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老舍说相声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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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说相声

舒 乙

　　【提要】中国作家老舍和曹禺于一九四六年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讲学一年。一年后老舍一人滞留美国，直至一九四九年底回国。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生活经历。本文着重研究了老舍访美的起因和历程，以及他在美国的创作和翻译情况，同时介绍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鼓书艺人》、英文话剧《五虎断魂枪》的创作。由于《骆驼祥子》等作品翻译，老舍成为第一个被介绍给北美和欧洲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作家。本文还介绍了保存在美国的老舍挡案、照片和文物。老舍和赛珍珠、甫爱德等人的通信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老舍对美国的考察，使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能有总体的把握，对他生命后十六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老舍在美国”一直是老舍研究界非常关注的课题，多年来处于一种未被充分揭开的境况，有着深入挖掘的潜力。这种细致深入的挖掘不仅对老舍先生的生平传记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而且由于其内容涉及的时间段较长，必然是相当重要，又相当有趣的。

 　 一、源起和历程

　　老舍先生在美国的时间是1946年3月20日至1949年10月13日，前者是抵达西雅图的时间，后者是离开旧金山的日子，前后共三年半

　　老舍先生访美之前，有郭沫若先生和茅盾先生的分别访苏之行，前者还是在战争中成行的。这两次访问都有作者自己写的详细访问记问世，影响比较大。他们的出访，发生在美、苏两大强国争夺对战后世界形势的发言权的大背景下，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讯，美国方面自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正处在一个不确定的动荡局面中，中国统治当局的腐败无能日趋显现，社会落后黑暗，百姓贫困，民怨沸腾，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迅速崛起，形成某种强烈对峙局面，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正在急剧的酝酿中。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外交界的一些明智之士也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作为争夺的重要对象，求得他们的好感，争取主动，谋求均势。

 　 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当文化联络员的威尔马·费正清（Wilma Fairbank）和在重庆美国新闻处服务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促成老舍访美一事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向美国国务院建议邀请两位知名的中国进步文人访美，其中一位是小说家老舍，另一位最好是知名的共产党人。为此，他们曾想尽办法和周扬、欧阳山尊等共产党人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最后名单被确定为老舍和曹禺，前者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刚刚被译成英文，取名《洋车夫》,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而老舍本人在八年抗战中一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在文学界有崇高威望；后者的话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等使其作者曹禺的名字响彻中国戏剧舞台，成为戏剧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在他们离开重庆动身赴美的时候,张治中先生曾设宴送行，作陪的人中有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冰心等，以及和由延安来重庆求医的江青。当记者问老舍先生对赴美讲学有何感想时，他开玩笑说，此次赴美是去“放青儿”，自喻骆驼，春天到张家口外去吃青草，去换毛，然后马上就回来，作更长的跋涉和更沉的负重。他担心自己的肺部可能有问题，去得成去不成还得两说着。当他们到上海后，上海文艺界曾举行盛大的欢送会，有一百余人参加，留有合影。老舍说“文协”是中国最干净最华贵的团体，它做事最多而宣传最少，此行赴美，将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抗战文学的非凡成就，和“文协”的事迹，并望国内同人坚持“文协”的一贯精神。启程前美国大使馆也为老舍和曹禺举行了鸡尾酒会。

 　 他们坐的轮船是运输船“史各脱将军”号，三月四日启程，航行十七天。到美国后，由西雅图直奔首都华盛顿，向国务院报到，确定讲学和访问日程，然后由东向西，在大半年里，再由西向东，转了大半个美国，先后访问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还到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岛、魁北克。

 　 他们一路走，一路讲演。在华盛顿大学、在斯坦佛大学的小剧场节目社会研究会和人道会议、西雅图北部作家协会、费城国际学生总会、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雅斗文艺创作中心，以及其他著名高等学校，他们作了多次公开演讲，老舍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国抗战文学》。

 　 一年后，曹禺归国，老舍则在纽约定居，在纽约83西街118号租了两间公寓房，过着一种既紧张又孤独的写作生活，一边写小说，组织翻译中国抗战文学，一边关注着国内的战火发展。

