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庆：如何把两制的台湾方案推行落实_风闻

就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一月二日提到对两制的“台湾方案”的探索，并且严正告知台湾当局必须承认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并还苦口婆心呼吁台湾同胞和平统一与他们的福祉关系。 

     鉴于这种局势的新发展，笔者建议就先让台湾同胞上承认"九二共识"的幸福船，不要管他几表，然后在船上我们从建立信任在创造一国两制的模式， 并且我们也应该把九二共识区分成3种层次，来对待不同人士对于九二共识认知的不同台湾人士。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对粗浅认知九二共识的人与深入了解九二共识的人士区分开来，用谆谆善诱的方式来引导构建出对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认同。 

       当然，未来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仍然需要广大台湾同胞的讨论与协商，才可以落实为政策。 不过，在笔者来看，再如何讨论一国两制的“两制”台湾方案，最后还是得回归其核心内涵，就是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两制”，而并非如同岛内一些政客思考的两制，就等于承认割据政权的存在。   鉴于，这原则与底线，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有系统的区分统一前与统一后的工作，而且必须循序渐进与稳扎稳打的推行两制的台湾方案，直到落实为止。

在统一前两制台湾方案的工作，我们必须做好各种宣导与充分累积建议和“心灵契合”的认同工作，这比现在谈未来如何给台胞获利的研究来的更为重要。

     首先，对于两制之台湾方案政策的推行，我们应循序渐进的分隔出统一前的“宣导、讨论、理解、构建与协商”等五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的发展，也不能太过急躁，更需要非常实事求是的做出各种调研与聆听各种正反意见。尤其是台湾的民心本来就是常因为自己能“当家做主”而分歧，或出现“不喜欢被他人代表”的情况。 因此，我们就必须做好结合台湾老百姓这些特性，来告诉他们“两制”的台湾方案，不是哪个岛内知名政党人士或社会人士的“高级事情”，而是攸关自己生活幸福可以参与的重要日常事，甚至还可以在宣导方式上，只要符合大陆相关法律，政府大可与两岸的宣传公司一起做出合作，并善用网络与海内外相关机构的相互合作，来直接联系台胞，让台胞可以在没有阻隔来直接联系大陆，参加大陆各种关于两制的台湾方案的讨论，使得他们有了参与感，让两制的台湾方案因同胞的参与感而逐渐在岛内获得支持与认同。

其次，对岛内一些敏感的“解决政权”与“中华民国”问题的讨论，也不需要回避而应该正面的告知台胞大陆的立场，甚至我们也应认真做好“割据政权”、“中华民国”与“家乡”等三种关系区隔出与研究做出专业理论与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解释，就如同笔者最近研究思考为何现在的美国南方各州老百姓，虽然他们仍然对内战期间“南军”有深厚的历史感情而私下也会挂起昔日“南军邦盟”旗帜成为地方特色，但没有影响到美国南部老百姓对美国中央政府认同与维护统一的原因与统一理论一样。   这样或许就可以彻底帮台胞先解毒一下“反共教育”遗留下来的错误为割据政权生存防范心理，让他们愿意接受一个两制的幸福政策。 那是因为，岛内的教育，不论是以前国民党或现在的教育，都已经把“认同中华民国等同爱台湾，爱家乡的表现”，甚至还有更多台胞也分不清“中华民国”与“割据政权”的不一样，而认为不尊重“割据政权就等于民国的叛徒”而排斥各种“反割据政权与台独支持统一”的理论与说法。 甚至，还会疑神疑鬼看待大陆的善意，一副担忧自己被大陆“欺骗”的误解。

 因此，大陆学术界应加强研究如何区隔开“中华民国、割据政权与家乡”三者关系的专业理论与能说服台湾民众的解释，就比讨论有多少台胞能在一国两制获利来的重要。 或许，这就是让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得到岛内老百姓心灵契合最重要的心理建设工作，而打开台胞的心结比谈利益更重要。

不论两制的宣导或两制的讨论协商工作，我们都应用“海纳百川”的态度，来多鼓励台胞来参加，而且相关部门举办的各种活动也应公开化，让台湾老百姓能自由的带上自己对两制的建议，来参加大陆研讨会或各种活动。更重要大陆本身官方人员的态度就应办好“聆听者”与“决策者”的角色就可以，千万不要介入岛内人士个人与协会和政党各自的恩怨，听从某方的是非而错误站队不邀请或是排斥其他人士或协会和政党。 换句话说，在笔者看来，只要符合“一国两制”的底线与理念，岛内各界人士与协会和政党，我们都应该全部邀请。  正如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与统一战线的理念，岛内各种势力与理念的个人、协会或政党的看法，都可能是我们在岛内治理与顺利推行“一国两制”的重要关键。 最好形成让岛内各界争先恐后的来大陆讨论协商两制， 这样大陆就可以从海选的意见里得到自己打开台湾促进统一的关键“政策宝石与钥匙”。  

虽然，统一前的两制台湾方案，未来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工作，而需要大陆改变与调整，包括以上三点就是笔者最近最直观对两制台湾方案在统一前的观察，但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诚心对待与胸怀仁德聆听对待，基本上未来也会得到圆满结果。 

统一后的两制台湾方案的落实工作，我们必须逐步让台湾与社会大陆完成彻底融合。 

 再谈到统一后两制台湾方案的落实工作，依据大陆对两制设定的内容就是“保障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 鉴于，这两制的内容，笔者对未来两制有以下建议与期许：

