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_风闻

问题如下：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

回答如下：

因为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就属于“变态”，而中国只是遵循了“常态”。

所谓神权压倒王权，即并非普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而是“神权”领袖或组织凌驾于世俗君王之上的一种政治结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世纪早期的罗马教宗对整个西欧封建君主的优势地位。

事实上，世俗王权主导下的“政教合一”，才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常态，比如古埃及的法老自称神之子，甚至自命为神，统领祭司阶层和武士阶层；比如印加帝国的皇帝自称为太阳，直视他会亮瞎眼。

再比如商朝王室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王是天帝的后裔，《史记·商本纪》和《史记·周本纪》类似的记载，商、周两代王朝始祖分别为帝喾的次妃、元妃，又都通过“天人感应”而生子。

**周的始祖神话也在强调自己是神族后裔，只是和商王不是一母，**强调始祖母亲周嫄的帝喾元妃，也就是正妻身份，正是为了贬低商人始祖母亲简狄的地位，同时，将商周政权更替，赋予神之后裔家族内部更替的“神秘色彩”。

到了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前的战国时代，周的封国体系崩溃，在周人辅助“神裔”故事而提出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理论解释基础上，发展出了的“五德终始说”，也就是说，将“德”具象化，比附于自然规律的轮转，赋予列国代周的“德运轮转”合法性。

秦始皇的“水德”说，就是这一理论的第一次全面应用，一直到汉武帝时代，为了完美地解释秦的二世而亡，汉的庶民革命，干脆将“德运轮转”的时间节点前推到了“素王”孔子身上，造就一堆“神话”，让孔子代汉帝刘氏受天命，并制儒学之法。

在古老的“政教合一”时代，古代中国国家宗教的合法性解释基石即“天帝”的崇拜，“天帝”之下是“五方帝”、“三山五渎”之类的官方祭祀，再之下，则是百姓们传统崇拜的各路自然神。

这种真正的“中国本土信仰体系”，恰恰是政教合一的，也即“王”、“皇帝”是独一无二的天子。

可以说，中国古代早期王朝的统治本身，就带有着本土的信仰神权色彩**，这种色彩的淡化，****要到唐、宋之交，**南北朝的正朔、德运争论仍旧无比激烈，直到汉传佛教、道教的全面成型，才基本冲淡了本土原始“皇天后土”崇拜的群众信仰基础。

到了元、明、清，则干脆把祭天、祭社稷等等礼仪传统同本土信仰剥离，基本不谈正朔、德运了。

这种情况，与西欧天主教统治是完全不同的，究其根本，即在于西欧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蛮族入侵的“黑暗时代”，实际上社会组织进入了一个空窗期，而天主教的组织形态可以填补这个空窗，形成了对社会各阶层的束缚和管制。

在封建组织下的西欧，天主教组织一步步走向以西罗马帝国法统继承者的名义，授予西欧封建主“治理权”，同时借助封建主的力量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一个互相纠缠的又超脱其上的社会、经济组织。

而哪怕同属于基督教一脉的东正教，在东罗马帝国的治下，也是以“政教合一”的形态，令大牧首们屈居皇帝之下，甚至在东罗马的视野之中，罗马城的“教宗”也只是帝国所统属的“基督教世界”的“五大牧首”之一，法理上也在皇权之下。

只不过，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并没能覆盖西方，这个“故事”，也就只能是个“故事”。

而中国古代王朝自周制定型，周人国家就是一个没有独立祭司阶层的军事殖民组织，卜、祝、史都是作为辅助专业人员而存在的，**类似于一种特殊身份的“工匠”或“小吏”，**而非超乎于社会之上的宗教贵族。

自此之后，进入官僚帝国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吏治国家”，对于宗教贵族、军事贵族甚至文化贵族，都是排斥和压制的，而社会组织的定型也完全由政治决定，即由世俗君主掌控，任何宗教，无论是本土方术发展而成的道教，还是舶来品的佛教、祆教、基督教，全部都只能在政治权力划定的“圈里”活动，出圈的举动，一定会受到政治权力的无情打击，如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就是明证。

所以，在中国古代，强大的政治主导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宗教坐大的土壤，更遑论“神权压倒王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