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 伊人相逢胡不归_风闻

今年是五四整一百年，百年既逝，对那场运动引起的中国政治及文化变迁，大可以作心平气和的反思了。黑格尔曾感慨：古代希腊之于欧洲人有一种家园之感。他在论及希腊哲学诸贤时言语中每每流露出明显的情感因素。希腊确是欧洲人或西方世界的精神家园。我们中国人自五四以来一直怀着景仰之情学习欧洲文明，却不会怀有黑格尔那样的情感，因为希腊不是我们的精神家园，那里没有我们的自在之乡。站在历史角度回望，五四是我们在精神层面的一次大规模出走，离开家园，决然远行。这种从被迫到自觉的精神出走恐是西方民族从未经历过的。然而出走的目的是什么？今天看来，只是为了回归。

在文明的精神家园，有一个民族精神特质的由来，那就是生存态度。而生存态度的核心是基本的价值取向或生存理念。它与这个民族采用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诚如希腊人对于自由、正义的追求与他们的城邦制度之间的关联。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沿这条线索不难找到中华文明本初的价值与理念。第一次在殷周之际。周初统治者放弃殷商松散的诸侯联盟形式，改采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等级贵族制。大小君主多为姬姓子弟，是真正的家天下。第二次制度变革在周秦之际。秦废除世卿世禄，建立君主制中央集权并官僚制。第三次在近代辛亥革命以后，废君主制，渐形成中央集权的共和制。

在这几千年的演变脉络中，制度变化的核心走向是公进私退。《礼记》“礼运”篇起首描述大同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颇像是我们社会发展演变的预言。在这去私任公的进程中，第二个阶段最漫长，从秦到清末。人们通常以为这一段是较第一阶段更甚的家天下，因为专制皇帝大权独揽。然而事实是，从一群君主变成一个君主，充其量只算是半个家天下。政治的中坚力量是官僚士大夫群体，他们是道德理念即道统的载体，也是掌控国家机器的真正主体。他们当中某些个体的不幸际遇并不能改变这一点。从道统角度看，皇帝也只是士大夫群体的领头人。科举制使得士大夫群体具有开放性，不致成为封闭的贵族阶层，这对“公”的下一步进展很重要。经过长期的酝酿铺陈，“天下为公”已势在必然。在辛亥以后，不但君主制被废除，我们社会也完全摆脱了世袭家族政治。而这种现象在某些国家仍打着民主选举的旗号继续演绎。

或有人说，共和制是外来之物。但若心中没有，怎会选择接受？心中有的东西是价值理念，即推动公天下实现的原动力，这个理念就是“仁”，它是“公”的实质内容。“仁”是对人与人关系的主张，也是人本身的定义。在这个概念下，人活在彼此联系中，且联系是主动的：“讲信修睦”是也。人是处在社会联系中的伦理人，切断这种联系的自然人则与禽兽无异。“仁”从家庭关系开始，不断延伸这种伦理联系，以求将更广大社会成员纳入彼此相互关照、协力生存的范围。“仁”的理念的自我实现，在外便呈现为去私任公，建立公天下。在这一过程，需要加入新的具体环节，以达成“仁”的不断实现，五四便承担了相关使命。五四的文化自我否定是假象，为的是转身向外撷取“仁”所需要的新内容。所撷取的东西必定与“仁”有内在同一性，从而被这个最高原则所统御。借用佛学两个概念，“仁”的理念是因缘，被它选择摄取来的是作为其发展助力的增上缘。

试看五四所吸收外来思想的演变结果，它们几乎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为的是符合因缘需要。社会主义因与大同理想的契合，在被改造后加以接受，这便是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原则被解读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与中国原有的民本思想接轨。而自由主义的人权原则看上去境遇不佳，但权利的观念已被我们吸收。不仅写在纸上，在心理上也已接受。只是接受的角度是，把它当做“仁”的一个发展环节，即关照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合理需求。这种对个体的关注确是以前一直忽略了的。换言之，人权被改造成了人情。这种角度显然与原教旨主义人权理论不相符。那种人权强调权利的自然属性，带有私法上物权的原始意象，即独立性、排他性和对抗性。这在我们的伦理精神是无法接受的。

五四先贤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功不可没，对于他们应该像对待以前所有先贤一样予以礼敬。而对五四真正的历史使命有所自觉已不容回避，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误把暂时的出走当作一去不复返，在持续流浪中备受文化冲突的煎熬。甚或把自我否定当成使命和真理，陷入文化自卑和依附他乡的软弱情结。岂不知，强烈的否定并不能去除心中的因缘，只会把它打入潜意识。而它在潜意识中聚集的巨大能量迟早会来反扑，奋力击打意识之门。唯有将它解放出来，我们才能得到精神安宁。精神理念蕴涵着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依托于必然性的思想才是坚定有活力的。精神家园本在每个人的内心，与家园和解就是与自己和解。田园其未荒芜，胡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