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空间站救地球，违背了大刘原意吗？_风闻

文 | 苏心

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三体》电影胎死腹中，一度让人对中国的科幻大片失去了希望。但这个春节，《流浪地球》的热映及相关热议，都再次唤醒了观众对本土科幻片的期待。主创团队全情投入，克服重重困难，制造了一部不亚于好莱坞电影工业水准的科幻作品，向大家宣告道：中国的科幻电影与电影工业，前途都是可期的。

相比原著而言，影片《流浪地球》几乎是个全新的故事。为了适应电影叙事，主创团队从小说的“逃逸时代”一节中，择取地球最后一次行经木星的情节（约一页纸篇幅），加以改编，演绎成观众眼前的这部电影。这种改编在叙事结构上无疑是成功的，两小时的片长撑开了足够的空间：少年少女离开地下城，首次上达地面，一路行车冒险，从冰封的北京到山东、上海，从被岩浆吞没的杭州地下城，到赤道的苏拉威西3号转向发动机，过了晨昏线就是永夜……原著跨越了刹车、逃逸和流浪时代数十年时长的故事，既是整部电影的“世界观”，又在冰封的大裤衩、东方明珠等视觉奇观中得到了具象呈现。

**但有批评认为，电影是对原著的“阉割”、“魔改”，没能接续大刘原作的思想内涵与精神气质。这类理解是片面的。**如某篇影评所说，“即使只是电影本身，我们也能看到35亿人类的复杂性”（《流浪地球 | 两千五百年的救亡》）。 地球危亡之际，有人坚持救援，有人饮弹自尽，有人烧杀抢掠，有人选择回家——影片虽没有直接叙述“飞船派”和“地球派”的斗争、失去理智的反政府军叛乱等情节，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著的黑暗面和压抑感，但电影镜头对人性百态的刻画，同样能吸引观众的注意，提醒观众去思考。实际上，对带着“春节合家欢”的观影预期，走进影院的观众来说，《流浪地球》的基调甚至过于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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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破球”之所以能一上映就收获好评如潮、对观众产生极强的感召力，恰恰是因为电影的改编保存了大刘创作的核心。****“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大刘科幻小说的基本特点。在《流浪地球》原著中，一个强有力的集权“联合政府”是长达两千五百年、跨越一百代人的“流浪地球”计划得以实施的保证。联合政府的行事宗旨，在于保证作为整体的人类种族的延续，也即电影中一闪而过的**“目的优先”**说法。

这在小说中有诸多细节呈现：地下城根据不同的功能修建，人们按组织归属聚居（如“我”曾经居住的F112市，“主要是学校集中地，家庭很少”）；资源由联合政府统一配给（比如房产，“我”与山彬加代子结婚时，拿到了政府分的房子）；法律规定每三对新婚配偶中，只有一对有生育权，靠抽签决定；发生灾难时，“生存的机会”也得遵从联合政府的《危急法》安排（“我”的母亲就因年纪大、撤离次序晚于年轻人，而死于地下城的岩浆渗入灾难）。以集体存续为中心“目的优先”，也是影片中王磊带领的CN171-11救援队就地征用韩子昂的运载车的依据，进而，少年们拯救地球的历险故事才得以展开。“目的优先”的原则之下，“全球各国一百五十万救援人员的拼搏和牺牲”，换来了“饱和救援”的结果——影片后半部，世界各地的发动机全功率重启，向宇宙射出蓝色的光束，情景十分浪漫。

与好莱坞灾难片、英雄片等热衷于突显剧中角色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取舍时的伦理挣扎不同，**“目的优先”指导下的集体主义大工业运转，以及愚公移山式的“流浪地球”计划，构成了整部电影的背景性共识；拯救地球的行动并非是由某个孤胆英雄所领导，而依靠的是心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人民群众。**主角小队的救援努力自始至终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哪怕故事最后看似孤注一掷点燃木星的“壮举”，也很快在同时亮起三道光束的镜头中，归于集体之中。

