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35种阅读心得_风闻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是一套译介海外清史研究的丛书，类似于江苏人民出版社那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但时段局限于清朝，目的也是协助清史编纂。根据我能找到的材料，目前已出版的有70种[1]，所涵盖的不仅有优秀的二手研究，还有不少原始资料和档案的整理汇编，所引介的学者也遍及欧、美、日本，因此内容和范围相当丰富，但也略显庞杂。

这套书不仅与我钻研的领域息息相关，而且内容和风格都相当符合我的偏好，因此我计划尽可能将这个系列尽数读完。目前的进度正好是一半，即读完了35种，所以写一篇心得作为阶段性的报告。当然要强调的是，本文并非严谨的书评，而是带有强烈偏颇色彩的个人感受，所依据的是我自己的研究取向和旨趣，因此还请读者批判阅读。

这套书中我最早接触到的一本是何伟亚的《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这本书吸引我的首先是精美的装帧[2]，但真正给我启发的乃是其导言中“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诠释框架。大三正是我的兴趣渐渐转向中国史[3]的阶段，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无疑是众多因素中的一环。何伟亚是一位在历史诠释方面有着独特风格的学者，他的思路对我后来所钻研课题而言，是锐利而趁手的切入方法。尽管对于何伟亚过于“后现代”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显然他的研究是不能绕过的必读。

这套书在我看来最具价值的部分正是以何伟亚这本书所代表的，探讨中外关系的研究译介。范发迪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与余凯思的《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是我相当喜欢的两部研究。二者都是涉及帝国主义权力-话语体系和异质性文化间互动的考察，余凯思的研究相对传统但是结构完整，细致入微，其书的第二章尤为精彩。而范发迪以博物学家为中心，但所呈现的却是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微观权力互动场景，他在现代化话语和后殖民话语中采取的是一种折中的态度：在帝国主义权力的框架下探讨其在围观互动中的局限性。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提示，也是理解帝国主义不能忽视的面向。

清代基督教相关议题是这套书的重要部分，册数也最为丰富。当然宗教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暧昧而错综复杂的。借用《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中的精彩概括：

传教士们是先行者，作为先行者，他们无法肯定尾随其后的将会是什么，当帝国主义经常尾随其后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先行者。

至少清初来华的那些耶稣会士与帝国主义之间很难说有着直接的联系。关于这些耶稣会士，我读过的有博西耶尔夫人：《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以及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张诚是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也是康熙的数学老师之一，博西耶尔妇人研究主要的内容是梳理张诚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中的作用和他在蒙古的八次旅行。白晋、傅圣泽和马若瑟都是耶稣会中的索隐派学者，这一独特的思想体系是试图链接两种异质性文化的尝试。而有关鲁日满的研究则是以其留存账本和笔记为基础的社会学研究，其最值得注意的是高华士如何对一份手稿作精密的文本分析，他用了近百页的篇幅分析手稿的物质材料、文本构成、主要内容、使用语言、记录方式、笔记分析、流传过程，可以说为手稿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和思考的模范。李明的书是回忆录。而另外有关东正教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东正教在两百年史》我可能在阅读更多有关东正教来华研究之后再一并讨论。

基督教在近代由于和帝国主义权力交织而导致了一系列不幸的后果，尤其是激发了潜在的暴力活动。李榭熙的《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就相关问题的出色的研究，他关注内地而非口岸的基督教传教和相伴随的暴力活动，并探讨在中国内地中教徒与非教徒间（这也是最常见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新教徒内部不同的派别之间的冲突和暴力模式之间的异同，并有详细的个案分析。

传教士的回忆录和一些史料，我读过的有伟烈亚力：《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4]；杜格尔德：《奉天三十年：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和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这其中我推荐阅读的只有杜格尔德的回忆录，他是苏格兰医学传教士，主要活动于东北，其回忆录中所记录的故事常常出人意料却又具有丰富的象征意涵，值得一读。还有其它的一些回忆录，例如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盖洛：《中国十八省府》和盖洛：《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读起来并不有趣，尤其是盖洛的两本实在是味同嚼蜡，和古伯察的杰作简直相差太远。

