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学会是纳粹政府在华的宣传工具吗？_风闻

【童欣 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后】

1931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的郑寿麟，在位于文津楼的北平图书馆的一间小屋内发起成立了德国研究会。此后，在新任驻华公使陶德曼博士及其他德中学者的支持下，研究会逐渐发展壮大，并于1935年定名为中德学会。此学会与德国学者卫礼贤192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创办的中国学社遥相呼应，成为了1945年以前中德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直到二战结束时被迫解散。

中德学会所存在的时间虽短，但这１５年却正值中德两国的多事之秋。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的政治宣传透过德国的各种驻外机构向世界各国延伸。1937年7月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包括中德学会中籍会长冯至在内的大批中国籍会员逃离了日占区，而中德学会则因德日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而生存下来。

希特勒政府于1941年7月1日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中德关系最终陷入断交的绝境。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德学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它被纳粹政府收纳为一个宣传工具了吗？关于中德学会在1937－1945年间的角色，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存在着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看法。

在此期间长期担任常务工作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认为，中德学会受德国纳粹政府的影响十分有限。据他回忆，中德学会在不得不“做某些让步”，“譬如悬挂希特勒的画像等等”的情况下，依然是一个学术性的研究机构。

曾经在1994年7月采访了傅吾康的中国学者丁建弘、李霞在1998年也认为，“中德学会是中德两国学术界人士首创的、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纯学术机构”。

而房建昌发表于1999年的论文则认为，中德学会在1937年之后完全“成了日寇、文化汉奸和纳粹分子的工具”。

就1937年之后情况而言，尽管丁建弘、李霞的文章提供了更多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但其结论依然存在许多疑点。特别是由于1936年后中德学会的资金完全由当时的纳粹德国政府所提供，而协会在1937年之后已经处于日本占领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中德学会在1937年到1945年间的性质难免引人怀疑。托马斯·詹森就曾质疑：“仅从学会的半官方性质和财政上对德国政府的依赖，我们就不能期待中德学会能对纳粹主义采取一种中立甚或绝对公然拒绝的态度。

这一点可以从学会提供的文化活动上得到证实。”他找到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中德学会出版的特刊中，第三册就是第三帝国内务部长威廉·弗里克的宣传性作品：《统一国家之德国》。

另一位学者墨柯则通过梳理德国方面留下的档案，找到了更多纳粹政府操控中德学会以谋求自身利益的证据。例如他们利用学会在北京进行纳粹文化宣传，播放纳粹影片《意志的胜利》，举办宣传性演讲；会长罗越赴南京会见汪精卫政府高官，以沟通德国与汪伪政府的关系等等。墨柯的结论是：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德学会首先是作为德国官方在国民党中国的“文化竞争的行动者”发挥作用的。纳粹宣传机构并不能将它作为直线型的传送轨道来使用。尽管如此却不能否认，这个研究所是在纳粹体系统辖之下的，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不论在那里工作的科学家是否承认，也不论他们的中国伙伴是否对此有所认识。

2011年，青年学者崔文龙也基于德国的档案材料指出，德国政府自中德学会成立起就有宣传方面的考虑，在学会成立之后也多次以纳粹主义的原则干涉学会的工作和内部的人事任命。

从现在所披露的档案材料看，丁建弘、李霞文章中的观点已经不能成立，因为纳粹政府的确利用中德学会进行了某些有利于自己的宣传工作。不过，即使是将1937年后的中德学会完全视为纳粹工具的房建昌也认为，有部分会员暗中对此进行了抵制。

所以，现在问题已经不在于简单地为中德学会“定性”，而应该通过研究中德学会的具体活动来揭示这一“学术与政治”交融的组织是如何运转的。正如墨柯所言，现在再去“揭露”中德学会中纳粹的活动意义有限，重要的是如何再现这一“政治和科学的复杂张力域”中德学会为中国人所创办，后又为纳粹德国政府所资助，抗日战争时在沦陷区生存，这种复杂的背景所导致的驳杂的资料来源造成了研究方面的困难。

