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出走后怎样？”谁在乎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大家”

年三十看到段子，说：有东北人酷爱吃炒蚕蛹，从东北带了一大袋子蚕蛹迁徙到三亚，却忘了活着的蚕蛹到了温暖如夏的三亚，变成了大扑棱蛾子，在厨房里漫天飞舞。

东北餐桌上是柞树蚕蛹，硕大。小时亲见过蚕蛹如何变成大扑棱蛾子，知道这段子所言未必是虚。

但这也不会是新鲜段子。东北人“进军”海南不是三五年间的事，以东北人对蚕蛹的热爱，这事要发生早就发生了，哪会等到今天。

这个段子触动我，是因为它所隐含的，恰是空间错位后的变形，某种不适应的尴尬。至少在象征意义上，这个段子与今天东北人面临的一些境况相当契合。

柞蚕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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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指的，是这两年网络上有关东北人的“黑段子”越来越多。东北人总在风口浪尖，名声在很多地方都有下降趋势——起码从社交媒体看，会有如此观感。

从海南偷菜的“瑞典人”被“网上游街”，到对东北烧烤、抖音的群嘲，“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断语，甚至某大城市发生的恶性案件，也有人注意到嫌犯是多年来在此打工的东北人。

海南有产权不清的楼盘要拆，坑里的是东北人。

前不久，有人提议，“用南方养老金多年的滚存结余调到东北救燃眉之急”，很多南方朋友禁不住“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激愤，言语射程之内，东北人也免不了中些流弹。

所见最多的，大致是这个口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不在乎你们来讨生活，但能不能素质别那么低”……

东北人是不是正在成为“问题人群”？不仅是面临经济困境的人群，甚至也是在文化上、道德上存在瑕疵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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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常遇到的一个负面评价，是保守不思进取。专家和评论员一出主意，就是鼓励东北年轻人“走出去”。

但东北很多问题，不正是人口流失导致的吗？人都走了，问题不是会更严重？

另一方面，人多事多，谁能说这两年的负面评价增加，与出去的人多了没关系？

究竟东北人该走还是不走呢？

我的观点是，人不是“行货”（《水浒》中戴宗语），现在也早不是强制安排人口迁徙，充实空城、填补边疆的时代。只要信息相对充分透明，自主选择最好——哪怕看起来不是那么理性的选择。

你别说，还真有不理性的选择。

《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研究：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社会调查》（王文彬）一书中，就举了很多“不理性选择”的例子：下岗后明知道外地有更好的工作，却不肯出去；明明可以靠自己找工作，却非要托关系；明明可以工作，却要在家领低保，甚至“啃老”（年过四十的“啃老族”）……

调查时间是2009年前后。作者引入“社会资本”概念，令人信服地论证，很多“非理性选择”，其实是长期计划经济和国企工作环境影响下的“自然选择”。人在择业决策时，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经济人，寻求经济最合理，更多时候，是“社会人”，社会关系、环境与他人影响、社会资本……有时就会造成“非理性选择”。

以往说东北人的惰性，多半着眼于农村文化，“老婆孩子热炕头”。但当代东北人受国企文化影响更大。关于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对东北人工作、择业的影响，之前也有很多人提到，更多是把这当做一种“惯出来的毛病”看待。

确实是“毛病”，但并不完全是“惯出来的”。与其说是“任性”，不如说是一种“不自由”，一种“后遗症”。

对此，倘有不服，可以尝试让痴迷买保健品的老人改变主意——我的意思是，这两种“毛病”其实有相似之处，需要一些“同情之理解”。

电影《钢的琴》剧照

调查中，不止一位受访者表示，自己半生都在国企，单位就是生活的全部：家庭、亲情……而在那一轮堪称惨烈的东北国企改制中，他们不仅失去了工作，更有强烈的被抛弃感。也有很多人，因为对“大家”丧失了信任，更加觉到“小家”的可贵。

长期在国企内的职工，社会资源与人力资源都是非常贫乏的。他们的社会关系、工作能力都有很强的同质化倾向，在择业中互相影响的程度很深。很多时候，“别人的选择”比“自己能做什么”更重要。

