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被批的王朔，和批金的王朔_风闻

（首发于公众号：九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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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看到有人再次将王朔批金庸，金庸回王朔的文章发出来，很觉得好笑。

发文的人既然自称从不看金庸，那他的观点其实已经很明确，所以那一句“你们怎么看”，就应是援引同道之意。

不看金庸，而厌金庸，这当然是你的权力，但若还非要厚此薄彼，拉赞助，亮优越感，这就很没意思了。人家王朔好歹是看过，看不下去，才当当放炮，把金庸判为四大俗之一的。

先是不屑，后是看不下去，再只看一点，就给人判刑，这已经不妥，而始终不屑，不看，就跟着判刑，这显然就是刽子手的行径，只管杀人了。

王朔批金庸，未必全错，但像他这样的大作家，居然跟我这样的小毛猴一样，有些话完全不是站在文学批评的角度，这就也很没意思。再加上他后面竟还要再来上一文，表示自己跟金庸无冤无仇，这就更加没意思。

王朔判金庸为俗、大俗，那他就是雅、大雅，那么他那四大雅是什么呢？一是新时期文学，二是摇滚，三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四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

新时期文学和北影师生不好评说，但摇滚好像也不是很雅的种类，至少在以前不算很雅，而那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当然就是那十年经常翻拍王朔作品的机构，这不就是咱家的意思吗？

这如果再算上王朔是新时期文学的代表，王朔就更显得是王婆一家，可是你让我们这些既爱看你，也爱看金庸的人怎么办呢？我们到底算俗算雅？

只看你就雅？某媒体平台还说天天看它就不缺零花钱，还能养老公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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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批金庸，是从美国回来以后，他那时曾大放豪言，说是要连写十部长篇，那听上去就像他去了一趟美国，已经化身为一串豆角一般，太阳一晒，就噼里啪啦。只可惜他后面只出了一本《看上去很美》，就渐渐看上去不美了。

小说的卫星没有放出来，王朔不久就转移阵地，开始在网上亮剑，那段时间，他批的并非只有一个金庸。鲁迅、白岩松，那些个头角峥嵘的人，他一个也不放过，那口气，分明都是“我是你爸爸”的口气。

王朔这些批评，如果换在他大红大紫的时候，还可理解为痞气侧漏，而这偏偏出现在他风华不再的时候，自然难免会被人视为气不顺，有自我标榜、炒作之嫌。网上当年因他引发的那场很不文学的大论战，却就是这样造成的。

王朔把文学批评引向了道德批评，大众也还以道德评判，我们的事一般总会这样终结。

那时的王朔，大概忘了他早年的遭遇了，他的批金，其实跟人家批他，都是一个路数：傲慢与偏见，以及靠批赚名利，养活一大家。

这算得是一种吆喝文化。有时候就好像说，你要是不够漂亮的话，那就去抨击别人好了。你把别人或世界说得很脏，那你在人们眼中就有了思想。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朔曾经参加过《小说界》在上海六大宾馆之一的衡山宾馆，举行的一次授奖，那是他第一次获奖。海派作家淳子曾说，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围着一圈上海作家，他们的中心是王安忆，他们并不去理会别省的作家，意思是把人家作了“外省人”的。

那场仪式完毕，竟没有一个人向王朔祝贺，王朔嘿嘿笑着，天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冷落，怎样的感觉。

当年的王朔曾经很尴尬，他也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尴尬，93年随着王朔现象的形成，文坛分成两极，不管是批评还是赞赏，都曾那么激烈。

这就像陈独秀当年与林纾的白话、文言之争一样，陈独秀表示绝不留讨论余地，林纾则呼吁“伟丈夫”出来把提倡白话文的人斩尽杀绝。这也像鲁迅对国文的愤激一样，青年人要不读中国书，只读外国书。这无非都是一个大背景下的需要，加各阵营的观念、情感而已。

当时的王朔太火，你不关注不行，关注也不行，夸不是，批也不是，不说还好，一说就得有立场，就可能过，轻重都难掌握，说好说坏都会招致风波，那绝对是转型期的一个大难题。

这其中最支持王朔的，无疑是王蒙。王蒙那篇《躲避崇高》，是当时的一篇著名颂文，因为他其时刚刚从一场笔墨官司中挣脱，却又无法对簿公堂，所以有人曾说，他是借王朔浇心中块垒。王老师其实是早不“崇高”了呢，他年纪虽大，却与时代同步，都在消解某种过重的使命感。王朔带给他的，是跟我们一样的宣泄。

王蒙的文章发表于93年一月份，它就如首发一枪，引来了无数子弹。

中庸者认为这只是一种市民文化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只在文化类型背景下探讨，而反对者则认为，这种调侃一切，嘲笑一切的态度，是在消解伪崇高的同时，也毫不犹豫地嘲弄人类的一切价值观念。

他们不但把这称为“旷野上的废墟”、“玩文学的”、“写字儿的”，也哀叹中国文学，“比商品更商品了……一边‘炒’，一边投机”，是金钱化、利己化、实用化、世俗化等社会文化现象的集中体现。

还有人说：“他们（王朔笔下的人物）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尊，干脆自卑到底成了无赖。这是他们的低劣素质和人性本能所决定的，不扳倒一切有价值的、尊贵美好的东西，他们怎么能获得心理平衡？”；“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的孱弱的生命表征。王朔正是以这种调侃的姿态，迎合了大众的看客心理，正如走江湖的卖弄噱头。”……

总之这场笔战，真正围绕的是崇高与庸俗、人文与商业、高雅与通俗，当时谁都没赢。而现在，庸俗虽然仍旧在批，但崇高基本不讲了，人文精神虽然仍在提倡，但商业基本也拥抱了，通俗文学、高雅文学就更不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照我看，这大概是王蒙和王朔赢了。

