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自由主义_风闻

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内涵不联系基督教是容易误解的。自由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是由基督教开发出来的，上帝赋与人以恩典，使人的生命实践突破人的生命的自然性的限制，达到普遍性的体验，这就是意志自由，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是生命自觉性和能动性的体现。有一点需要区分，意志不是欲望，欲望体现的是生命的自然性，而意志则与理性结合。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也非秩序，而是仁，其实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大致相当于中国文化中的仁，政治自由其实也就类似于仁政。自由主义与儒学都讲秩序，其现实的体现一推崇法治，一崇礼。                                                     下面说说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它来到中国，何以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引起反响，这就需要从理学说起。

   理学的兴起可以溯源于唐代中期。读唐史会有这样一个困惑，河北三镇绝非强大无比的力量，且主要在河北一隅，为何始终难以解决，甚至每每在临近解决的边缘，而功亏一篑。当时的人们发现，因为人性的自私、怠惰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掣肘，使得所执行的政策和方略大打折扣乃至于扭曲，让一切看来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变得出人意料的艰难。因此，要想使政治良好，首先要正心诚意，这种思想在中唐政治家陆贽对时局以及其中的人性展现的洞察幽微的分析中已经有了萌芽（陆贽在后世的理学家中有相当高的地位）。理学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正是植根于中晚唐的历史情境。而中晚唐也是向宋代过渡，中华民族的生命力由盛转衰的时刻。

   由正心诚意出发，就导出这样一个结论，人性在未经自我修养达到改善之前，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任何一种利国利民的措施，终归要受到人的私心的侵蚀，而走向反面，所以在私心没有根除的情况下，就不能有所作为，这就产生了理学的谨小慎微，信心不足的无为政治。而自由主义的无为政治则是植根于另一种历史情境：西欧社会处于上升的发展期时，哪怕人性的错误都会产生积极的后果，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因此不需要政治上的刻意干预。事实上任何理论逻辑都是扎根于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事实基础之上的。

    但不论理学与自由主义的无为政治的取向有何不同，至少要“无为”这一点是吻合理学家的谨小慎微，好静不好动的本性。由此理学家化身为现代的自由主义者。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实质是保守、害怕社会变革，害怕大规模群众运动，自信力不足的理学家。另一方面，中国的自由主义又脱离了基督教伦理的土壤，自由失去了德性的维度（自由就其本意来说，是生命突破恶的限制的努力），也就失去了生命实践的体验。在中国的自由主义中，“自由”的内核实为庄子式的虚无的任“性”，这其实与自由的本义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而理学追求抽象的“理”也失去了传统儒学“仁”的丰满生动的生命感，陷入无行动、无内容的默想中，因为这个共同点，理学家再次披上无热情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外衣，而心感惬意。但这也正是近代自由主义者最终枯死在象牙塔之中的内在原因。

    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生命力重新苏醒，静极而动的时刻，表面上的自由主义者，骨子里的理学家，仍然沉睡在一个纤尘不染，静谧的“理”的世界中，而感觉舒适安逸。由此，他们唯恐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奋斗，打破了他们的清梦。他们总是幻想，在外部势力的庇护下，而不经过自己的努力牺牲，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平稳进行，自动进入现代化，而他们则可照旧躲在小楼自成一统，把玩着文化，享受着消极自由 。文化在他们手中成了玩物，失去了修养的真谛，那就是培育内在的德性和智慧，化为外在的富于创造性，富于勇气的行动，内充实而外辉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造出一片新天新地新境界。在他们手中，不和生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文化，最终也成了失去灵性的死物。                          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觉悟和解放为灵魂，继承了自由的真义，激发出了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以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并赋予中国人民以不屈不挠地追求美好未来的意志，创造出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