理性因素少了，感性因素就会多。非理性的选择倾向还会“遗传”，影响子女的择业倾向。当然，也包括之前饱受诟病的，“东北年轻人热衷于考公务员”。

其他地方也有国企，为什么东北人“后遗症”这么明显？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缓解国企后遗症，需要很强的外部因素作用。地缘所限，东北在开放和现代性方面，成了一个盲肠般的封闭区，尚不如云南、广西等地。近四十年来，中国主要的经济发动引擎又在东南一线。这才是主要因果，而非相反。文化因素固然也会起作用，但考虑到东北经济在解放前和建国后都曾经有过经济上辉煌的时期，甚至在整个亚洲都举足轻重，地缘的变化可能比地域文化因素更有决定性。

3

东北人的人口外流，是毋庸置疑的现实存在。

春节前两天，一位外地返乡的高中同学给我发来照片。凌晨3点，车站广场上满是出租和归乡的人。我多年前也曾经坐过这趟列车，不记得有这么多人。最新的数据，老家是东北极少的人口显著净流入的县级行政区。那些人口净流出的地方呢？

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包括养老金问题。

外流人口是一个极为庞杂的群体。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高考等途径自然流出的人口。这是一个相对的恒量。

另一部分，则两极分化。当年东北国企改制，造就了大量的的下岗职工，也生产了不少新富人。那些非富即贵的东北人，无论到哪里，自己未必觉得遇到问题，通常来说，其他人也不会特别感知到他们的存在。

存在感最强的，是打工族和个体户。有不少人命运的转折，都可以追溯到此前那一轮国企改革。

网上到今天还有帖子。前不久看到的一个，是说当年，一个下岗女工被劫匪抢劫，对方也是下岗的，两个无望的人互跪而恸哭。

帖子真实性已不可考。但这还真不是卖惨。1998年时，我就是看到《新华文摘》上一篇报告，提及沈阳一家三口每月靠50元过活，要每天到菜市场捡菜叶子生活。我认识的同学亲友，就在世纪初那两年，有死于所谓“刨锛党’的榔头下的。

这些过往，虽然并没有在新闻热点中占据过重要位置，但是消化与阵痛的时间是漫长的。

作为东北人“出走”现象一个侧面，是东北人长达二十余年对“劳务输出”不倦的追求。

达到什么程度呢？虽然不至于家家有人出国，但肯定不止半数。在2011年，辽宁锦州一地，劳务输出就达21万人，而2014年该市户籍人口不过300万。大约2010年春节我回东北，与同学骑车路过某乡村，直觉人声寂寂。一问才知道，青壮劳力几乎全都“劳务输出”，过年也不能回来团聚。

每次回乡，我爸都会念叨起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他二十多岁“溜”到美国，多年后终于熬出身份。

我爸关注的点是，那位同学娶了个香港女博士。从小，我算“学霸”，那位同学是“学渣”。我父亲多年以我为荣。似乎现实对他进行了再教育。

同期“出去”的其他人，回来选择买地建房建厂等等。我那位小学同学，据说问起我，希望咨询到上海买房事宜。自然像是成功典范。

大部分劳务输出的人，没有那么大野心，无非几年辛苦下来，在老家攒个房子。这种劳务输出，其实在劳动技能提升上极为有限，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考虑到沿海城市找一个更长远的工作呢？

他们显然觉得我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回答的价值。

出国“劳务输出”优先，成为一种盛景，导致今天的东北，隐然有“北方侨乡”的模样。伴随的大量非法滞留，却又让很多东北地区因此成为出国高拒签的地域。

当然，最近两年，更为人关注的，是海南作为东北“第四省”成为热点。信息量也很多，不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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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择国内迁徙的东北人来说，主要的障碍不是“原住民”，是迁徙的门槛。

中国当然是一个统一市场，不过，在区域不同层次之间，是有差别的。一省内部，在劳动者权利、福利等各方面都比较均一。省际之间，有些差别和壁垒则相当大。人在省际间流动，如果考虑到户籍因素，有时真不比移民海外容易。即使在今天，很多城市已经要“抢人”，学历等仍然成为筛选的工具。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务输出在东北如此受青睐。国企改革造成了社会资源占有的两极分化。数据显示，分化是全方位的。对那些没有学历，缺少社会资源的人来说，获得出国劳务的机会，甚至获得较长时间居留的可能性，如果比在国内有些城市迁徙的成本更低，可能性更大，工作环境友好程度也不差，如何选择一目了然。

