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种角度看“流浪星球”中的价值观_风闻

       “流浪星球”中的价值观，我摘了一段文字（尚未出版著作，仅提供第一小节），小组人员翻译自安乐哲的一篇文章，可能会说明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现实中中西方知识分子的焦虑，以及价值观未来的可能走向，以供大家参考。

完美风暴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二十世纪初期，激动人心的科技创新给予人类以过上从未经历过的舒适便捷好生活的机会。至少在发达国家当中，我们比从前活的更久，活的更好。事实上，发达国家是我们自己拓展的边界。作为一类物种，我们现在应用科学清洁水资源，并提供食物以使这个行星上没有儿童拥着病痛与饥饿入眠。如果我们有社会智慧以及政治意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与繁荣的新纪元。

同时，我们又生活在突发事件不断上升的时代。如果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最终无法获得胜利，那么一场正在地平面上集结的全球范围完美风暴将会从内部威胁到我们所熟识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世界正在被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人口爆增、收入不公、水与食物短缺、环境恶化、隐现的流行病、能源匮乏、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生活垃圾以及不断增加的无助的贫困地区所困扰。在全部图景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在于急剧变化的飞驰过程中的几近垂直的轨道，如同它已经到达带领我们到达了越过任何回归的可能性的一个临界点。

为了引起人们对其中任一个问题的关注，我们将会引用一系列的统计信息来表明在全球以及国家范围内将富人与穷人分割开的且不断增长中的经济不平等。1986年，美国最富有的1%拥有8%的财富；一代之后，他们的财富达到了25%。中国更为糟糕，最顶层的1%拥有33%的财富，而最底层的25%拥有的财富甚至不到1%。简而言之，在所有的部门当中并且不论以哪种标准而言，他们所占有的财富都是呈数量级增长，而最差的那些则急剧下降。事实上，他们当中的数量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并展现了生活在当今现实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们所面临的不断增加的令人绝望的情形。

       目前看来，至少有四种基本情况来界定这一急剧扩大的困境。第一，人类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在某些对待隐忧的直接方式中是交互干渉的。第二，这一困境并没有承认或者尊重国家或者社会的界限。危机如同全球性流行病以及全球变暖已经扩展到世界范围内并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国籍或者地位。第三，在这一系列紧迫问题中获得了一种经济以及生态的关联，并表现为一种零和游戏——要么赢要么输。这当然意味着问题无法被单一游戏参与者处理并得到解决。当然，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是全人类的困境，并且只能由步调一致的国际社会来参与解决。在这些章节中，我们将会证明这一增长中的悲惨情势只能够通过在人类的意向，价值观，实践上产生全球范围内的本质变化来获得解决并最终得以阻止。

在过去数十年中，在这个全球各国相互依赖的时代，在这一完美风暴同时在全球以及局部聚集的时候，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正进行着戏剧性重组，并且正在影响着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一过去的时代，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导致原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自从1989年组建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亚太经合组织（APEC）到现在已经包含了21个环亚太国家，同时包含了全球40%的人口，财富和权力也已经从困难重重的欧洲转移到蒸蒸日上的亚洲。这一领域的GDP甚至超过欧洲3倍多，贸易额的增长超过400%。在30多年当中，中国经济的发展每年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10%，11%，12%，甚至达到13%。这使得中国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据预测在未来十年它甚至将使美国的领导地位黯然失色。2010年，由世界最强经济体组成的G8所占世界生产已经降至不到50%，而G20的世界产出甚至已经达到90%，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已经在这些优势国家中获得了优待并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因此，一般而言中国的发展以及更为具体而言中国自身发展的全球性影响正在产生着一系列正在变化中的并且相对易寻的经济与政治模式。但是关于文化的变化呢？这一经济与政治领域中引人注目的重构与长期被一种强势自由主义所左右的精英世界文化秩序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中国传统习俗与价值在新近出现的文化秩序革命中的角色是什么？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在中国内部，我们目睹了大学校园中“国学院”的急剧扩张。在国际范围内，在美国甚至世界上各个最好的高等学府中，超过四百家由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扩散开来，它的目的在于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很明显，通过中国内部的学术和政治合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文化正在被积极地推进着。我们知道中国文化赞扬顺从与依存的关系价值。也就是说，由关系所织就的个人可以被理解为是由独特的，交互性的关系模式所培育的并嵌入到这一关系当中，这一人的概念与我们所更为熟悉的模范，即我们与自由民主联系起来的分离的、理性的、自决的、自主的以及自私的个体正相反。包含在如织的家庭，社会以及自然关系结构模式中着眼于道德行为的中国伦理道德能够挑战并且改变世界文化么？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在现今瞬息万变的条件下能够促成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秩序么？

詹姆斯·卡斯（James P. Carse）提供了一种有限博弈与无限博弈之间的区分，我们可以此为前提来彻底思考儒家价值观如何在新近出现的文化秩序当中辟出蹊径。

对于卡斯系统叙述的这些区别而言，“游戏”是广义人类经验的类推。有限博弈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参与游戏的单一参与者们依照有限的规则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游戏并确保得出结果——也就是说，赢家以及输家。因此，有限博弈有一个有限的开始与结束，并趋向于胜利。它的存在是如此广泛以致成为了一种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自由价值观，并且在我们作为个人，作为企业，以及作为国家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在这些有限博弈看起来与人类绝大多数竞争性行为都是相关的，比如运动，商业，教育，外交以及等等的地方，都在致力于将有限博弈视作一种惯常的方法模式。

无限博弈则不同。对于无限博弈而言，它没有可识别的起始点和终点。它的关注点在于强化合作，而不是单一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其最终目的仅在于人类的繁衍以及继续游戏的兴趣。更进一步而言，当游戏看起来能够得出结论的时候，进行中的无限博弈所依据的规则为了服务于继续游戏这一目的是可以改变的。家庭成员中的关系可能是我们所进行的无限博弈的一个很好例示，当母亲最终决定不断强化她与儿子之间关系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一起处理在他们共同生活时所出现的任何不断增加的复杂问题。在无限博弈中，关系的相互依赖意味着母亲和儿子的成功和繁荣是毗连的以及彼此需求的——他们要么共赢要么同输。无限博弈经常是要么共赢要么双输。

       因此，当我们找寻响应如同完美风暴的全球以及国家困境的必要人文资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预设价值，目的以及实践变化的需求，以带领我们超越自私的，单一参与者们所参加的有限博弈从而进入到通过加强家庭，社会，企业以及政治组织内部的关系来参与的无限博弈模式中来解决今天我们所共担的问题。广义的中国文化——儒家，佛教，以及道家——始于价值，目的并表现为基于作为无限博弈特点的必要关系首要地位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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