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两端的美与苏_风闻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小编微信号zggjls01，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美苏战时的盟友关系如何在战后破裂？影响了国际格局和政治生态四十多年的冷战又是如何拉开序幕的？

▼

二战后初期，欧洲一派和平景象。 参加抵抗运动的各派政治力量都设想着维持战时的合作。

斯图尔特·休斯在《欧洲现代史(1914-1980) 》中写道：“这是抵抗运动的幻想──既模糊而又豁达大度。这一想法和人民阵线的理想相似，但超过了战前仅仅是一时权宜之计或最低纲领的概念，体现了欧洲社会的一个全新观点。 它在人民阵线的社会正义目标上又加上了基督教民主党的阶级调和的理想，它想通过创造一个新的和没有宗派的社会主义， 在共产党人和民主派之间的鸿沟上，在使天主教徒和反教会者长期分裂的隔阂上架起桥梁。”

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战争的胜利者，也是做的如此的想法。

然而，这看似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景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浓密的乌云， 远处隐约可闻的阵阵雷声使人们难以摆脱阴霾满天的印象。

在德黑兰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 罗斯福和斯大林曾想当然认为：美国与苏联已经忘记过去的不愉快，美国和苏联应该共同主宰世界。罗斯福因此提出了设立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四大警察”的想法，目的就是由美国和苏联拉上英国和中国两个“穷伙伴”， 共享世界大家园“盟主”的福份。

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必然的基础便是同苏联达成牢固的协议，从狭义上讲，两国当中任何一国也不仰赖于另一国，但是，从较广泛的意义讲，照我的看法，两国之中任何一国都只有在同另一国进行合作的条件下方能确保自身的安全”，为此， “两国政府须得明白：在国的事务方面，它们的方针，只能永远并行不悖，任何时候也不可相互对抗”。

尽管德国和日本相继投降后，美苏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历史使命结束， 结成战时联盟的军事基础已不复存在，但罗斯福和斯大林原都认为美苏战后合作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 苏联还曾试图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分得60亿美元的“美羹”。

但是事非人愿，战争结束后，美国和苏联，美苏两国首脑们发现：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少，彼此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相互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相互间的不信任感越来越深。 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初抱怨：“要想找一个方法来和苏联相处很不容易”。

战后的数年中， 苏联势力在东欧的“凯歌行进”，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使美国为之惊恐。 美国政界的死硬反共人物感叹：“共产主义成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每一变动中，我们总能看到有‘莫斯科共产主义’在插手。 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是一种国际阴谋，像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上最远的各个角落”。

美苏的政治裂痕日益扩大，美苏战后和平合作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建立起来， 最终导致联盟的公开破裂。

1945年3月12日， 罗斯福逝世。当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来到克里姆林宫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默默无言地紧握着哈里曼的手大约有30秒钟之久，竟忘记请客人坐下。斯大林连连对哈里曼说：“我们是好朋友，是很好的朋友”。

由于罗斯福是任期未满就突然去世的，因此他的职务由副总统杜鲁门代理。杜鲁门是一个极为保守的人物， 他的性格和为人与已故的罗斯福迥然相异。罗斯福出身豪门大族， 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欧洲式教育，14岁进格罗顿公学读书，18岁就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罗斯福仪态优雅、 举止潇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著名的“罗斯福笑容”和“炉边谈话”几乎成了美国的象征，也变成了美国以及同盟国的“安慰剂”。杜鲁门则出身于美国西部的一个农场主家庭，在他的身上更多的体现出的是西部牛仔的风格，豪爽、粗鲁、好斗。杜鲁门一直为自己能够身体力行、从事粗活和其他的体力劳动而自豪。

显然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美国领导人的变更没有精神准备， 但是斯大林还是对杜鲁门的就任表示了礼节上的祝贺，斯大林在致贺信中表示：苏联和他本人坚信“各大国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得到很好的贯彻。

但是杜鲁门一上台，就改变了美国对苏联的态度。 他1945年4月20日和23日连续召开会议，召集主要外交和军事顾问开会，商讨对苏政策问题。 当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报告苏联打算强迫美国和英国承认亲苏的波兰临时政府时，杜鲁门语气强硬地说：“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我们与苏联的协定，迄今为止，只是一种单行道， 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他认为：“如果雅尔塔协定的一个方面不被遵守”，他就要认为“整个雅尔塔协定将不再为大家所遵守了”。 杜鲁门宣布：“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的肩头，美国在世界处于领导地位”，他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中，我准备采取坚定态度”，美国对苏联“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 他认为：“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的抗议，另一次大战就可能爆发”。 他在国会上强调：美国应该改变对策，遏制苏联国际地位日益上升的的势头。

1945年，由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相继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及其特有的影响， 使美国政界和军界的一些要人们改变了对战争和世界局势的看法。

杜鲁门认为这是自“诺亚方舟之后，幼发拉底河谷时代预见到的毁灭之光。……美国不必再乞求苏联参战， 因为现在已发现了一种力量与性质都是全新的武器，以致于我们不需要俄国人，也不需要任何其他国家的帮助了”。