然而，对于中德学会重要的学术成果———《中德学志》，上述学者都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这份公开出版物属于较为易得的资料，殊不应忽视。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更加方便了研究者。本文将从“政治宣传”的角度对这本杂志的内容进行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中德学会在北平沦陷期间的状态。

一、从《中德学志》看中德学会的性质

《中德学志》季刊创刊于1939年4月，最后一期出版于1944年6月，一共有６卷22期。该刊前4期（第一卷）出版时取名为《研究与进步》，此后的18期都名为《中德学志》。首先应当明确的是，除了最后一期合刊之外，《中德学志》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德国人的手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中德学志》的《出版说明》中说：“《中德学志》是名实一致的中国德国双方学术介绍之杂志，为当时中德乃至亚欧的互相瞭望与沟通打开了一扇窗。”

似乎双方在交换学术成果。而学志本身的发刊词中也说“本刊采用稿件，是译稿与中国学者撰述并重的，但本刊亦不采取固定形式，那一方面稿件多了起来，即多登那一方的稿件”。

但事实上，前5卷共20期学志里中籍学者自己撰写的文章非常少，即使有，也仅仅是对德国学者研究成果的转述，除了介绍德国自然及人文科学的成就，就是介绍德国汉学家的研究，其余近九成的文章都是翻译作品。刊物的中文名称是“中德学志”，德文名称却是“Ａｕ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ｍＧｅｉｓｔｅｓｌｅｂｅｎ”，可直译为“来自于德国的精神生活”，作为刊物名称可译为“德意志人文精粹”。

显然，后面这个译法更加符合实际，因为在前４卷当中根本找不到一篇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可以说，前５卷的《中德学志》主要是对德国学者学术成果的单方面介绍。

其次，关于学志的内容，丁建弘、李霞认为“《中德学志》全6卷22期，内容均是纯学术的研究作品，不带任何服务于纳粹政治的色彩，足见编译者用心之良苦。”

然而这一说法非常容易被证否。傅吾康承认学会偶尔也发表一些“尽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宣传品，但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当时德国官方看法的文章”。他的这种说法对于某些文章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例如提菲德的《德语在欧美之分布》和科赖浦斯的《中欧之德国生活区域图》，或者用詹森的说法，这些还属于“模棱两可”的范围。

但是，如果看到第三卷中的“特载”专栏的稿件的话，傅吾康的说法就只能说是一种自我安慰了。这些出自柏林海陆出版社的文章，尽管包含了较多的资料和数据，但它们仍应被视为典型的宣传文章。例如傅雷克斯的《德国的人口政策》，不但整页地引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而且公然为纳粹政权所奉行的“种族卫生学”辩护，声称1938年纳粹政府的新婚姻法只是为了阻止青年选择“属于堕落及生理学的地劣等血系”的人结婚。再次，从《中德学志》中还可以看出，对于中德学会来说，日本占领军的力量一直作为一种无声的压力存在着。

这22期杂志封面共换了5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占领军的影响。第一卷的４期刊物由张东荪题写刊名，但这位发表抗日言论的教授的题字很快被抛弃。从第二卷开始由沈兼士题写刊名，但这一题字到1942年底沈兼士秘密出逃重庆之后亦不能再用，结果第五卷第一、二期的合刊“中德学会十周年纪念号”（民国三十二年五月）改由张尔田题写刊名，第五卷的第三、第四期的刊名依旧是沈兼士的笔迹，却抹掉了“沈兼士题”的字样。最后一份学志，第六卷第一、二期（民国三十三年六月）的“欧特曼逝世十周年纪念号”又改由王承传题字。

