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刘慈欣卷入“意识形态”斗争_风闻

多年前，《流浪地球》原著作者刘慈欣和科学史研究者江晓原的一场对话非常精彩，两人讨论了是选择人性还是选择生存的问题。

刘慈欣问，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

江晓原回答，我不吃。理由是：不吃比选择吃更负责任。如果吃，就是把人性丢失了。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才有了今天的这点人性，我不能就这样丢失了。我要我们三个人一起奋斗，看看有没有机会生存下去。

刘慈欣又问，可是宇宙的全部文明都集中在咱俩手上，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

江晓原反驳道，在你刚才设想的场景中，我们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刘慈欣最后说：我表现出一种冷酷的但又是冷静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合理的。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生存，读者认同了我的这种选择。套用康德的一句话：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

刘慈欣的冷酷或冷静理性多少来自电厂的关停和下岗的压力。

2015年，刘慈欣曾在采访中回应“为何2010年前的作品色调都很阳光，而2010年之后的作品色调则变得忧悒”。原来，“因为2009年是娘子关电厂按照国家节能减排相关政策关停的年份。在此之前，电厂的工作是个铁饭碗，收入很稳定，可以说是衣食无忧，没有任何压力。但是2009年关停后，电厂需要搬迁，员工面临分流安置，竞争一下子变得激烈了。工作上的巨大变动影响了我的创作心理，体现在作品上就是色调变得沉郁。这就是文学评论中经常提到的‘说者被说’，作家总是不自觉地将个人经历映射到作品里。”

刘慈欣说，“我们企业有2000人，新建一个大发电厂，只能容纳400人，剩下这1600人去哪儿？在这个氛围之下，《三体》的风格就变得有些阴暗了，生存竞争就浮出水面了。”

在刘慈欣的小说中，在他和江晓原对话中设计的思想实验中，他的这种理性，许多读者是认同的，不过那是在极端情况中，考虑的是人类的整体生存。

刘慈欣的观点不应该被误用，推而广之，不分场景地把生存置于道德之上就不对了。他有个小错误，就是引用康德的话，正好把意思搞反了。康德对道德律像对星空一样敬畏，康德的伦理学是道德义务论的，和刘慈欣的生存目的论正好相对立。

江晓原的观点中也有存在争议的地方。刘慈欣问有不变的人性存在吗？江晓原就认为自由意志就是不变的东西中的一部分。科学不可以剥夺人的自由意志。从中不难看出，江晓原更接近西方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一套很有生命力的叙事，历史上不断浴火重生，无论你是否批判它，都不应该小瞧。但自由意志是人性基础的观点，可能本身也会受到科学的挑战。《未来简史》一书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就认为所谓的自由意志根本是不存在的，我们的选择和决定只不过是大脑算法的结果。而且他还举出了大量科学研究作为证据。且不论这是否能作为主流科学的结论，至少可以被科幻作家合理地当作设定采用，因此，在刘慈欣笔下，自由意志不重要，可以在绝境中服从于物种整体上生存理性，也就完全是合理的。

当然，刘慈欣并不能代表与自由主义交锋的一套逻辑，他的这种理性不是“完成时”，不是建设一个幸福的国家最终所梦想的东西，也并非阐释充满正能量的中国梦所需要的。他的思想甚至可能被攻击为“为极权主义张目”，但细读他的科幻作品就会发现，不同的时期人类社会性质的差异巨大，甚至超出了今天对各种社会形态的想象。只注意他呈现的社会组织形态，不注意他设定的条件、时间，这样攻击他也就很不合理。

无论如何，科幻就是科幻，把科幻设定中的思想用到现实中，当然会很荒诞。因此，反过来如果为了攻击“自由主义”，就在没有自然灾难的前提下用刘慈欣的设定去吹捧他想象的社会形态，结果也只能是给对手找漏洞。

大家为《流浪地球》而激动，归根到底不是为了和“自由主义”斗法，而是因为中国人在大银幕上拯救地球终于实现了，这感觉真棒，如果有人非要用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斗争的思路去分析，工具箱就太陈旧了。“自由主义”在西方失宠，出现了特朗普这样有些虚无主义味道的人，本身就是“陈旧”的体现，而不是“战败”的体现，人们并没有找一套更好的思想去代替自由主义，而是觉得它太单一，解释力太不够，在这个框架中哪怕与之作对都是跟不上时代变化的了。

比如，有实验发现，年轻人的政治倾向与大脑结构有关，在自由派志愿者的大脑中，ACC（前扣带皮层）中灰质体积明显增多。而保守派的志愿者，其大脑中杏仁核灰质体积明显更大。就像前面讨论自由意志时所说的，科幻作家更喜欢这种设定，同时也意味着旧的斗争框架被消解。

比起意识形态争论，中国文明如何与世界各种文明对话，可能是更有意思的问题。我就更愿意通过刘慈欣的作品，考察中国思想中如何面对“自然”。在《老子》中，中国人非常独特的思想又一次呈现出来，即认为“人的能动性”终究是值得怀疑的，而“自然”有自发运作的机制，不以个体活动为基础。违背“天”的构成机制，任何人类行为都注定失败，至少会很困难。

《老子》的思想或许和刘慈欣一样不够“正能量”，但都体现出一种宇宙深不可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征，人类面对宇宙机制是无能为力的，有时候会面临绝境，当然中国文化同样孕育出了“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样对此种绝境进行反抗和斗争的神话故事，而斗争有多么可歌可泣，也就证明了这种绝境多么超出别的文化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