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强调：“原子弹的惊人破坏力产生这样的看法，即我们的空军现在拥有决定性武器， 这种武器可以使美国从此以后建立对世界的警察统治，并迫使世界接受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美国军界要人阿诺德将军在1945年5月提出：“美国当前的头号敌人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成，希特勒和德国已经不复存在，而苏联的威胁却近在眼前，基于这种情况，美国有必要立即着手进行对苏空战的准备”。

军事委员会领导人、科罗拉罗参议员埃德温·琼斯在1945年11月28日的发言中声称：“我们拥有设在从菲律宾到亚洲海岸的阿拉斯加和从阿拉斯加到南大西洋亚速尔群岛这一地区的战略机场。因此，一有命令， 就能把原子弹投到地面任何地点并返回自己的基地……，毫无疑问，美国手中的原子弹将是美国外交的大棒”。

1946年初， 美国参议员巴鲁克在演说时提出“美国正处在冷战方酣之中”， 第一次使用了“冷战”为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词。

正在杜鲁门政府酝酿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之时，白宫中的鹰派人物、 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乔治·凯南于1946年2月从莫斯科向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第511号）， 这份电报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份电报，在电报中提出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

**乔治·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其根源在于俄国人那种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本来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的原野上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生活没有保障，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除了上述不安全感之外，又加上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组织得更好的社会抱有畏惧心理。这后一种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俄国人民，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因为俄国的统治者一贯认为，他们的统治在形式上是陈旧的，其心理基础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在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接触时是经不起比较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老是担心外国的渗透， 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接触，担心一旦俄国人知道了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知道了俄国内部的真相，会产生某种后果。他们学到的谋求安全的唯一方法，是为了彻底毁灭同它竞争的国家而进行耐心、殊死的斗争，绝不同哪个国家达成协议或作出妥协。……苏联的意图必须始终庄严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无论何人不应抵估教条在苏联事务中的重要的性，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样，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把外部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孕育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受到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个理论为他们扩大军事和警察力量找到了合法依据，把俄国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为扩大俄国警察的权限而施加经常不断的压力。所有这些都是俄国统治者天然的和本能的要求。这主要是说明，数世纪以来不平静的俄罗斯民族运动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在这个运动中，攻击和自卫的观念已经无法分清。但是，披上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新外衣，又用甜言蜜语向一个绝望的、遭受战争破坏的外部世界作出许诺，俄罗斯民族主义比之以往就更加危险、更加狡猾。”

**乔治·凯南还说：“总结起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它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办法。**它坚信，如果苏维埃政权要得到巩固，那么，搞乱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我国在国际的权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这个政治力量可以支配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的精神和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的资源，并且它是深厚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潮流孕育出来的。此外，它还有一个精巧、涉及面广的组织机构，用以在外国发挥它的影响，这个机构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多种技能，管理它的人对于地下工作方法的经验和技巧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乔治·凯南最后开出了药方，他认为可以“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因为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性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 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

这个药方上开的灵丹妙药的名字叫“遏制”，即所谓的“不动武的武力”。

杜鲁门和美国国务院接到这封电报简直是如获至宝，杜鲁门立即下令将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召回，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厅与他进行多次的长时间密谈。 另一位鹰派人物──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下令复印电文，作为海军高级军官和海军学院学生的必读文件。

杜鲁门和乔治·凯南的观点在西方，特别是在已经下野但雄心不老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爵士的心上引起了难得的共鸣， 在这位英国保守党领袖身上又重现了20年代干涉苏俄时的那个劲头。

丘吉尔认为今后对苏关系“只能建立在俄国人承认英美实力的基础之上”。 在1945年4月24日那一页日记中他写道：“由于德国军事力量的消灭， 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难免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必须重新估计苏联的力量和威胁，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苏维埃俄国已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第二，为防止其进一步扩展，必须立即建立新的阵线；第三，这条阵线在欧洲应向东推移。”

在对付苏联问题上非常合拍的杜鲁门和丘吉尔的关系立即升温， 杜鲁门邀请丘吉尔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为示“友谊”，一路上杜鲁门亲自作陪。他们在会谈中制定了要草拟一篇足以成为西方世界政治领导人特别宣言的演说计划，丘吉尔自告奋勇承担演说任务。1946年3月5日，杜鲁门将丘吉尔请到自己的老家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在威斯敏斯特学院丘吉尔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长篇演说《和平砥柱》。

曾经感叹大英帝国日薄西山而自称是夹在“北美野牛”和“北极熊”之间的“英国小毛驴”的丘吉尔，此刻已经对美国佩服的五体投地了，他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项峰。对美国民主来说，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拥有最大的力量，这就是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放眼四顾，你不但觉得已经尽了应尽的责任。也感到忧虑，恐怕以后的成就未必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对你我两国来说，现在都有一个机会来到这里，一个明确的、光彩夺目的机会。如果拒绝、忽视、或糟蹋这个机会，我们将受到后世长期的责备”。