 　　　 由一九四八年四月起，老舍有七次外出活动：

 　 ·一九四八年六月下旬，曾到纽黑文耶鲁大学去休假数日；

 　 ·一九四八年七月中、下旬，到费城乡下赛珍珠女士的农场住过四五天；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一日到十八日，曾去好莱坞；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到耶鲁去了两天；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至二月初，去迈阿密做短期休养；

 　 ·一九四九年九月到费城度周末。

 　 二、创作情况和翻译情况

　　老舍住在纽约，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主要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剧剧本。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取名《饥荒》，按原计划，有三十三章，共三十三万字。《饥荒》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四七年的第二季度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底。《饥荒》，从各方面判断，完全写完了，但它的命运不济，没有得以完整地出版，现在出版的《饥荒》是残缺的、不完整的。

 　 《饥荒》写在美国式的十六开大笔记本上，用钢笔，横式，有黑色的硬皮，放起来有厚厚的一摞。《饥荒》手稿一九四九年被老舍全部带回祖国，一九五零年交上海《小说》杂志连载发表，不知何种原因，舍去最后的十三章未发，在第八十七章后注有“全文完”字样，至使最后十三章没有中文版。

 　 《饥荒》更详细的内容存在于英文翻译的节本《四世同堂》中。它的翻译工作是老舍在美期间亲自帮助甫爱德小姐（Ida Pruitt）根据手稿完成的。《四世同堂》英译本一九五一年由美国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Harcourt and Brace Co．）出版，取名《黄色风暴》（The Yellow Storm）。

 　 所谓“节译”，是指根据美国出版商的要求，作者在翻译时已经对原著进行了删节，去掉了环境描写和民俗描写；出版时，出版社又二度进行压缩，去掉了个别人物，总字数几乎压缩了40%。

 　 今日《饥荒》的中文本由两部份组成，第一部份是根据一九五零年《小说》杂志上连载的第六十八章至第八十七章，共二十章，约十四万字，第二部份，是根据甫爱德的英文译本，由马小弥女士翻成中文，共十三章，约六万字。和原计划相比，章数没变，共三十三章，但字数少了许多，应为三十三万字，实际只有二十万字，而且其中只有十四万字是原作者的，其余六万字是先“中翻英”，再“英翻中”得来的。

 　 《四世同堂》的翻译者甫爱德小姐从小长在中国山东北部海边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里，会说中文，会看中文，但不太会写中文。在美国上大学后，又回中国工作了很长时间，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她完全是个传奇人物，对中国人民怀着友好的情谊，默默做了许多好事，通过社会报务、讲演、募捐、写书，帮助中国发展“工合”运动，帮助中国人民抗战，帮助中国的进步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老舍在纽约的时候，她也回到了美国，而且也住在纽约。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合作翻书。由老舍念中文稿给她听，她随即翻成英文，用英文打字机打下来，再给老舍看，确认无误，再念下一段。他们连续工作了半年，由一九四八年三月到八月，几乎每天晚上七点到十点在一起工作。甫爱德的翻译受到了赛珍珠的肯定和赞扬，以为翻得不错，取得了很不错的进展，应该继续下去。

 　 老舍回国后，还和甫爱德一直保持着联系，通信，互寄贺年片，寄书。

 　 九十年代，在北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持下曾举行过一次甫爱德纪念会，隆重悼念这位美国友人，有来自美国、日本的甫爱德研究者参加。会后,甫爱德本人著作的中文翻译出版也随之而开展。

 　 老舍在美国完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鼓书艺人》，写于一九四八年的第二季度至年底，大约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上午是老舍的创作时间，晚上则和甫爱德一起从事翻译。他是个忙人。

