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生存还是要人性？从中国历史看刘慈欣和江晓原的分歧！_风闻

今天在观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刘慈欣：你关心人性，我关心生存》，我也有一些自己的体会。

https://www.guancha.cn/LiuCiXin/2019_02_13_489922.shtml

首先，我觉得这两个人讨论的基础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都很清楚，要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两者的话语体系要一样，至少讨论的名词，它的含义要一致，这才是讨论的基础，如果一个名叫“XX”的东西，其实同时代表了一只鸡和一只鸭，那么两个人讨论XX会不会游泳，结论当然会南辕北辙。

这两个人他们讨论了很多生存和人权的问题，然而刘慈欣说的生存是群体的生存，江晓原强调的是个体的生存。在生存逻辑这个问题上，两者也完完全全相反，刘慈欣认为群体生存是个体生存的前提和终极价值，而江晓原则认为个体生存是具有终极价值的，他们所有的分歧都由此产生。至于两者讨论的人权，这属于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们两个人理解的人权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刘慈欣的人权，将群体生存和文化的整体传承放在最优先的级别中，而江晓原的人权，将个体的生存自由放在最优先的级别中。

这恐怕就是当下中西方文化最最根本的分歧了，到底谁对谁错？我觉得这样的争论将持续，然而我觉得西方最终赢得这场争论的机会并不大。这样的预测并不是从未来来看的，而是从西方的历史上来看，它们对于生存及文化传承的问题，成功的案例极其有限，所经历过的真正困难也太少，能够涅槃重生的文化更是稀缺，对于深度管理运营大地域国家、大范围人口的经验极其欠缺，从他们那里我们能得到的经验教训实在有限，所以我认为如果想要真正找到生存和人权的答案，就必须回到我们自己中国历史上去找答案。

这里就是我想到的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观察超大地域超大人口国家运营效果的样本，它的存在时间很长，有长期编写详细历史的习惯，它的核心区域稳定的时间比较长，周边长期存在和它相比有一定竞争能力的同样独立的势力，这是一个长期思考治国理政得失并将其记录在册不断传承的国家，对于自己国家、百姓、文明的传承与得失，中国都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为什么刘慈欣会如此关注生存问题？因为刘慈欣是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大家看看中国历史就可以很清楚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样的生存观了。

中国的战国时期以及无数存在过却又灭亡了的国家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的文明看上去多么先进高尚，当遇到了强大的武力、自然界的灾难这种外界的不可抗力，文明都会飞灰湮灭，不生存，无文明，无活人，无传承。

每每战争连绵生逢乱世，所有人被卷入战争，人命卑贱到以万、十万为单位的人命在历史书上或许只占几个字。虽说战争终会平静，最终也会有人活下去，然而活下去的未必是个体的你。字字血泪也告诉了中国人，个人生存并没有那么天经地义，中国人也不觉得个体的生存和同自由有什么必然联系。命才是比什么都珍贵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历史告诉中国人的。

把活着当成头等大事，中国人才能活下来，把文化传承当成头等大事，中华文化才能传下去，只有将这两件事当成头等大事的，上天才会给你一个可怜的机会，让你咬紧牙关活下来，让你的文化历尽艰难不断绝地传下去。

既然把活着当成了头等大事，中国的文化中自然而然就会发展出专门的学问，用来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才能够活下去？”。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研究检验国家生存术的大试验场，经过多年观察和自由竞争之后，中国人不得不承认，国家要想活着，不讲人情的法家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战国后期，多个国家不约而同启用法家实施变法，秦国在战国争雄中最终胜出的历史都证明了法家在解决国家生存问题上的贡献以及它作为一种国家管理模式存在的价值。秦国对内通过绵密严谨的法律把国家每一个人都变成了耕种作战的工具，短时间内大大加强了国力，对外不择手段地采用战略战术乃至极端的军事手段削弱别国实力，最终统一了六国。

而个人生存术的集大成者，可能就是臭名昭著的“厚黑学”了，将生存作为最高价值之后，其他的底线都非常低，这让很多人都看不起中华文化，觉得中国人太没有道德了，太没有人性了。然而我认为正因为中华文化的底线足够低，它的生存能力才能足够强，它才能有足够的韧性，才能在无数次被踩入云泥之后还可以坚强地活下来。中华文化身处逆境之时，它就像是卧薪尝胆的勾践，能低得下身段，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当然，如果中华文化的全部就只是底线低的话，那它就算不上是一种优秀文化了。中华文化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但底线足够低，它的上限也足够高。

从国家角度来看，法家提供了第一种治理的模式，类似于全国军管的一种模式，很有效率，很有战斗力，然而这样的模式将民力用到了极致，并不是所有的民都可以承受这样的模式。对一个国家而言，除非在大规模扩张阶段，这样的压榨在经济上通常也是不可持续的。于是到了一定的阶段，国家治理开始呼唤另一种更为温和的模式，一种更加符合人性的模式，儒家的模式渐渐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了，法家模式渐渐离开了国家公开的宣传领域。

儒家模式不断加强的这个过程伴随着国家和中华文化的不断强大。国家强大了，来自外界的生存危机解除了。然而悖论出现了，国家越是强大，文化越是成功，儒家就越是认为它天地人伦人性的那一套是正确的，对于生存的现实问题就越来越不重视，就越来越忽视有关于国家生存的那些问题，重文轻武的风气常常无法逆转，直到造成最终的内外危机。

儒家的问题就在这里，不解决好生存问题，只谈人性毫无意义，怜悯的泪水填不饱肚子，也保护不了国家，这是最最现实的问题。

对于个人而言，儒家为中国人的思想划定了范围，为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建立的规范，限定了禁忌，有人将其称为儒教，确实有一定道理。教嘛，但凡有影响力的大教，总要有仪式，总是要对日常行为管头管教，婚丧嫁娶，吃喝拉撒，无一不包的，儒家对中国人的影响极其深远，今日之中国，一谈传统，总也绕不过儒家的那些规矩。

但是儒家又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那些一神教，儒家的圣人都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们不能呼风唤雨，不能点石成金，不能日行千里，不能转世重生，他们都是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只是他们对于人和人，人和家庭，人和国家的相处之道有着比我们更深的理解，他们还将这样的经验和理解无私地教授给其他人，于是他们成为了儒家的圣人，也成为了中国人的精神标杆。

中国人就是这样，生存始终是中国人的终极目标，一遇到生存危机，中国人会选择从讲究文明道德的儒家模式转向生存模式。生存模式中的中国人知道生存的艰难，承受为了生存不得不付的代价，心中却不会忘记文明时代，也会时刻向往着文明时代的重新降临。

至于移植芯片入脑控制人的思想这种极端的事情，西方一神教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冲动做如此疯狂的事情吧？中国文化中的统治者对你想什么其实从来没有多大兴趣，中国统治者最多也就防着你的嘴，不许你乱说话，防着你的行为，不许你造反。只要你没打算要做官，你脑子里胡思乱想些什么，他才懒得管！

还有所谓的个人自由选择权，如果脱离了西方另一条少数服从多数的重要原则谈这个东西，只要不在中国谈，全世界都搞我都没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