有关清朝崛起和盛清时期的研究成果亦有不少。从明清鼎革开始，最值得推荐的自然是司徒琳 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卷） : 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这本所讨论的核心议题是明清之际的中国人，尤其是不同族群的人（满人、汉人、蒙古人、朝鲜人和基督教徒）是如何在这一天下易手的节点上改变或延续自己对于“时间”的认识，尤其精彩的是有关蒙古人坚持使用自己的历史时间和纪年方式以抵制清朝的彻底统合的讨论。而下册《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世界历史时间中的清的形成》大致讨论的是清朝究竟在“近代早期”中要如何寻找自己的定位，金世杰提出的发展-盛期-衰落循环是有趣的视角，既可以同中国传统的王朝循环对应，亦可以联系德拉季耶夫循环的理论。至少作为线性历史叙述的替代性方案，值得留意。邓尔麟的《嘉定忠臣：十七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和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也是有关这一时期的著作，但是无甚可观处。

盛清是改革与变化的时代，而非死水一潭或黑暗一片。正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学者为了肯定“新”的时代而将中世纪贬入“黑暗”中，清以后的历代革命政权也无不以抹黑大清以树立自己夺权的合法性。可是清代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都是相当具有活力的朝代。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是对雍正财政合理化改革的精彩研究。“合理化”的财政意味着适应于经济趋势，这套书对于经济的讨论我还未看过太多，但是穆素洁：《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是结合地方史和世界史的优秀研究。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和孟泽思：《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是经济制度的探讨，简洁明了。罗有枝、周卫平：《清代宫廷社会史： The Last Emperor,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大概是所谓新清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述。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是以地方性研究考察清代社会活跃性力量的作品。

上述这些作品所描绘的清代社会经济的活力，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富足和安详。经济的活跃所带来的还有冲突的升级，例如步德茂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十八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就是考察土地所有剧烈变化过程中道德和市场间的矛盾冲突，并以其最极端的形式——杀人案件——为研究的切入点。活跃而彻底的市场化也可能导致的是内卷化的结果托米·本特森，康文林，李中清等：《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是对于五个地区，当人们面临“小规模经济压力”时，如何应对的计量史学研究，内容相当硬核，统计部分不太容易看懂，但是结论却很好理解。经济造成的压力是显然的，这也成为清末暴力活动此起彼伏的深层次原因。小岛晋治：《太平天国运动与现代中国》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但是比较零散而无体系，类似于研究的脚手架。佐藤公彦：《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nationalism的诞生》；汪寿松等编，《八国联军占领实录（上下）：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和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则是对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事件的不同侧面研究。佐藤公彦对（批）话（判）的对象是周锡瑞，他在细节考证上远远超过后者。后两本书是史料。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是对辛亥革命中的暴力活动的考察。最后还有一本无法分类的郎宓谢，阿梅龙，顾有信：《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是一本论文集，大致内容和书名是一致的。

以上是我对该丛书阅读的暂时心得。目前来看，对我具有相当意义的书当然还是少数，但是大多数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有可观之处，也为我的写作带来不少的素材和启发。我之前给澎湃写稿的时候原本是打算以这套书为骨架的，但是似乎说不合时宜。我自然是明白这套书背后隐藏着中国学界对于所谓新清史的斗争态度，但是这毕竟还是意识形态压倒学术的体现，这套书能够出版足以证明清史编纂委员会内部是相当开明的，但是又由于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这套书的印刷量着实是少的可怜，除了基本热门的书，其它要找到纸质版的新书基本上都很困难。总之我会继续阅读下去，最后再给出一个完整的总结。

[1] 因为这套书有些分为上、下册，有的史料集有好多册，所以统一同“种”来表示，当然一个例外是《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这套的上、下册应该是来自原本不同的两本书，所以被算作是两种。

[2] 这套书的装帧和封面设计真的是一绝，虽然封皮很容易破损，但是无论视觉还是触觉上都让我莫名的感到舒适。我常常因为某些细枝末节的原因对于某些书产生好恶感，比如书籍本身的气味、装帧方式、注释方式等等，可以是说非常有病了。

[3] 其实我虽然是世界史专业，但是实在是感到没有外语工具的力不从心。当然这并非我转向中国史的全部原因，只是说起来中国史和世界史本身就不应做无谓的区分。

[4] 我读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但是内容无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