迈出重新融入社会的第一步，比如重返学校、大学或职业培训。

远程咨询

不过，专家同意没有比直接社交和强化治疗更好的方法了。本田洋子（Yoko Honda）是一位临床精神病医师，负责管理福冈市心理健康和福利中心。她称日本政府已经敦促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给蛰居族提供远程咨询，但他们拒绝了。

“仅仅一条推特状态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焦虑或情感。”她说道，尽管她同意这可能有助于接触到新患者。

除了治疗潜在精神疾病的心理疗法和药物疗法，他们的一项核心策略是利用家庭培训来修复失调的家庭环境。“放轻松”房间也可以给那些正处于康复过程中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来结交类似的人并重新学习已经衰退的社交技能。但她说每个案例的性质不一，使得治疗起来也很棘手。

她说：“我们希望给所有这些蛰居族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持。但我们总是人手不足、时间不够。”

玛拉贡-埃莫在她为期12个月、针对巴塞罗那蛰居族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些信息。那些接受了更多强化治疗的人反响更好，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医院接受的治疗。相对弱化的门诊服务则对应着更高的治疗放弃比例和通常更加糟糕的孤立状态。她说：“他们是非常脆弱的患者。”

我们尚不清楚西方世界是否应为此类病患的席卷而来做好准备。但社会隔绝可能是其他病症的一个特征，如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因此玛拉贡-埃莫认为西方世界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借鉴许多。

不论该现象的规模如何，泰奥都希望，通过关于蛰居族的研究，我们能进一步理解社会联系对于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他说：“当我和蛰居族的父母交谈时，我很清楚社会隔绝正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它会波及个人、家庭和其他人。”

“因此对于社交障碍和社会联系方面的问题，我们尚未在医学上给予足够重视。我认为现在通过蛰居族，通过对孤独感给予更多关注，我们终于开始将这些问题视为健康问题。这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