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终极春药，也是毁脑利器_风闻

权力若是处方药，必带一长串的副作用。它可以让人沉醉，让人腐败，甚至让亨利·基辛格以性魅力自矜（注：基辛格有言：权力是终极春药）。但权力导致脑损伤——这可能吗？

想必大家都知道富国银行的账户造假丑闻：该行员工为完成业绩指标，冒客户之名，开立虚假账户。数年间，先后有五千名员工因此遭辞，但该现象迟迟得不到遏制。2016年秋天，在美国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议员们将矛头对准时任富国银行CEO约翰·斯图姆夫（John Stumpf），各辟蹊径，轮番开骂。

但最“卓尔不群”的，还是斯图姆夫的表现。一个靠着摸爬滚打，登上全球顶尖银行之巅的人，面对此刻的众怒，竟一点都不“识相”。道歉却无悔过自新之态，也不见他出言抵触、自以为是，哪怕说几句违心的话。有的只是一种茫然不知所向，像是刚从斯图姆夫星球来的太空游客，还未倒完时差。在那个星球上，依顺于他是一种自然法则，而5000人则是个值得称道的小数目。就连最尖刻的言辞——“你开玩笑呢吧！”（威斯康辛州议员肖恩·达菲）；“这里有些东西，我根本没法相信。”（纽约州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都没将他撼醒。

当时，斯图姆夫的脑子里在想啥？新研究告诉我们，或许，你该换个问法：当时，他的脑子里少了些啥？

“权力是一种恶性肿瘤”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曾说：权力是“一种恶性肿瘤，终将扼杀受害者的同情心。”这是他打的一个比喻。但经过数年的实验室与实地实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达彻·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得出了近似的结论。

在纵跨20年的研究中，他发现，沉浸在权力感中的受试者，会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创伤性脑损伤的症状：冲动性增强，风险意识减弱，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换位思考能力降低。

苏克文德·奥比（Sukhvinder

Obhi）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他也阐述了一项类似的研究。不同点在于，凯尔特纳研究的是行为，而奥比研究的是大脑。他用一台经颅磁刺激机器，对“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头部进行了扫描，结果发现，权力真的会损伤一种叫做“镜像”的神经过程，而这个过程或许是同理心的基石。这为凯尔特纳的“权力悖论”提供了神经学基础。这个悖论就是：人一旦拥有权力，就丧失了当初争取权力所仰赖的部分心智。

研究人员以各种创造性的方式，验证了这种能力丧失的现象。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得在自己额头上，写出别人眼中的字母“E”——要完成这项任务，你得站在观察者的视角看自己。那些权力感满满的人，将E写反的概率是其他人的三倍。（这让人联想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2008年奥运会上，他就拿反过美国国旗。）还有的实验表明，在辨别照片中人物的情绪，抑或猜测同事对某句话的解读时，“有权者”的表现更差。

人在面对上级时，往往会模仿其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这种倾向会使上述问题进一步加剧：从下属那里，有权者得不到什么可靠的线索。但更重要的是，凯尔特纳说，人一旦有了权势，就不再模仿他人。别人笑你也笑，别人紧张你也紧张，这不只是迎合这么简单。它有助于在你的心理层面，触发和他人同样的感受，是我们感知他人内心的一扇窗。有权者“不再模拟他人感受”，凯尔特纳说，这就导致了“同理心缺陷”。

神经镜像是一种更为微妙的模仿，只发生在我们的头脑之中，不为我们所觉察。看到别人的某个举动，我们做同种举动所用到的脑区就会激活，形成共情反应，或可描述为“感同身受”。奥比团队在实验中提供了一段视频，让受试者观看一个人用手挤压橡皮球的画面，就是想促成这种激发。

“无权势”受试者的“神经镜像”完全正常：他们挤压橡皮球所用到的神经通路被强烈激发。但“有权者”的激发效果就没那么显著了。

这些人的“神经镜像”受损了吗？与其说受损，倒不如说是催眠。

没有哪位参与者的“权势”是永久性的。他们都是大学生，只是借助启动效应，叙述某次掌控大局的经历，来获得一时的权势感。这种感觉一旦消退，催眠作用也应失效——只在实验室待一个下午，还不至于造成结构性脑损伤。但若该效果得以持续，比如因为华尔街分析师季复一季地在耳边吹捧，董事会提供额外的薪酬，以及媒体用“利己又利世”的美言盛赞——其结果，用医学术语来讲，就是这些人的脑部会出现“功能性”改变。

有一点我很想知道：有权者是否只是放弃了换位思考的尝试，而并未丧失这样做的能力。恰好，奥比做了一项后续试验，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一次，实验人员将“神经镜像”的知识点告知受试者，并要求他们有意识地增进或抑制自身反应。“实验结果并无不同。”奥比与论文合著者凯瑟琳·纳什（Katherine Naish）写道。主观控制并没有用。

这很让人沮丧。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但知道权力能剥夺知识又有何用？我们还是一筹莫展。

