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倒霉遇孔明_风闻

节选自张文木的文章，

       1928年年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

毛泽东将他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这些认识用于历史研究，其观点更显卓尔不群。1953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与即将赴越南的韦国清谈话时说：

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25]

从某意义上说，诸葛亮属于学者型政治家，与当代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有着同类气质。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致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后蜀国国防出现的战略缺环；也正是因为立都于成都，才迫使刘备率兵东进并陷入一百多年前公孙述政权“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26]的危境。

据《资治通鉴》，曹操取得汉中后，刘晔曾向曹操建议：“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27]毛泽东在读到这一段时，一定想到在长征路上他与张国焘斗争的经验，在页旁批注：“不可信。”[28]

显然，毛泽东的见解更具实践价值。这里，刘晔考虑的是有限资源投入与局部目标实现的关系，他的建议当然不会为曹操采纳。曹操考虑的是有限资源投入与全局目标实现的关系。且不说曹操的战略目标是逐鹿中原，也不说入川后因地形复杂将使清剿刘蜀政权的部队需要极大且因路途险远、运输而不能保证的资源，我们只要看看13世纪中叶蒙古大军入川后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今重庆）下以致终不能出川的窘境，就会知道，进入四川若不能控制重庆，那就会被——用毛泽东的话说——“瓮中捉鳖”遑论再入中原。入主中原，得到的是中国，而占据四川得到的只是偏地大王。如果采纳了刘晔的建议，届时曹操所失的将是天下，而获渔翁之利的则是孙权。

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在远离中原的川西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诸葛亮明知“王业不偏安”[36]的道理，但立都于益州(成都)不仅使蜀汉政权的偏安地位更加固化，而且还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了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是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37]之说的另种表述。[38]

1565. 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39]；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40]，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41]的评价大体一致。1959年6月，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42]鲁迅将话说得透，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43]

但这都是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方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44]，用陆游这句自嘲的话评价诸葛亮也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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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 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在《权书·项籍》中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45]

毛泽东在读苏洵的上述分析时进一步补充道：“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46]其实，两分兵力也是在关羽失去荆州、进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汉中与荆州联系缺环后不得已的事。不驻重兵于汉中，谁能保证不会重蹈商纣王因用力东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虚颠覆[47]的覆辙？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说的“千里之遥”这四个字，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致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出现的战略缺环；也正是因为立都于成都，才使刘备率兵东进陷入同样也让一百多年前公孙述政权纠结的“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48]的危境。

毛泽东借曹操的话说：“刘备很厉害，不过得计稍迟。”[49]这个“计”，如结合毛泽东以重庆为重点的三线布局，笔者认为并不是“隆中对”中的“计”，而是说刘备认识到重庆的战略地位的时间——很可能就在失去荆州和夷陵失败后——太迟。

1567. 在识人问题上，刘备的失误已不是“得计稍迟”而是太迟：天下还有让皇帝在前方打仗，自己在后方“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50]、皇帝被打败且“于永安病笃”后，不急及前往接援，自己反坐拥雄兵于数百里之外等皇帝落荒回城喊门的宰相吗？如果有，那就是诸葛亮。书说“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这说明在皇帝打败且病情日深时，诸葛亮不是主动接驾而是被刘备临终前从成都召到永安的——这已是大不忠；到永安后，刘备话题直涉九鼎之事——这已让人感到他对诸葛亮的担忧，嘱亮：“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可辅，辅之；如不才，君可自取。”[51]在诸葛亮表态“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刘备才诏敕后主：“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52]——这已让人感到他对无时间处理诸葛亮问题而无奈。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准备北伐，出发前又作《出师表》：“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53]通读全文，无非是在告诉其身后“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的朝廷大臣，不要有其他想法，先帝对我曾有“你办事，我放心”[54]的嘱托。可以设想，如果刘备能多活两年，仅就诸葛亮在国事出现重大危机的章武三年（223年）间的政治表现而言，刘备对这位爱惜羽毛胜于爱国的诸葛宰相的放心的程度将会大打折扣。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55]，“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56]；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57]，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58]的评价大体一致。

1568. 公元222年8月，刘备兵败夷陵，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59]永安，长安也。永安，今奉节，治所在重庆市，地处瞿塘峡口，荆楚上游，控巴蜀东门，为川东军事重镇。书说刘备“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这一细节告诉我们，刘备步入城后即改旧名，这有强烈的的政治宣示的意味。我们不能说刘备要迁都于此，但可以肯定刘备决意帝乡此地。次年（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永安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刘备定居永安是因为他自觉“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60]，这种以在乌江边长叹“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61]的项羽境界揣度政治家刘备失败后改名且定居永安的心思显然是不准确的。毛泽东批评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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