首先，我们虽然说是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要保障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但在基层公务员的人事治理上，笔者建议大陆应鼓励有能力的两岸同胞依据两制的考核审查标准（知台知大陆有中国心为标准）到全中国的各自地方发展，参加各种工作。  使得让整个两岸的文官体系能早日从基层融合，并且大陆应让台湾的公务员制度，在统一后依据情况作出认证。换句话说，未来统一两制后的台湾特区，除了特区高层保持台籍人员担任外，地方基层公务员都可以用和缓方式，让大陆与台湾相关人员，通过必要的考核到两地发展落实融合。 就如同解决“瓦斯漏气”一样，用不激烈的“点火”手段，来打开窗户让两地公务人才流通发展，让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对待，让事务官可以有更广的发展道路展望，而就会成为一种鼓励，甚至不会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自立为王”的小家子气念头，而开始愿意来各地“开大车”雄心和为大中国服务的情怀。

其次，由于岛内政治人物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多点位子“当家做主”，故而笔者建议应该重新划分岛内的行政区，让本来16个县依据统一后的地理调研考察划分更多的县市乡镇，甚至还可以多设立县政府职务县议员与乡镇代表。 这样不旦可以满足更多岛内地方利益外，更重要可以减弱岛内地方治理团结抵抗的压力，而让更多人能吃到“当家做主”的政治饭。 正如笔者之前的“政治就如同鼎分配肉汤”理论，我们可以把原先地方的权力分更多给地方，让地方不旦都能喝到肉汤，而且每个力量也因过于小不能团结起来对抗中央政权。只要中央给他们充足的肉汤，把每个“小鼎”装满让地方吃饱，就会出现均衡分配与地方难以团结割据对抗中央的情况。至于台湾特区与大陆的中国行政区不变，但维持现有的选举制度，而且也应给地方选出自己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以“大区域”为名额基础来大陆开会，并且在岛内多开设建言献策的管道，让人人都感受到天天可以建言献策给中央的感觉，就不会出现没有沟通的情况。 

现有的台湾福利待遇不旦要保持，如果台湾早日觉悟谈两制的台湾方案，我们大可给台湾地方更多基础建设，雇用更多台籍的劳工和等同大陆一线城市的薪水待遇，并加上岛内既有的劳保与健保待遇。 除此之外，对被割据政权剥夺军公教的退休待遇，只要愿意支持配合一国两制的政策，只要没有在割据政权时代做台独与背叛民族利益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恢复1999年以前被割据政权剥夺的退休承诺，一直到受领人过世为止。 对现任职务的军工教，只要没有违反统一前相关法律，愿意支持一国两制政策，就可以给他们50年不变升迁与资历认证和退休制度，而且还可以立即开放认证考核在公务机关的工作经验与考试资历，来依据资历经验欢迎他们到统一后“大中国”里的任何省市服务与工作，和日后以岛内特区模式计算的退休待遇，以落实笔者之前提到的“事务官系统融合发展”的政策。

对于支持与配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协商与愿意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的岛内政治人物与政党，除了允许他们额外可以完成两个任期的优待和官职待遇外，更重要对于两制协商后的领导人，也可以授予一个“副主席”的头衔，而其他政治人物依据官职大小都给他们一片大陆湖光山色的房产与优渥的退休金，让他们与其后代得以安居乐业的退休。 然后现有岛内政党，也可以依据参与协商的表现，承认他们在大陆的民主党派参加人大政协的地位，而在岛内的参选权也得到保障，甚至也依据大陆政党规则与岛内政党的户籍既有规定准许他们在大陆招募有台籍的大陆同胞党员，准许他们在岛内代表这些政党参选，而且还可以参加地方治理。 如果这种发展可以实现，未来岛内的政治就会因有台籍的大陆同胞参与，而岛内政治不在仅是台湾同胞的台湾岛，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岛。

两制后对于岛内教育，也应教材课本上恢复文科多谈民族复兴与理科多重科学科技发展并重的教学内容，而在实践教育工作上，我们也应开始设立一些爱国遗迹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仅是谈抗日，我们还应适当结合岛内历史学家，用不同角度还原各时代的本土历史，并作出与大中华历史结合，使得岛内学生不会只知道本土历史而不知道大中华历史的关系，此外岛内也要增加科学科技教育，让岛内学子也可以参与实际祖国的太空与科技研发课题，进而让他们可以形成“立足台湾，放眼大陆，竞争世界”的人才。

总之，两制的台湾方案最大特色，就是落实彼此的真正融合发展，故而笔者就如实简短分析统一前与统一后工作的需要，并提出个人对两制台湾方案的粗浅观察与建议。  最后在新的一年里，我特别想对大陆说，谢谢对我与家人的照顾，祝福祖国国运昌荣，早日完成统一大业，给予我们两岸老百姓早日一起吃团圆饭的大幸福！     

因为，统一工作就是幸福工作，只要完成祖国统一工作，不论你来自台湾哪边都会得到幸福的照顾！我们都期盼大陆做好统一中国的“共主”角色。

（王裕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1978年生于中国台湾新北市。毕业于多伦多约克大学东亚研究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台港澳与世界事务法学硕士。在他的研究专业里，由于曾经加拿大20留学多年，并接受过完整西方教育，因此对正统西方文化与政治体制和两岸关系都有深刻认识与体会。他还在两岸各大主流媒体，发表过多篇关于国际政治与两岸关系分析的时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