若实在要往积极的方向上靠，那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改变只在某些情况下有害。研究人员称，权力通过启动效应，使大脑过滤掉外围信息。大部分情况下，这能带来有益的效率提升。但在社交情境下，它就有个不幸的副作用：让人变得慢知慢觉。虽然对有权者，或他们领导下的群体而言，这不一定会影响他们的前途。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苏珊·费斯克（Susan Fiske）就颇具说服力地提出：**人有了权力，就少了察言观色的必要，因为原本需要连哄带骗而来的资源，现在凭权力就可到手。**不过当然，在现代的组织架构下，这种权力的维系离不开一定程度的组织支持。放眼各大新闻版面，高管们不断地重蹈着傲慢的覆辙，这就足以表明，很多领导者都会突破底线，落入不利的愚蠢境地。

由于辨别个性特质的能力减弱，有权者更加依赖于固有的成见。而研究显示，看到的东西越少，他们就越依赖一己之见。在约翰·斯图姆夫眼中，富国银行的每一位客户都该有八个账户。他在听证会上说，“交叉销售是深化客户关系的简称。”

如何让大脑和现实接轨

难道就无计可施了吗？

的确，但也不尽然。权力会影响大脑，这种倾向我们无从遏止。更简单的办法，是摆脱权力在握的感觉，哪怕只是偶尔为之。

凯尔特纳提醒我说，当权力影响人的思维方式时，它就不再是一种社会地位，而是一种心理状态。他的实验表明，只要叙述一次自感无能为力的经历，你的大脑就能跟现实接轨。

对一些人而言，只要回想某次深感无力的经历，效果就会显现。该经历要是留下过深刻的烙印，它甚至能提供永久性的保护。

去年2月，《金融期刊》刊载了一项惊人的研究，该研究对CEO展开调查时发现，幼年时经历过自然灾害，且灾害导致严重伤亡的，这部分CEO相对不太敢冒险。但有一个问题，该研究的联名作者、剑桥大学教授拉格黑文德拉·拉奥（Raghavendra Rau）表示，幼时经历过自然灾害，但灾害未导致严重伤亡的，这部分CEO较常人更敢冒险。

然而，能约束傲慢的不仅只有龙卷风、火山爆发和海啸。百事CEO兼董事长卢英德（Indra

Nooyi）讲过这样一个故事：2001年的一天，她得知自己被任命为董事会成员，不可一世地回到家中，还没来得及宣布“大好消息”，就被母亲支出去买牛奶。虽然愤愤不平，她也只得从命。买完回来，母亲扔下一句忠告：“把你那该死的皇冠留在车库。”

这个故事的关键在于，讲述者是卢英德本人。它提醒我们，勿忘身为普通人的义务，务必脚踏实地。在这个故事中，卢英德的母亲扮演了“镇脚”的角色（意为给脚增重，使人脚踏实地）。政治顾问路易·豪（Louis Howe）曾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与连任四届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关系。自始至终，路易·豪都管他叫“富兰克林”。

在温斯顿·丘吉尔的生命中，扮演这个角色的是他的妻子克莱门汀（Clementine），她敢于写下这样的话：“亲爱的温斯顿，我必须承认，我发现你的态度变恶劣了，你不像以前那么和善了。”在希特勒进入巴黎的那天，她写下这封信，转念一想，撕个粉碎，但最后还是重写后发了出去。这封信不是抱怨，而是警醒：她写道，有人私下告诉她，在会议中，丘吉尔对下属“趾高气扬”，以至于“意见不论好的坏的，都没人敢提了。”随之而来的风险，将是“你无法得到最佳结果。”

大卫·欧文（David Owen）是英国的一位神经学家，担任过议员和外交大臣，后受封爵位。在2008年出版的In Sickness and in Power一书中，他探究了1900年至今，折磨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的种种疾病，其中就记述了路易·豪和克莱门汀的故事。有的领导者不幸中风（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有的陷入药物滥用（英国前首相安东尼·艾登），有的则可能患有躁郁症（美国前总统林登·B.约翰逊和西奥多·罗斯福），另有至少四人患有某种形式的障碍，这些障碍并未得到医学文献的承认，但欧文认为，它们理应得到承认。

在2009年发表于《脑》期刊的一篇文章中，欧文与合著者乔纳森·达维逊（Jonathan Davidson）定义了**“傲慢综合征”：“人在拥有权力，尤其是这种权力伴随着巨大的成功，而且持续数年、几乎不受约束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障碍。”**其14个临床特征包括：目中无人，脱离现实，烦躁不安或行为鲁莽，以及表现出无能。

欧文承认，自己也有不小的傲慢倾向，我问他，他之所以能脚踏实地，是否有任何诀窍，可否供其他权势者借鉴。他分享了这样几条策略：回忆过去自大感幻灭的经历；观看有关普通人的纪录片；养成阅读选民来信的习惯。

但我揣测，欧文的傲慢心理受到的最大制衡，可能来自于他最近的研究工作。他跟我抱怨说，企业对傲慢研究毫无兴趣。商学院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言语中充斥着沮丧之情，无力感溢于言表。且不论这给欧文带来了何种有益的影响，作为董事会和行政套房中的沉疴痼疾，傲慢症要想找到特效药，恐怕还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