少年刘启的成长线索，便是与以“目的优先”为原则的集体主义相和解的过程（同时，也是父子和解）。但在影片先定的“集体生存优先”共识下，和解的达成并不困难，关键只在于刘启从心理上，迈出承担责任的那一步。这在观众看来，并无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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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关注的是少女韩朵朵的成长线。影片开始，全息屏幕营造的暖色光线下，教室里的初中生韩朵朵嚼着泡泡糖，与荧幕外的我们一起忍受“优等生”矫揉造作的朗诵——“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韩朵朵颇为不屑，观众们也嗤笑起来。紧接着，人造屏幕被刘启敲坏，“岁月静好”的假象消失，韩朵朵离开具有保护性的学校场域，跟着哥哥刘启进入了经验的世界，生存危机将所有严酷的现实都赤裸裸地摆在这个初中少女面前，挑战着她的意志力。

《流浪地球》剧照：韩朵朵（赵今麦饰）

正像许多网友不满的那样，面对亲人牺牲、队友陷入绝境，韩朵朵这个角色太过废柴、只知道哭，但她毕竟只是个初中生，一个货真价实的“中二”少女。尽管这一部分的台词设置还有待提高——可当韩朵朵在整个救援队陷入绝境的时刻，面向世界呼唤道“希望，是我们这个年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时，我们仍然感动了。这一次，我们和她一起选择相信希望。在此，韩朵朵的符号意义同样值得注意——她是“祖国/世界的花朵”，是上海覆灭时，被无数双手推到韩子昂面前的孤女，是“人民”之子。

**韩朵朵的角色，承载着整部电影的关键词，“希望”。在此，影片继承并强化了大刘小说里的“希望”主题。**原著中的这段话已被广泛引用：

“你听着，亲爱的，我们必须抱有希望，这并不是因为希望真的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要做高贵的人。在前太阳时代，做一个高贵的人必须拥有金钱、权力或才能，而在今天只要拥有希望，希望是这个时代的黄金和宝石，不管活多长，我们都要拥有它!明天把这话告诉孩子。”

重要的是，**在“必须抱有希望，因为我们要做高贵的人”的坚韧意志之外，大刘笔下的“希望”本有实指。**在逃逸时代中，人类曾遭遇一次大危机，地球的航线从小行星带正中穿过，遭到了小行星持续一周的“狂轰滥炸”。（小说中，“我”的父亲也死于这次清除小行星的行动。）危机结束后,世界面目全非，放眼望去，撞击尘“让这个世界只剩下一种颜色：灰色”。在回亚洲的飞机上，主角“我”看到此情此景，也“被悲伤和绝望窒息”了。

“什么时候到头儿呢？”加代子喃喃地说。我不知道她指的是这个旅程还是这充满苦难和灾难的生活，我现在觉得两者都没有尽头。是啊，即使地球航出了氦闪的威力圈，我们得以逃生，又怎么样呢？我们只是那漫长阶梯的最下一级，当我们的一百代重孙爬上阶梯的顶端，见到新生活的光明时，我们的骨头都变成灰了。我不敢想象未来的苦难和艰辛，更不敢想象要带着爱人和孩子走过这条看不到头的泥泞路，我累了，实在走不动了……

飞机上甚至有人举起了手枪，想要自杀——但弥漫在机舱中的绝望感很快就被冲淡、消解了，地球发动机朦胧的蓝光，让所有人振作了起来。

在我眼中，前方朦胧的蓝光，如同从深海漫长的上浮后看到的海面的亮光，我的呼吸又顺畅起来。

[……]

那瘦弱的男人没有回答，他盯着前方的蓝光看，眼泪流了下来。我知道他能活下去了，只要那希望的蓝光还亮着，我们就都能活下去，我又想起了父亲关于希望的那些话。

生存危机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重压之下，乃至绝境之中，坚持求生到底。影片里MOSS面向全球做完最后的播报以后，镜头转向了对社会秩序的崩解、人群意志的崩溃的呈现：地下城里一片狼藉，打砸抢掠者到处施暴，小女孩无助地哭泣，救援车队茫然地驶离发动机，一位日本驾驶员喃喃念着“好想再吃一碗大米饭”的心愿，饮弹自尽。**而回看原著，我们会发现，以“发动机的蓝光”为象征的现代科技与工业能力，是人类的希望所系之处。**小说中，尽管危险重重，地球的航行却始终处于领航工程师们的精确计算与掌控当中，“逃出生天”的希望一直都在，它是支撑人们内心的火光，小说中的人类，从未像电影中那样接近绝境（最大的危机反倒来自地球上的反叛军，也即人类内部）。