 　 《鼓书艺人》是唯一一部老舍取材重庆的长篇小说，描写抗战大后方的曲艺艺人生活和他们的思想转变。这部书有实际的模特，他们是有名的鼓书艺人傅少舫和养女傅贵花，都是北方人，老舍和他们是朋友，私交甚好。当时，在旧中国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不受尊重。艺人自己的女儿不卖唱，花钱买别家的小穷女孩，培养演技，然后当卖唱艺人赚钱养家。再往后往往当作艺妓或者姨太太被卖掉，再买一个小女孩培养顶替。老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帮他们写新唱词，教他们表演“抗战大鼓”，受到他们的尊重和爱戴，以至他们家庭的纠纷也常常请他来裁决。他曾帮助傅家养女认字，不再走“卖身”的路，开始新的生活。

 　 在美国，老舍利用了这段经历完成了他的新长篇小说，而且赋予它以新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这部小说对研究老舍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老舍思想的重大转折，可以视为其思想分期和创作阶段的转折点与标志物。

 　 《鼓书艺人》是边写边译的一部书,译者是郭镜秋（海伦郭，Helen Kuo）小姐，一位美籍华人翻译家。老舍写几章，交给郭，郭译后还这几章，再取几章新的。所以，其翻译时间大概比写作时间稍拖晚一点，开始于一九四八年第四季度，一九四九年一季度完成。英文翻本正式出版是一九五二年，书名是《The Drum Singers》，出版社亦是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 　　最大的迷是《鼓书艺人》的中文手稿失踪了。除了郭小姐之外没有人见过它，也从来未出版过。

由左至右：陈士襄、陈士襄夫人、汉斯、曹禺、老舍。一九四六年六月摄于加州伯克立大学

　　老舍回国之后，创作的第一个大作品是一部话剧剧本，叫《方珍珠》，居然又把这个艺人题材用了一次。虽然，主题已经完全不同了，但这或许可以解释小说《鼓书艺人》中文版从未问世的原因。不管怎么说，《鼓书艺人》和《方珍珠》酷似姊妹篇，一个是旧时代的最后一部，是上篇，另一个是新时代的最初一部，是下篇。时间上相隔得最近，同一类素材被相继加工过两次，出了两个不同的作品，十分有趣，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

 　 《鼓书艺人》英文译本后来被翻回成中文，出了中文版。现在中文读者读的《鼓书艺人》并不是老舍的原文，而是两度转手翻译的，先中译英，再英译中，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独一份”。

 　 老舍在美国写的第三部作品是一部英文话剧剧本，是一部根据他的短篇小说《断魂枪》改编的三幕四场英文话剧。手稿于一九八六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善本手稿部分被发现。据说是老舍应美国学生的请求而创作的。未正式出版过，从来不被人们所知，也不知道上演过没有。

 　 后来经舒悦翻译有了中文译文，刊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以后由香港“勤十缘”出版社出版了中英文对照本，附在一九九三年“勤十缘”的《老舍英文书信集》里，由译者为此剧起了名，叫《五虎断魂枪》。它的发现对研究老舍思想变化亦很有大的用途。

 　 根据老舍英文书信记载，他在美国还创作了一部叫《唐人街》的小说，可惜迄今未被发现，有待挖掘。

 　 老舍在美国期间还从事了一项和创作同等重要的工作，就是向美国和欧洲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他集中组织了四部作品的翻译工作，都是他自己的作品，即《离婚》、《四世同堂》、《鼓书艺人》和《牛天赐传》。《牛天赐传》在英国出版，译者是熊德倪，连同伊文·金一九四五年的《洋车夫》，先后有五部老舍作品被集中地介绍给美欧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有了这些翻译著作，美欧读者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实际是始自老舍。

 　 在这些翻译作品中命运最特殊的是长篇小说《离婚》，这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故事，按老舍的说法，他为它进行了一场丑恶的奥林匹克竞赛，并希望能在其中取胜。