同样，社保问题统筹解决也是必然。底特律经济衰败，加州人不至于因此对“底特律人”产生群体偏见。即使不考虑劳动人口在工作地点交社保等因素，统筹也是对一些基本权利未能平权的赎买。只要还关起门来说话，一张桌上吃饭，这一点，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当然，不合理的地方不是没有，比如东北一些职业或职务的退休人员收入高得不合理。但这一方面仍旧是户籍与体制壁垒的结果，同时，也不是一个地域问题——退休金高得不合理的群体，在哪里都不是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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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吐槽者需要被理解，吐槽者也需要被理解。对东北人的一些特点如“官本位”意识的批评，有同情理解的角度，也有无需同情的角度，都不为错。我的本意，自不是想在本文中讨论一种恒久普遍、无关痛痒，且多存在于茶余饭后的“口水地图炮”。

我奇怪的是，就像前面说蚕蛹的段子一样：东北人的被关注，为什么是这时候？

东北人向关内流动，不是始于改开之后。“抗战”时期就不说了。建国后，在相当长时间里，东北产业工人支援内地，甚至成建制内迁，是普遍现象。地处南方的很多厂矿，有些甚至形成了东北话的小小方言“飞地”。毫无疑问，部分由于厂矿大院存在一定封闭性，文化上更多呈现差异，谈不上冲突。

就人口流动规模来说，今天东北人的流出虽然略有加剧，但流出人口的条件不会比1990年代下岗潮时更差，冲击不会更强。假如区域文化乃至人群性格存在缺陷，那么，为何在那么长时间里（也是网络时代的二十年），都没有成为现象级传播焦点？

有可能，“东北人出走后怎样？”根本不是一个真问题。

就我所知，从文化乃至生活上歧视、排斥东北人的情况，其实并不曾规模化出现过。网上倒是爆出过针对“黄泛区”的歧视性招聘，结果是人人喊打。就算最近一些年，各地东北流出人口有所增加，但在各地，最草根的底层，以及体制内外较为精英的阶层，都不见得关注这一话题。

对此话题真正敏感的更有可能来自一些中下层受过教育的人群，也可以说是社交媒体最大的使用者人群。在任何时代，这个人群都有更强烈的身份认同意识。

文化身份认同的有意识强化，也不是仅对于东北人。在相当长时间里，关于南方和北方之间的争论，包括委婉的暗示（毕竟还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在社交媒体上从未缺席。从类似“崖山之后无中华”这类言论，到“节日是否吃饺子”“方言与普通话”的你来我往。

知识未必能带来见识与胸怀，有些读书人对于地域差异的强调，不仅来自文化优越感的需求。那种拧巴的观感，就像看到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穿了一身3K党的制服。

有些民间情绪，在经济蛋糕很容易做大的时候，是隐性的。比如在欧洲，“反犹主义”一直都有，但只是在特定的时期才成为一种强烈表达出来的声音。

蛋糕做得不那么容易的时候，对于利益更为敏感，更容易“抓坏人”，找“替罪羊”。无论在哪一个尺度上，排外与经济的不景气往往如影随形。而被排斥的人群，几乎一定面临道德上的指控，比如懒惰、粗鲁、暴力、危险、俗气、愚蠢……

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类似标签化指控，最终都被证明是谬误的。一些人群的特点被夸大，被道德化，其实更多是为了减少排斥情绪在道义上可能产生的负疚感。

也许一切都应该回到人本身，具体的个人。就像农村议题一样，作为人的农民相对富足，比看到一个“亮丽”的农村更重要；移动的东北人的生活质量提升，比被束缚于某块土地的身份更重要。很多问题是在发展中解决的，任何汲汲于地图的“国民劣根性批判”，都未免显得太小气而短视了。

在中国这样大的空间尺度内，文化区域的多样性现实，一旦出现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出可供类比的先例。

历史上曾经有过同样规模的人口迁徙。放在较大的时空坐标来看，也许没那么大不了。当年闯关东，东北成为容留之地，而今回返，不过像是历史的一个大呼吸。

但是对具体个人，这是一个复杂甚至痛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