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会崛起吗？（四）_风闻

任何理念或者构想都需要执行力才能实现。比如说，在课堂上，老师不仅要讲授有益有趣的内容，使用正确的方法和理念，还要有足够的课堂控制能力才行。首先要抓得住学生的注意力，要保持足够的课堂纪律，否则什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理念都是空的。工业发展、项目推进、政策实施，无不如此。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尤其重要。政策鲜有完美的，但即使不完美，只要大方向正确，有效的执行总还是能把国家向前推进的。最怕就是完美的政策遇到低效的执行，甚至被大量无用功而彻底抵消，那就原地踏步了。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政府政策的执行力来自政府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公信力和效率。西方国家的政府理念是：公务员只效忠国家，超越党派，超越政治。西方国家如何形成这样的政府和公务员队伍，公务员是否真的超越党派和政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的公信力和效率不能保证，执行力常来自具有高度纪律、高度凝聚力的政党，或者军队（对于军政府的情况），政府机构只是执行力的壳。在中国，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起到这个作用。不管党内腐败、任人唯亲问题有多大（这些正在反腐和整党中得到纠正），完整、有效的党组织依然是中国政府执政力最可靠的保证。

印度的情况则是：既缺乏超越党派而具有高度公信力和效率的政府机构和公务员队伍，又缺乏能起到执政力核心作用的政党架构。多党竞选实际上在根本上否决了以政党为核心的执政力结构，但在某种意义上，精干、高效、以共同理念、目标和行为方式为凝聚力的政党才是散漫、落后的国家所需要的政治架构。

印度的种姓制度加剧了执政力的挑战。印度精英或许不乏高瞻远瞩之辈，但他们习惯于指点方向，并不屑于身体力行。印度精英的这个特点在欧美也很显著。学术界本来就是坐而论道的，无所谓身体力行，成功的印度教授比比皆是。实际上，民国时代成功的海外华人也大多是这样的。

在实业界，技术和专业只是敲门砖和垫脚石，成功的印度人士大多投身管理，不管是中管、高管、项目管理，这些“领导岗位”是印度人最孜孜以求的，而潜心“搞技术”、安于当“技术大拿”的并不多。即使在研发机构里，印度人也喜欢追求团队领导的位置。他们善于、乐于滔滔不绝地用PPT阐述远大构想和时间点，但对于具体的事情，则乐于、善于“交给具体专家去做”。相比之下，中国人或许有不少抱怨玻璃天花板挡住升迁道路的，但更多的实际上安心于搞技术，对于具体事情乐此不疲。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可能反而促成了知识分子“技不压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科技救国”、“医卫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空军救国”等很具体的思维，而远离政治，包括公司政治。当然，欧美公司里，技术等级较高的专家在待遇上接近中管，硅谷等地方的顶级技术专家在待遇上甚至堪比不小的公司的高管，这也是这些专家安心搞技术的客观保障。

然而，欧美印度精英与欧美现实倒是吻合得不错。印度精英的特点是善思辨、有远见，提出的见解和构思很高大上。发达的欧美具有完整的科技基础和工业体系，具有运转有效的官僚机制作为社会保障，所以执行力不是问题。但把这些印度精英空降回印度，执行力问题立刻爆发，所以欧美印度精英回到印度就可以使得印度如何如何是一个想当然的说法。事实上，在大批欧美的有成中国精英大批回到中国的现在，印度精英回流印度始终只是涓涓细流，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比别人更了解印度。

回到印度，印度的空降政治架构与印度社会实际不相符合，但又不具备以政党为核心的执政架构的条件。尼赫鲁和莫迪的厉害之处就是利用某种共同政治理念，打造了一个超越政党组织的虚拟政党（或者说统一战线），形成较强的执政力。尼赫鲁是世俗主义，莫迪是印度教。前者试图遍及最大的人口基础，后者试图集中在最可靠的人口基础，各有好处，也各有局限。

尼赫鲁主义的成功取决于印度的文化革命。如果能成功消除族群、宗教差异，这是最符合西方政治理念的“进步政治”，但事实证明这很难。莫迪主义的成功取决于打造“印度教的印度”，这在占大多数的印度教人口中相对较容易实现。问题是印度的非印度教人口巨大，印度的穆斯林人口甚至超过巴基斯坦的总人口。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族群割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遍及所有人的时候，矛盾还容易压下去，到发展不均衡暴露出来的时候，矛盾就容易爆发。印度政治将在尼赫鲁主义和莫迪主义之间摇摆，加上超党派但高效的公务员队伍的缺失，印度政府的政策执政力将成为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