此外，在杂志的文章中，每当需要提及1937年的日本入侵事件时，都用委婉语轻轻带过。

以上三点，可以与詹森和墨柯对中德学会的研究相互印证。中德学会及其所办的《中德学志》都肩负了纳粹政府的宣传任务，并受到日本方面的监督，这一点无可置疑。

但是，詹森所言的中德学会1940年之后就“起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宣传的作用”的说法也不够准确。德国政府对杂志的影响程度并非一直持续，而是有所起伏。

二、《中德学志》内纳粹政府影响力的起伏

从整体上看，应该承认《中德学志》保持了一份学术刊物的面貌，其宣传功能只是附带的任务，而且宣传力度起伏不定。从这份刊物登载文章的内容看，这种起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二卷、三四卷、五六卷各有不同，而其中的变动，与编辑部内部的人事变动和二战战局相关。

在《中德学志》创刊之后，第一、二卷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傅吾康的影响之下。纳粹上台后，中德学会原德籍会长卫德明因为妻子是犹太人而失去了职位，1937年常务干事谢礼士辞职，抗战爆发后中籍会长冯至又避难到南方，北平的工作只能暂时由傅吾康主持。傅吾康的父亲福兰格是德国汉学泰斗，对这一时期的德国对华文化政策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福兰格与德国《研究与进步》杂志的主编卡尔·凯尔霍夫关系极好，因此《中德学志》最初的刊名也是《研究与进步》，并且有半数稿件都译自这本德文杂志。在这一时期的学志里，第一卷并未见到有什么宣传性稿件，到第二卷也仅仅出现了前文提到的提菲德的《德语在欧美之分布》和科赖浦斯的《中欧之德国生活区域图》这类文章。

到了中国与德国正式绝交前后，较为亲日的纳粹党员福克斯、霍福民和罗越受到了纳粹政府的青睐，希望通过他们来沟通德日关系，以及德国和汪伪政权的关系。1940年，福克斯成为中德学会会长。尽管第二卷上已经将他的名字排在编辑之首，但到了第三卷他的影响力才真正得以显现：增加了“特载”栏目（德文称“时事”）。同时，来自《研究与进步》杂志的文章在第三卷第四期减少到两篇。

“特载”栏目一般每期刊登两篇文章，许多都出自柏林海陆出版社。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为纳粹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辩护，完全体现了德国官方的意志。不过这时的《中德学志》从总体上看依然具有学术刊物的特征，即使是宣传性的稿件也以较为详实的资料显示其学术性。

为什么纳粹政府没有将《中德学志》变成一份宣传刊物呢？其实，德国政府提供资助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说明学会必然受到政治干预。政府资助学术机构而不施加政治影响，这种传统自洪堡以来在德国有悠久的历史。

当然，纳粹政府并没有遵循德国的这种传统，而是积极地试图让中德学会执行它的文化政治战略。但纳粹政府在此所用的宣传策略是试图通过中德学会来影响中国的知识精英，所以将杂志定位为学术期刊，从而与德国政府在上海资助的《二十世纪》区别开来。德国政府的内部文件透露，它为中德学会所定的任务是：

……在中国唤醒或加深对德国文化成就价值的理解。换句话说，这是一项着眼于长期的文化工作，不是为了或多或少政治现实化的当前宣传，而是为了争取自1918年以来主要处于盎格鲁－美利坚影响下的精神领导者的圈子，向其展示德国不仅可以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还可以在精神文化和人文科学领域对中国有所助益……重要的不是作用的广度，而是深度。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广大的民众，而是有文化修养者的最上层，……

德国政府所执行的这种宣传策略，是《中德学志》大致能维持一本学术期刊面貌的根本原因。

从第四卷开始，编辑部内部再次出现人事变动，傅吾康成为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作为最为亲华的德籍会员之一，他这时与学志的秘书胡隽吟的恋爱明显违背了纳粹的种族政策。从第四卷开始，“特载”不再出现，宣传性的文章逐渐减少，宣传色彩也逐渐趋淡。学志编辑部还举办了作者见面会，并在会务报告中称：“本志以往所载几全为翻译文章，自本年度起拟更注意中国学者研究德国学术之著述。”

