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让我们大喊一句“社会主义”回来了，但不是西方社会的良药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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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是一个妹子把手放在嘴边在大喊“社会主义！”

封面文章引起了网民们的热议，在Facebook上，很快点击量爆棚，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收获了2000多条评论。

文章开头提到，1991年苏联倒台之后，西方媒体普遍认为20世纪的两大意识形态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个词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变得极为负面，变成了经济失败和政治压迫的代名词。

当时全世界的主要国家，也基本上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依然在负重前行。

但在30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社会主义又重新变得时髦了，它又回来了。在美国，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迅速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名字。美国纽约州最受瞩目的第14区初选出现了惊人的结果：没有从政经验、竞选资金仅有约20万美元的拉丁裔妹子奥卡西奥-科特兹打败了在国会任职多年的乔·克劳利（Joe Crowley），赢下该区民主党提名。

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是唐宁街10号的有力挑战者，他和科特兹的执政理念都和社会主义密切相关。

社会主义强势回归的原因到底是什么？30多年来，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病从纤芥之疾变成了肘腋之患，而右翼政客们拿不出好的治理办法，只能一头钻到沙堆中做起“沙文主义”的梦，要么就是唤起民众的怀旧情绪。左翼政客更多关注不平等和平衡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差距，但新长起来的这批人对现实世界过于“悲观”的看法让他们在处理政府财政赤字、官僚机构的臃肿和商业规划方面乏善可陈。

于是左翼喊出了“中间路线”的口号，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都曾有过很多类似的言论。1994年之前，工党曾经想重回老路，把私有化拉回到国有化的轨道上，但1994年托尼布莱尔宣布放弃这一项号召——他连本党的骨干都忽悠不了。

经济学人用了一个词叫“millennial socialist”（千禧社会主义者），意指千禧年前后崛起的西方左翼政客们。

尽管各国“社会主义者”们施政纲要各不相同，但大体还是有一些共性，他们都认识到贫富差距越来越不可控，而且经济朝着越来越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方向走，平衡政府预算，把社会财富再分配纳入到一个可控的轨道上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贫富差距现在大到什么程度呢，数据显示，在美国1%最富裕的那批人，在过去40年内的财富积累速度是那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六倍，更别说中下层人群了。

国内各个游说集团的权钱交易让政府变得越来越短视——西方各国无法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就是明证。

而且，他们发觉西方社会的各个阶层越来越固化，流动性越来越低，甚至在经济领域内的商业规则也越来越更倾向于保护那些老暴发户们，平民阶层无法受惠于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升，所以经济也要“民主化”。

《经济学人》突然画风一转：难道社会主义就是救世的良药吗？非也。

社会主义者们过于夸大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冷酷的一面，却忽视了背后也有“默默温情”的一面——美国通过税改等一系列措施，从2005-2015其实社会不平等现象在缩小（前面的文字都承认贫富差距拉大了，怎么这里又来了一句缩小？《经济学人》在打自己的脸）。

2017年美国就业率形势很好，每一百个年龄在25-54岁的雇佣工人中，就有97个传统行业的全职工，相比2005年，这个数字是89. 中产阶级的财富从2005年到2015年增长了10%。

“社会主义者”们还误读了大众的民意。他们开出的药方往往是大政府的路子，杀富济贫，这很危险。因为社会总体在老龄化，政府不担不起沉重的财政负担。

比如科特兹，她认为要对富人阶层广开税源，对富人征收高达70%的边际税率。

“从零到7.5万美元的税率可能是10%或15%，但一旦你达到了顶层，比如1000万美元，就应该缴纳60%或70%的税……当你爬上这个阶梯时，你应该贡献更多。”这是一个基于美国税法的累进税制：以最低的税率对最低数额的收入征税，然后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逐渐增加。但即便如此，政府财政的增加也是不可持久，杯水车薪。

文章最后两段还点出，社会主义者对碳排放量的控制是乌托邦，不切实际的。在经济领域搞“民主化”只会降低企业效率，破坏原来运行地还不错的董事会制度，而对“厂务公开透明化”问题上也无济于事。

《经济学人》对“社会主义”的排斥和负面评价，引来读者们的调侃和嘲讽，选取最热的几条评论：

经济学人这份杂志居然说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这真是“革命性的论断”。

社会主义这个幽灵般的鬼魅又让富人阶层害怕了，我喜欢这种感觉。

社会主义不是解决方案？那共产主义肯定是。

列宁当年对这份杂志的评判是正确的。

不确定社会主义真的回来了，但我嗅到麦卡锡主义是真的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