    《骆驼祥子》英译本成为美国畅销书之后，英译者伊文·金于一九四八年又翻译了老舍的《离婚》。但他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删，以至面目全非，严重歪曲了原著。老舍多次交涉无效，以致两人合作关系破裂。伊文·金自己成立了“金出版公司”，强行出版经他篡改的《离婚》英译本。老舍被迫再组织一次《离婚》的翻译工作来和他抗衡以维护自己作品的纯洁性和声誉。这就是请郭镜秋小姐来重新翻译《离婚》的原因。老舍为此发电报给上海的赵家壁先生，请他去南京一趟，在政府那里取来了《离婚》中文版权属于老舍的版权说明书，并在上海请美国律师沙博理先生专门做了公证。这份证明打通了《离婚》郭译本在美国出版的道路。后来老舍曾诉诸法律，判决结果是金只能在自己的书店里发行其自己译的译本，不能在其他地方出售，而郭的译本则取得了在美国出版和发行的合法权利。为了和伊文·金的《离婚》译本有所区别，郭译本取名为《老李对爱的追求》。

    此外，老舍信中提到他的短篇小说《马裤先生》也有英译稿，可惜，迄今未被发现，也有待挖掘。

    总之，不论是老舍这阶段的创作工作，还是翻译工作，都在美中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丰硕成果，它们有份量、有影响，而且带着颇为有趣的故事。

    三、老舍的美国档案

    在美国依旧保存着一些当年的老舍挡案、照片和文物。现在所能得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份。

 　 信件：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善本手稿部里保存着四十七封老舍致美国友人的英文信。其中一封至赫荻（Herz）小姐，他的第一任出版代理人，四十四封至劳埃得（David Lloyd）先生，他的第二任出版代理人，其它两件。这些信件披露了以下六方面的信息：（一）信中有一段老舍自己评价《四世同堂》的文字：“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二）在郭海伦翻译《离婚》过程中，老舍曾对原著进行过修改，而且自认修改后的《离婚》相当不错。对这点，至今，尚无人进行过比较。（三）信中有围绕着好莱坞的《骆驼祥子》电影剧本发生的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四）老舍先生归国后，于一九五零年八月曾加入美国作家协会，而且交纳了会费，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极为不寻常。（五）信件对老舍先生归国后的创作提供了极为生动而真实的写照，其中，对他的三位老姐姐和大哥的描述，对他归国后最初几部作品创作历程的描述，对京城种种可喜变化的描述，对政府和人民关系的演变的描述，对他自己家庭的描述，对他就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后种种忙碌情况的描述，都极有价值，可以对他归国后的生活提供客观的判断基准。他由衷地、令人信服地、生动地赞扬了新政府，令人读起来极为亲切。（六）他归国后和美国友人的通信关系一直没有中断过，既便在发生了朝鲜战争的前提下，也没有停止，这相当令人吃惊。老舍通过香港要求寄钱、寄样书、和寄评论剪报来，成了人民之间友谊长存的强有力印证。

 　 在上述图书馆中还保存着两箱与老舍著作出版事宜有关的文件，包括合同书等等。

 　 上述图书馆中保存着赛珍珠女士给劳埃得的信，信中详细向劳埃得介绍了老舍先生，称老舍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可能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入狱”，“我觉得他应该得到周到的照料”。

 　 老舍归国后曾向周恩来总理建议邀请赛珍珠访华，以为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美国最进步作家。受周总理的委托，老舍和冰心曾联名向赛珍珠发出了正式邀请信。可惜访问未能成行。

 　 以上这些信件的发现要归功于高美华（June Rose Garrott）教授和哥大图书馆善本手稿分部的伯纳得·克里斯特先生。

 　 在甫爱德挡案中发现了老舍致甫爱德的信三件，甫爱德至老舍的信三件，以及大量有关《四世同堂》的信件，主要是甫爱德和劳埃得之间的信件。这批信件的发现主要归功于日本的山口守教授。

 　 在美期间，老舍给朋友写了大量中文信件，但能保留下来或公开发表过的不过十封而已，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致吴祖光的信，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和一九四九年二月九日致楼适夷的信，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致何容的信。这些信强烈表达了老舍想家、想孩子、想祖国的情绪，说自己很不舒服，很孤独，像丧家之犬。不过，他还是尽力鼓励了国内的同伴：“我敢说，我们的戏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请把上面这几句话告诉话剧界诸友，请他们继续努力前进吧！”