德国汉学家傅吾康

从第五卷开始，刊名的翻译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直到上一期（第四卷第四期，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刊物的德文名字还仅仅是大写字母的“ＡＵ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ＭＧＥＩＳＴＥＳＬＥＢＥＮ”。而到了这一期，在刊物的德文目录页上，德文名字换成了《中德学志》韦氏拼音大写字母，底下的括号里再用小字写上“Ａｕ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ｍＧｅｉｓｔｅｓｌｅｂｅｎ”，并去掉了“ＩｎＶｅｒｂｉｎｄｕｎｇｍｉｔＤｒ．ＫａｒｌＫｅｒｌｈｏｆ”（“与卡尔·凯尔霍夫博士联合出版”）。

到了最后一期学志出版的时候，已经有一半的文章为中国学者所撰写，使学志真正成为中德学者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这种趋势，与丁建弘、李霞对中德学会后期历史的研究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到１９４５年春，“战争停止前夕”，为保护学会的图书及文物，免受德国投降的影响，“傅吾康提议，让德籍职员和会员全体退出中德学会，职务完全交给中籍同仁”。

《中德学志》在二战末期的变化，明显与德国的战争进程相关。在本土已经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纳粹政府已经没有足够力量来监控远东的一本刊物。这时，对中国较为友好的傅吾康就能与中籍会员一道，使学会逐渐摆脱纳粹政府的影响。

那么，《中德学志》中是否可以见到中籍会员的努力呢？

三、中籍会员的民族情怀

由于《中德学志》是在中国出版的中文杂志，所以中国学者的文章———大多是翻译作品———构成了刊物的主体。

《中德学志》定位于学术期刊，出版地又是日军控制下的北平，所以这本杂志上并没有出现过直接宣扬抗战精神的文章。但如果细读杂志上的文章依然可以发现，好几位中国学者试图运用这块沦陷区里难得的文化阵地激励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尽管刊物的德文名称是“德意志人文精粹”，德方的主旨也是借此传播德国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博得中国知识阶层对德国的好感，但学会中的中籍会员对这种文化传播却有自己的选择。

例如，在对德国历史、思想、文化、人物的介绍中，1806年前后的德国成为了一个绝对的重点。众所周知，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打败，不久后拿破仑的军队开进了普鲁士的都城柏林，并与普鲁士人签下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这个时间点，正是德意志民族发展的一个低谷，而德意志的民族精英在此时的觉醒、反思和改革，又使得它恰恰成为了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宣扬这个时期的德意志精神自然是不会受到德方阻挠的，而它对中国的现实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样的亡国感受，使得原本遥远的德国历史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１８０６年的德国，“国家，是十分的贫困；人民，是很缺乏爱国心（当法军打败普鲁士，拿破仑入柏林时，普人列街旁且为拿氏喝彩）；法国军力过于强盛；拿破仑手段非常毒辣；一般显宦，王爵，争向拿氏归顺，希得官职。”

曹京实在看见狄怀特关于普音士改革首相斯坦因的传记之后心有所感，译出了全文，他还在译文序言中写道：

而当此际，是石太因，他，看准问题，立定决心以人类罕见之刚毅精神，排万难，急建设，卒救德国于危亡。是石太因，他以特有之远大眼光，悲天悯人之宏大同情，解放农奴，化除阶级，使极端专制之德国逐渐趋向民主。其功固未全竟，而其志则远非一般之政治家所能及。笔者译此文时，心怦然动，不仅敬石氏之为人，且亦深感著者狄怀特氏对吾人启示之良多也。对“吾人”的“启示”是什么呢？可以想见，这些中国学者希望中华民族也能在失败的打击中痛下决心、革除旧弊，能像德意志民族那样浴火重生。