丘吉尔这时完全忘记了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和美国之间两次旷日持久的战争， 俨然将英国和美国以兄弟相称，尽管说这些话时心里不免酸溜溜的。 他说：“……兄弟般的联合不仅要求我们两大庞大的、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友谊和相互谅解，而且要求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

这位爵士在极力攀缘“山姆大叔”后，便道出他的“三味真言”了。

他说：“现在我讲到威胁着茅舍家庭和普遍老百姓的第二个危险，即暴政。 我们不能无视一个事实，就是美国和大英帝国的个别公民到处都能享受的自由，在相当多的国家里不是存在的，其中一些是十分强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各种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对老百姓强加控制，达到了压倒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度。或是一些独裁者，或是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他们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党和一支政治警察队伍，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 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 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 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

丘吉尔爵士最后主张是：“趁今天还为时未晚，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永久制止战争和尽快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对于困难和危险视而不见，不能解决问题；袖手旁观，也不能解决问题；采取绥靖政策，也无济于事。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

富尔敦演说结束，丘吉尔同在场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一道唱起美国国歌， 这一行为甚至在英国国内招致了非议。

就在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发表8天后，斯大林于1946 年3月13日在莫斯科对《真理报》记者发表“斯大林式”的讲话：

“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而且丘吉尔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 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应当指出，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在这方面非常像希特勒及其伙伴。希特勒干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宣布只有讲德语的人才是最优秀的民族。丘吉尔先生干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也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硬说只有讲英语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负有决定世界命运的使命。 德国的种族论使希特勒及其同伴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人是唯一的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应当统治其他民族。英国的种族论也会使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得出这样的结论：讲英语的民族是唯一的最优秀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斯大林在讲话中没有忘记翻一翻丘吉尔的旧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丘吉尔先生也不喜欢在俄国出现苏维埃制度。他当时曾敲过警钟，组织过14国讨伐俄国的进军，目的是想使历史车轮往后倒退。……毫无疑问，丘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 即号召同苏联开战”。

1946年希腊和土耳其爆发了人民革命，苏联政府予以了最积极的关注。斯大林当然希望它能够扩大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最终使共产党掌握希腊的政权。

1947年2月，美国政府收到英国的两件照会，英国表示愿意把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任务交给美国，英国政府宣布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军。**人们认为，这个照会证明英国“已将领导世界的这一任务连同全部困难和全部光荣一起交给了美国”。**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咨文，认为希腊和土耳其直接处于共产主义威胁之下，为了消除这一威胁，美国将向这两国政府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杜鲁门总统签署命令， 派谴战列舰“密苏里”访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以此行动对土耳其执政政府表示支持。 美国记者李普曼评伦：“我们选择希腊和土耳其，不是因为它们特别需要援助，也不是因为它们是民主的光辉典范，而是因为它们是通向黑海和苏联心脏的战略大门”。美国实业家布朗说得的更加明确：“我们能够从较近的距离炸毁俄国的柔软的腹地和几乎全部大城市”，“我们的城市距离俄国的轰炸机基地却非常远。此外，我们还拥有这种炸弹”。

1947年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并同时对全国广播。他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和使命，他指责苏联是“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和任何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威胁着美国的安全。 声称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实行的征服活动。 必须帮助各国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他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 是“向全世界说明， 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立场”“这项政策声明很快地便开始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企图的征服”。

1946年8月，苏联宣布已经掌握了原子弹计划， 美国垄断核武器的时间只维持了1年多，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对此遗憾再三地写道：“我们的垄断结束了，它的发生比我们的专家所预料的还要早”。

冷战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了，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 凯南的言行不过是历史悲喜剧的序幕。美国与苏联那种战时的亲密关系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有的只是互相猜疑、威胁和谩骂。

1949年4月4日，比利时、冰岛、丹麦、加拿大、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意大利、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外长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公约的有效期为2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告成立，它的英文缩写是ＮＡＴ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标是明确的， 公约中宣布：“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 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 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 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

​

毫无疑问，北约组织的目标是对准苏联及其它的卫星国──东欧各国。 为了在欧洲南翼形成对苏联的包围之势，1952年2月，美国把不是北大西洋国家的希腊和土耳其拉入“北约”组织。1949年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一次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的演说中就明确表示：“俄国人在未来的若干年中是我们唯一可能的敌人”。当时的法国《世界报》评论：“北大西洋公约预计在将来要武装西德，这是没有疑义的， 就象每一个卵中都有一个胚胎一样”。

面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军事集团的咄咄逼人之势，苏联决定予以反击。在苏联的提议下，1955年5月14日，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华沙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宣布“如果发生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其它缔约国可采取“一切必要方式”给予援助，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建立。 “华约组织”下设政治协商委员会和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总部都设在莫斯科，总司令由苏联国防部长或副部长兼任，同样，这自然也是苏联人的专利。

至此，欧洲进入两大阵营、两种社会制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时代，美苏冷战全面铺开，欧洲彻底分裂，东西方彻底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