老舍（左一）与李抱忱教授一家摄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于耶鲁大学

　　照片：老舍归国时曾带回一些在美国期间的照片，包括个别的彩色照片，后来全部毁于“文革”，经过多年的征集，才又陆续收集到十五张。这个数目还可望增长，希望在甫爱德档案中能有所发现。现存照片中涉及的人物有罗常培、陈士襄、舒自清、黄雨清、郭镜秋、朱启平、汉斯、牛满江、赵蕴如、瞿同祖、赵曾九等。

 　 文物：老舍归国时曾分赠了一批纪念品给朋友们，如插花的小花瓶给了郭镜秋，此类文物目前仅征集到一件，是写给友人的诗词书法作品，目前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内。

 　 四、老舍的回国

　　由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老舍患坐骨神经痛病，行动不便，一九四九年四月病重，入Beth Israel Hospital 开刀，但动手术的效果并不好，行动越加不便。

 　 一九四九年六月在解放了的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两路文艺大军会师北平。会上周恩来向会议主席团成员表达了邀请老舍归国的意愿，决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冯雪峰、巴金、冯乃超、阳翰笙等一二十位老朋友联名写信给远在纽约的老舍，盛情邀请他回国。这封信由中共在美国的地下党员司徒慧敏成功地转到老舍宅中，老舍决定立即动身回国。

 　 与此同时，国民党体系的朋友，如到台湾不久的吴延环也向老舍发出了邀请，请他到台湾去。说：第一，已经给他在国立编译馆找好了一份工作，只领工薪不上班，照旧写小说；第二，已经在台北市房荒的情况下为他找好了房子；第三，可以派人把夫人孩子接到台湾来。在费城的反共人士也曾经集会，反对老舍回北平。老舍会后表示：我寂寞啊，我真想家，真想国啊。

 　 老舍毅然决定回国。但他当时有一个顾虑，害怕回国后被迫发表反美声明，他为此深深感到不安，他认为美国人民始终是他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老舍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离开旧金山，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到达香港。避开新闻记者的注意在香港大学侯宝璋教授家静养了二十四天，登上北上的小客轮经仁川抵达塘沽港。十二月十二日回到久别的故乡北京。

 　 老舍在美国几乎没有写过一篇美国游记，也没有写过一篇宣传美国的文字。归国后第二天，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了老舍，畅谈了很久，老友相见格外高兴，这次谈话不仅消失了老舍那唯一的顾虑，而且对老舍后来的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归国后，老舍写过几篇关于美国的文章，它们是：《由三藩市到天津》、《纽约一日》、《美国人的苦闷》、《美国的精神食粮》、《大地的女儿》(纪念史沫特莱)。

 　 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章中，老舍一方面坚持了一种一如既往的对美国的不卑不亢的态度，并且批评了美国的黑暗面，特别是民族歧视和精神贫乏，另一方面对美国人民表达了热情的友好态度，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

　　五、结论

　　三年半的美国生活，对老舍终归是有重大影响的，大体上看，收获在四个方面。（一）交流：他完成了预定的交流访问目标，宣传了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中国抗战文学的伟大成就，宣传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位中国现代文豪，发表了《中国现代小说》等重要论文和讲演，翻译了自己几部代表作，创作了在思想上有巨大转变的小说和话剧；（二）吸收：他大量地观看了美国话剧、电影和歌舞，他结识了包括赛珍珠、布莱希特在内的进步作家，他大量阅读了美国文学作品，包括福克纳的许多著作在内，达到了广泛借鉴的目的，进行了调整和休整，恰似“放青儿”；（三）观察：他不仅身临其境地观察了美国、加拿大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静观了国内的形势剧变，使他独立地做出了正确的人生判断；（四）思考：首先是思维模式的多元，见多识广，纵览天下，使他能站得高，看得远，有较高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是思考的深入，使他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总体的把握。

 　 于是，便有了老舍创作生涯的新转折，这一切，决非偶然。

 　 一个出身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穷困落后的国家的作家，在他成名后，先后有机会在两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累计生活了近十年，然后又返回祖国去效力，这是一种少有的个例，是很罕见的，但其作用是巨大的，对一个走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爱国作家来说，极有意义，这就是“老舍在美国”这个课题给我们的启示。

作 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