而受到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有斯坦因，围绕着使德意志民族从战败走向复兴的斯坦因－哈登堡改革，《中德学志》的中文撰稿人几乎介绍了当时所有引领普鲁士改革的精英人物：哈登堡、格耐森瑙、沙恩霍斯特、克劳塞维茨、威廉·冯·洪堡等等，都有专门文章译出，予以介绍。其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德意志历史上其他的重要时期，如之前的“狂飙突进时代”和之后的“俾斯麦时代”。

而且，《中德学志》不仅仅关注１８０６年前后德意志的战争和改革，也关注1806年前后德国思想史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连载了会员杨丙辰所译的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费希特在普鲁士国难之时的系列演讲中，从历史和哲学的层面肯定了德意志民族特殊的使命，成为之后德国民族主义的渊薮。后来，这部作品又走出国门，成为弱势民族肯定自我，在逆境中激发民族斗志的精神武器。

自1931年东三省被日本占领后，费希特的演讲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32年张君劢对演讲进行了部分翻译；1934年贺麟在《大公报》上发表长文《费希特处国难时之态度》；1942年，臧广恩、马采分别完成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全译

本。可见，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这篇演讲竟然被三个人（杨丙辰、臧广恩、马采）同时翻译。由此亦可知这篇作品在当时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而相对于其他激励国民的文章，在沦陷区刊布《告德意志民族》要相对保险得多。

纳粹党人将费希特看作是自己的精神导师之一，当然乐意其思想的传播。日本人也没有理由查禁它，日本的文部省自己就“把它编译于《关于时局之资料》中，免费颁发给全国文教部门，用以论证大和民族优越论。”

除了在德国的历史中寻找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之外，也有学者试图从当代德国的精神资源中寻求助力。其中较为典型的有王锦第对德国学者士榜格的介绍。王锦第在注释中极富深意地写道：“国民性与文化是士榜格的一篇演讲，载在文化哲学的诸问题中，虽稍显联系当前的实际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篇极可珍贵的论文；可以作为国家哲学来读，富有大同思想而缺乏国民意识的中国人对于士榜格的说法更应有特别的警醒。”

“稍显联系当前的实际问题”竟然成为文章的缺点，可见时局之诡异。作者忧心中国人缺乏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士榜格文中对“血族国民”、“文化国民”等概念的阐述，是在强调国民性的独立性，天然地抗拒着日本占领政府的同化政策。相似的还有王锦第所译的《黑格儿的政治伦理学》，从哲学层面激励国人的爱国心：“黑格儿知道一个政治并且还有宗教团体，一个集体而成的团体有同样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属于某一团体并不由于一个人的选择，而是运命安排在那一个团体内。忠心于这个团体便是最高的道德责任。”

1943年，胡隽吟在《中德学会与中德文化》一文中总结了自古以来中德文化交流的历史，并特别记叙了中德学会的贡献。文中１９１１年之后的历史全用民国纪年，只有一处除外：“自一九三七年夏季以来，北平之杂志刊物顿形减少……。”这种特意的突出让人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的悲愤之情。

中国学者在文章中所用深意并不限于此，但仅从上述数例已可看出，沦陷区内的一些学人也并非完全逃入书斋，而是利用《中德学志》这样一块难得的阵地进行抗争。这一点，在之前对中德学会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视了。

四、结论

中德学会既有中国学者的开辟之功，又有德国政府的资助之力，而在“七七事变”后因为德日同盟这样的特殊原因才生存下来，这一切都导致了《中德学志》面貌的复杂性。从杂志的文本看，德国政府、德国学者（其中又有纳粹党员和非党员之分）、中国学者都试图利用这本杂志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经过几方复杂的博弈之后，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又都受到其他各方的掣肘。德国政府在学志上的宣传力度历经了一个由弱转强，又由强转弱的起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丙辰、曹京实、曾一新、王锦第等中国学者，他们在部分德国编辑的协助下，在德国政府和日本占领当局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之内，试图通过学术活动鼓舞暂时处于失败阴影中的同胞。他们不仅在当时为抗战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