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泰揭示孔丘团伙其实是鼓捣周朝后期腐朽政治_风闻

罗泰揭示孔丘团伙其实是鼓捣周朝后期腐朽政治

罗泰谈考古材料中所见的周代社会 2017-08-14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扣岑考古研究所及艺术史系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是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他出生于德国，曾先后求学于德国波恩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北京大学、日本京都大学。2006年，他所著的《宗子维城》（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获美国考古学会 (SAA) 2009年度最佳图书奖，是有关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首次获此殊荣。近日，此书的中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记者就此采访了罗泰先生，请他谈谈如何用考古材料复原“中国社会”。

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这本书要说的周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方方面面，大家原来多多少少是已经知道的，但这本书要让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反思，也许会帮助他们对一些事情看得比原来更清楚。

罗泰：其实中国的学者也用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用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很严密的社会科学。五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去了解考古材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很符合当时国际上的水平。石兴邦先生发掘西安半坡遗址，把它保存下来，让人们通过它来了解所谓的母系社会，复原新石器时代的生活、社会结构，都符合当时最发达的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兴趣。在那个时候，西方很少有学者这么系统地研究史前的考古遗迹，他们往往还是以地层和陶器分类为主，把发掘出来的东西的年代弄清楚就觉得可以了。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要根据物质文化去了解跟历史和社会有关的问题，但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也要到在五十年代以后才变得比较普遍。在那个时候，中国也已经做这一套研究。石兴邦老先生现在九十多岁了，仍然对此很骄傲，那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五十年代在半坡遗址做的工作当时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尤其在前苏联、东欧的学术界。那个时候毕竟是冷战，西方的学者来不了，但是只要知道了也就会重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上断了关系，很多西方在考古上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这些突破，中国的考古学家没有机会一下子吸收，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它们才逐渐被介绍过来。诚然，中西考古界到现在仍有一定的空隙，但年轻一代的中国同行现在对西方社会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也相当熟悉了。

记者：您在书里面有一句话，“考古材料有力地证明，孔子及其同时代的人，根本不是在还原一个遥远的过去，他们的思想在当时也不是多么创新”。您觉得这个看法对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的概念，是一个挑战吗？

罗泰：我不知道，应该不是。我在书里提到了雅斯贝尔斯。反正考古材料能够证明的是，儒家礼书所描述的所谓的周代的礼制不是周初已经存在的，并非周人的所谓民族传统，而是周这个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以后新做出来的制度，这是考古学家已经充分证明的，基本上没有商榷的余地。后来儒家传统对周代礼制的发明，跟周初的周公连在一起，这是一个误会，这是后来编造的思想意识，不符合历史事实，对这一点考古学家可以提供一个证明，已经清楚得无需讨论。