胜者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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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号称“当代文坛的第一个个体户”，他是既具有文学性，也商业气息浓厚的，他的自觉与主动，有很多证明。

他海军退役下海经商，倒腾过电器，开过饭馆，具有一定的商业经验，这种经历使他很早就开始重视金钱，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对金钱的重视和对价值的消解，不仅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也存在于他的自述中，这一点他绝对不装。

“79年我们几个朋友一块儿去广州，倒砖头式的那种录音机……《橡皮人》里写了点儿这种经历。到了广州一看，小说谁看呀，78年那会儿小说已经很火了……”

“那会儿动不动就轰动一个作家，动不动就轰动一个作家。可是我到下面一看，在金钱面前，全傻。我是个拜物狂，那种金钱的东西我很难拒绝，我看有钱比什么都强。”

小说家在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职业，那时的中国人，也正在既犹疑又急切地冲向票子，王朔的写作，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开始的，他算是弄潮儿。而他经商失败的那段经历，就只有使他更加“逆反”。

“我经商完全失败了，有段时间我们很拮据。北京有的饭馆是吃完结账，每在这种饭馆吃饭我总要提心吊胆，生怕吃冒了钱当众尴尬……

后来，我们连快餐店也不大敢进了。沈旭佳是个马大哈，什么东西都丢，那年冬天，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后台洗澡，皮衣、手表都让人抱走了，从摊上买了件旧的短大衣穿上，脸灰灰的像个受气包。

我则穿着她练功穿的绒衣和破军大衣满处晃。两个人都没手表，上街要看时间，就边走边歪头去看行人甩摆的手腕。

那时我真是一天只吃一顿饭，每天猫在家里写稿子，希望全寄托在这儿上了。”

一个有强烈的金钱欲望的人，还处在这种境况下，那他对写作的企图肯定是很特殊的。这再加上特殊的商业价值观，蔑视一般精神价值的倾向，和独特的个性，于是王朔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顽主加生意人，《一点儿正经没有》、《千万别把我当人》、《浮出水面》、《过把瘾就死》……

书名就透着不羁、反价值、惊世骇俗，但王朔并不只是靠这个来吸引眼球的，他一般还有很明确的商业策划。

“我的小说是冲着某类读者去的。《空中小姐》、《浮出水面》还没有做到有意识地这样，它们吸引的是纯情的少男少女。

《顽主》这一类就冲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的，男的为主。

后来又写了《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这是奔着大一大二女生去的。

《玩的就是心跳》，是给文学修养高的人看的。

《我是你爸爸》是给对国家忧心忡忡的中年知识分子写的。

《动物凶猛》是给同龄人写的，给这帮人打个招呼。”

“（《编辑部的故事》）跟《渴望》差不多，就想让老百姓做个梦玩。《渴望》是给中年妇女看，《编辑部的故事》是给小青年看的。”

“《编辑部的故事》毛病多了，从语言到结构，比不上二流小说……但是，就通俗的电视肥皂剧这种喜剧形式而言，它实在没的可比，是第一把。”

针对不同的读者、观众，不同的年龄、性别、心理、情感、口味，迎合大众，打造商品，一会儿东方言情，一会儿好莱坞犯罪风，一会儿社会讽刺喜剧、情感剧、肥皂剧，这正是王朔贴近大众，斩获甚丰的主要原因。

当然，他也是足够聪明，文采出众的。他嘲弄社会，反叛价值，却不对抗秩序，就是写犯罪和黑社会，也是嘲弄色彩之下有温情，有惩罚，有和解，这就使他不但不会招致读者不满，还能够提供一种特别的宣泄和快感。

他赢得了读者和观众，也就打败了所谓的主流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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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生意经下的写作，风格多变，内核不变（讽刺、调侃、消解、玩世不恭，但不超越大的价值尺度），他后来制造《渴望》，甚至还曾刻意学习这种情感剧的套路，使劲把能够想象出的各种苦难都堆积到刘慧芳身上，以赚取大众的眼泪，可见他这个顽主，其实是真诚、善良的。

商业的真诚和根本无法太坏的善良。

而至于他为什么总要跟知识分子过不去，他也说的很明白。

“我没念过什么大学，走上革命的浪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

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

而且打别人咱也不敢，‘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捏’，我选择的攻击目标，必须是一触即发，攻必克，战必胜。”

这话虽是调侃，却有很大的真实，不但有社会真实、王朔经历的真实，也有他心态的真实，就像《一点正经没有》里刘会元说的那样：“别人瞧不起咱也就算了……但咱不能自个瞧不起自个”。

“多余的人”自有找平衡的方式，只不过认为这是要“扳倒一切有价值的、尊贵美好的东西”，以获得心理平衡，这就过了。

只能说，王朔对别人的批评、批判，不那么纯粹，一旦在某种时候，上升到“卑劣的谩骂”，那就很可能动机可疑罢了。

当年“文化”和别人加于他的，他又加于“文化”和别人，这似乎说明，王朔成名之后，也有了某种优越感，敌人爱上敌人，他成了他原本反感的那种人。由被人俯视，到俯视别人，甚至还可能有别的动机，再加王朔小说跟他判定的四大俗：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剧、金庸武侠，其实都既很高卓，又都有很娱乐、通俗、商业的一面，所以大家谁说谁俗，谁瞧不起谁呢？

不同的类别，不同的功用，各有各的亮点，各有各的弊病，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就是自己打自己，这么多年过去，还要再拿出来说，拿出来问，显然不是不了解这段公案，王朔作品的性质，就是因为同样的傲慢与偏见，做了套中人。

文 | 九鸦

图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