大刘曾自述，自己“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电影改编了小说中原本并不存在实质危险的情节（在工程师的精确计算下，地球安然冲出了木星的引力场），也就超出了小说本身的黄金时代科幻气质。进而，在电影中，原著内含的技术乐观主义，不再构成人类“希望”的首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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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流浪地球》（2000）发表近20年后，电影叙事重构了原作中的“希望”内核。有必要指出，《三体》三部曲（2006-2010）是二者之间的过渡阶段。

2007年的“白夜”酒吧论辩，大刘在“是否选择吃人以延续人类文明”的思想实验中，展现了自己“冷酷却又冷静的理性”（这场论辩发生在“2007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期间，是刘慈欣与江晓原在女诗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里展开的。论辩文稿见刘慈欣、江晓原，《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载《新发现》2007年第11期。）。 他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命运终点的关切和判断：

被毁灭是铁一般的事实，就像一堵墙那样横在面前。我曾在《流浪地球》中写到一句：“这墙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这墙是什么？”那就是死亡。（《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

尽管已经借助主角“我”所上过的哲学课的情节，植入了对人类命运的悲剧性认识，在《流浪地球》的结尾，大刘却选择让想象力暂停在漫长的流浪时代初期——太阳系虽已毁灭，但前方还有星辰大海、脚下尚有坚实土地，希望长存。

然而，到了《三体》结尾，除了早已飞向宇宙深处的“万有引力号”和“青铜时代号”，以及程心乘坐的“星环号”以外，整个人类种族都因高等文明对太阳系的降维打击而彻底毁灭。有读者认为，从《流浪地球》到《三体》，大刘的创作和思想，经历了从乐观到悲观的转变。与《流浪地球》发表正好相隔十年，《三体》三部曲这场宏大的思想实验，以最冷峻、最严酷的人类种族毁灭想象告终。维德对程心说的那句话，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句话常被用来解释《三体》中人类文明最终走向毁灭的原因：故事中，以维德的行事风格为代表的精准的计算、冷酷的理性，终究受制于人类的情感。

被人类选举出来的程心，“两次处于仅次于上帝的位置上，却两次以爱的名义把世界推向深渊”。第一次，引力波宇宙广播系统被毁，地球针对三体的黑暗森林威慑失败；第二次，曲率飞船的研制计划被迫停滞，人类丧失了最后的求生机会。但是，只因这一结局，我们就得把程心所象征的人类“人性/情感”本身，钉死在耻辱柱上吗？小说中人类灭亡的最终结局，便能让人相信，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与维德此言所共同构成的“生存法则”，真的就能代表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了吗？

其实不然。不同于冷酷的维德，亦不同于圣母的程心，《三体》之中，还有罗辑。**纵观整个三部曲，哪怕毁灭命运已经在故事的终点等待着我们，《黑暗森林》结尾，罗辑的所作所为，仍然在“时间之外的往事”里放射着无与伦比的光芒。**为了反抗三体文明的强势入侵，他将自己的生命与一套能向宇宙展示三体世界位置的摇篮系统绑定在了一起，并独自去了墓地，在那里与整个三体文明赌命。

《一本好书》：罗辑（赵立新饰）与三体赌命

罗辑成功了，在太阳被水滴封死的绝境当中，他闯出了一条生路，建立了黑暗森林威慑，作为“执剑人”，为人类博得了求生的时间和可能性。但此举之所以能成功，首先是因为罗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也让三体文明看到了他牺牲的决心、背负起毁灭两个文明的罪行的勇气。工业科技、计算与理性，固然是此举成功的前提，可是，**在豪赌的这一刻，整个人类文明的求生希望，都系于罗辑的牺牲决断之上。**哪怕流露出一丝的惜命情绪，哪怕流露出一点对杀身成仁的犹豫，罗辑的这次赌命威胁，就可能失败。正是在这个时刻，集理性与意志于一身的罗辑，登上了历史的高点，成为了史诗中的英雄。