我主要的意思是，孔子及其弟子怀念的理想时代现在可以根据考古材料定得很准。他们怀念的是西周中晚期建立起来的周人礼制普遍有效的时期，即大约公元前850至前600年左右这段时间。在此之前，周人基本延续了商制，之后又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两百五十来年曾经存在过的周制，成了他们的理想，成了最正统的礼制。考古材料可以证明，在孔子及其弟子生活的时代里，这个他们认为最正统的礼制已经被改变了，虽然它的痕迹在社会的最高层里面还可以看到，但它跟当时普遍实行的礼制不同。他们同时期的一般贵族已经改行一种简化、革新的礼制了。这也是考古材料可以充分证明的一个事实。那么有意思的问题就变成：孔子和他的徒弟怎么还可以知道他们已经看不到的、从西周中晚期一直到春秋早中期之间曾经存在过的这么一个周制呢？要么他们看到了与之相关的文字资料，要么在负责仪式的专家圈子里面还传承着当时已经不实行的这一套知识。后者的情况在别的文化里也有，古代印度、古代波斯最原始的宗教传统（包括它们的早期语言）都首先是口述传下来的，到比较晚的时期才写成书。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中期实行的仪式已经不复实行后，很可能有宗教专家还能背诵，而且还背得很准。从文献可以证明，到了汉代甚至到了魏晋时期，还有人掌握了这套知识。在汉代的郑玄、魏晋的杜预等人对儒家礼书和其他文献的注疏里可以看到他们都还很正确地知道这些知识。我们现在可以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证明这一点。但这不是这本书的内容，这方面我另外写过文章。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一套编钟的标准数目。今天我刚好在上海博物馆看到了晋侯苏甬钟，那是一套编钟，现在上海博物馆藏其中的十四件，是从墓葬里面被盗出来、后来从香港买回来的。最小的两件留在墓里，后来被北大和山西省考古所合作发掘出来。现在我们有材料证明，在西周晚期，正统的一套编钟应该有十六件甬钟。这是新的知识。1993年我曾经出了一本有关编钟的书，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点。那时，我们看得比较多的是八件成一套甬钟的情况，所以我当时认为全套就是八件，半套是四件。但这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杜预左传注的理解——即，“一肆”（全套）编钟是由十六件甬钟组成的——才是对的。由八件甬钟组成的便是“一堵”（半套）。我们在西周晚期一直到春秋早中期之际经常能够看到这么八件一堵的编钟，有些地位特别高的，像晋侯苏那样，能掌握两个堵成一肆。这类道理，孔子及其周围的礼制专家显然还记得的，一直传到汉晋的儒者。这是传下来的一套有关正统礼制的传统知识。不是他们当时实行的，更不是周公那段时间实行的。考古学已经证明，像这种八件一套的堵，在周公的时候还不存在，当时最多就有三四件钟，而且都不和谐，成套的、能够奏出比较均匀旋律的编钟是西周晚期才发明出来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术，是西周中期到晚期之际，周王朝青铜器作坊的一个科学突破，之前全世界都没有。从这样的情况中我们能知道，孔子及后来的儒家理解当中的周制，就是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中期之间实行的制度，不是周初的，也不是春秋中期以后的。

记者：您在书中讲了西周时期周文化的扩张与融合，也就是“中国社会”形成的过程。您用考古材料还原的这个扩张与融合的过程，和我们在传世文献里看到的有没有什么差别？

罗泰：上述的周制好像不但地理分布越来越宽，而且它的特征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所分享了。所谓的庶人，原来不可能有礼器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地位比较低的人的墓葬也开始含有礼器，只不过不是铜器，而是陶制的皿器，一开始数量不是很多，但逐渐多起来了。一方面庶人变得越来越接近原来的高层，另一方面原来属于高层的特权失去了其社会意义。刚好在这个时间，许多原来有贵族地位的族群地位又下降了，变得和庶人越来越像，这种倾向在墓葬中可以明确看到。到了战国时期，除了最高级的统治者之外，一般的贵族已经没有什么青铜礼器，也是使用这些陶制皿器，非统治者的墓葬所显现的地位差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原来的礼制显然已经不重要，反而墓葬等级几乎完全是根据财富，而不是贵族地位而定的，这是战国时期的特点。历史文献也提到“礼崩乐坏”，墓葬的上述情况就是这件现象在考古上的反映。还有一个可以看到的现象是，社会最上层和非上层之间好像还真的形成了一个阶级的差异。统治者的墓葬，变得和一般的墓葬完全不同，内容极为丰富。原来还属于中层以上的贵族，慢慢下降，而最下面的可能还在上升，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被统治者阶层，和统治者对立。《周礼》也提到“公墓”与“邦墓”之间的区别，应该是指这个时期的现象，并非西周初期的周公所制。在战国时期的这个新社会里面还能够看到原来周人氏族组织的一些痕迹，但它沿着时代越来越淡化。这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在历史文献也有所反映，但在很多方面不是太清楚，因此考古又给我们补充了很重要的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