**与兼具理性和意志的罗辑相比，刘培强的形象更多地彰显了“意志”的存在。**电影中，作为吴京的对立面，MOSS扮演了维德式的“理性”角色。空间站切断通讯、改变航向，这并非刘培强起初认为的那样，是“叛变”——放弃地球的选择虽然十分残忍，却是出于MOSS的绝对理性计算，并得到了联合政府的授权，具有正当性。在此，有必要指出，这一决策背后同样暗含两条路线之争：已有影评指出，“空间站和地球的共存，就是飞船派与地球派互相妥协的产物。”（《流浪地球》：飞鸟与鱼之争）虽然电影并未展开，但地球派与飞船派的路线之争，是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既然点燃木星的方案不是没有专家想到，那么通过牺牲空间站来凑够点燃木星的最后五千公里，也不会没有专家想到——可是，在无涉情感的理性计算下，是牺牲斥资建成的领航员空间站、放弃上面用于重建人类文明的珍贵资料，把它当作火柴使，去博取一个并非万无一失的拯救方案的成功，还是放弃本来也就风险重重的“流浪地球”计划、与这颗体量庞大、满是负担的星球彻底割裂，驾着经过精心设计和准备的空间站，肩负文明火种向宇宙深处远行？显然后者更为安全、更符合理性。

《流浪地球》剧照：刘培强（吴京饰）

正是在对抗MOSS这一更为保险，却毫无人性的理性决策的情境下，刘培强牺牲的理由和行为才显得那么动人**——他说，“没有人类的文明，不叫人类文明”。**由此，在刘培强对抗MOSS之理性的自我牺牲行动下，“火种计划”被颠倒过来——空间站原是飞船派为了在新的移民星球上重建人类文明而准备的诺亚方舟，但最终化作了一粒希望的种子，用自身燃烧换得了整个地球的存续。地球派也在此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出。

关于自己笔下的“悲观”与“乐观”，大刘曾回应：“无论悲观还是乐观，其实都是一个表现手法的需要。写科幻这几年来，我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思想上的转变。”（《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 “有不变的人性存在吗？人性中亘古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我找不到。”——对人性，大刘也始终保持怀疑，对其危险性充满警惕。

大刘作品中真正一以贯之的，如其自述，其实是“科幻的思维”。经由“科幻”的棱镜，人性在不同的故事中，折射出了不同的样态。**相比原著，《流浪地球》的电影叙事，的确重新整合了科技、理智与情感的关系：但这并非所谓的降低原著思想深度，而是尝试对同一高度的政治问题，给予不同的解答。**至于大刘本人，又何尝意识不到这一点呢？电影中MOSS的经典语录“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果然是奢望”，在原著里本是反叛事件中，仅存的地球派在壮烈牺牲前的最后宣言，用来说给刘培强听，简直就像是大刘的自我解嘲。

Bacchanalian Revel by Nicolas Poussin, oil on canvas

我们应该记得电影中扭转乾坤的那一幕，刘培强掷出那瓶藏在宇航服里的伏特加，烧毁了空间站的中控室。酒，在尼采勾勒的古希腊神话世界中，正是与象征着理性的日神相对峙的狄奥尼索斯。

“不够理性才会去拍电影”——难道足够理性的人就会去写小说吗？大刘自己也曾在创作自白中说，“从科幻或科学的角度讲，我是百分之百的飞船派”，“但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篇作品的美学核心是科学推动世界在宇宙中流浪这样一个意向”。 简单点说，就是因为带着地球去流浪非常“浪漫”。

许多人在观影后赞叹道，中国电影的“科幻元年”开启了。

但无论是影片，还是这种说法，都同时受到了一些批评与质疑——这是因为，相较于“开启某个纪元”的说法，当下的我们正处于也将继续处于一个漫长的告别时刻。在无数的光荣之前，我们应当以宽和的心态看待无数的批判、挣扎与迷惘。告别不是诀别，我们带着古老的“家园”前进。

站在当下回望我们“漫长的20世纪”，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大举入侵下，我们的民族也开始了一场漫长的精神漂流。那些充满浪漫色彩的革命史诗，那些极富中国特色的奋斗经历，正与大刘笔下未来世界里的故事，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