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为什么你啥都听舅舅的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浪潮工作室”

互联网有句流传很久的警世恒言：“嫁人不嫁凤凰男，娶妻不娶扶弟魔”。凤凰男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什么是“扶弟魔”？

扶弟魔就是一类几乎无原则、无底线帮扶弟弟的女性。不单纯是弟弟，《欢乐颂》里引发热议的樊胜美扶的就是她哥。

“扶弟魔”结婚生子之后，她的兄弟就变成了“他大舅他二舅”。春节聚会，舅舅得坐上座。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总要舅舅来当主事人。中国南方还流传着“天上雷公，地下舅公”这样的俗语。

在有舅舅的家庭，妈妈凡事必要与舅舅商量，换工作找对象、出门旅游，再到子女教育、买房买车，言必称：“你舅舅说了……”舅舅不仅对已经出嫁的姐妹有话语权，对外甥外甥女同样有控制力。

为什么舅舅在中国家里的地位这么高？

扶弟魔扶的是舅舅

很多人认为，舅舅代表了娘家，能为嫁出去的姐妹撑腰。到底有多少舅舅真是这样想的，我们没办法做一个精确的统计。但现实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扶弟魔”这样的奇葩新闻。

2002年轰动一时的“留美博士夫妻回家被父砍死”案，就是一个“扶弟魔”的悲剧。从山东农村奋斗出头、留学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的赵庆香，在和丈夫回家探亲时竟被自己的父亲砍死。而原因在于，她实在拿不出钱去帮自己的弟弟娶媳妇了[13]。

2015年6月19日，四川茂县羌族传统的妇女节活动，舅舅自始至终参与，体现了远古时期羌族母舅权大的特征 / 视觉中国

**扶弟，本质上还是舅舅（儿子）在家庭地位高，根源就在于重男轻女。**社会学家把这称为“同胞竞争效应”——子女受到投入的资源多少，和自己兄弟姐妹的人数、性别、年龄差都有关系[1]。

两位香港科大社会学学者叶华、吴晓刚发现，出生于1949-1970年的人，兄弟姐妹的数量几乎没有显著影响家里男孩的受教育年数，但是对女孩有显著影响。而对1979年后出生的人来说，如果全部只统计独生子女家庭，那么女孩的受教育年数甚至略高于男孩[2]。

暂且不论教育质量是否真的有提升，如果我们仅从受教育年数这个指标来看，在中国，家里的兄弟姐妹一多，有限的受教育资源会优先给男孩，女孩就不一定了。

女孩和男孩享受一样无忧无虑的童年，却不一定能享受同样平等的上学机会 / 视觉中国

而且，社会学学者张兆曙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投入有“末孩优势”——最小的孩子往往最受宠，得到最多的投入。超生的农村家庭，往往都是以一个大胖小子来结束生育大战，这也和我们感觉“扶弟”比“扶兄”更多的印象相符[4]。

舅舅的婚姻也非常重要——对于重男轻女的家庭来说，传承香火是头等大事，为此女儿的婚姻也可以成为“扶弟”的重要手段。

人类学者阎云翔在东北的下狎村当了7年农民，搜集到了1950到1993年51桩婚事的彩礼清单。他发现这里的村民嫁女儿不会把女婿的彩礼全部作为嫁妆转给女儿，而是会留下一部分用于家庭其他开支，其中就包括儿子娶妻要准备的彩礼。一进一出，正好也解决了舅舅的娶妻费用。

阎云翔的书中有一位生了六个女儿、两个儿子的极端例子：因为他把前面两个女儿的彩礼钱扣留了九成，被称作“卖女儿的”[11]。

舅舅占了好资源，自然在财富积累和阶层跨越上比他们的姐妹轻松。

2014年4月26日杭州，娘家舅舅背负着新娘踏上夫家所在的小河直街码头 / 视觉中国

去年，山西的一宗婚姻得到许多媒体的关注：男方是家里唯一的男丁，而且他有11个姐姐，姐姐们凑钱帮他办了婚礼买了房。看来买房除了“拼爹”，还可以“拼姐”。

北京交通大学的张影强博士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库，统计分析了中国九个省份的收入差距数据发现：不同人形成收入差距有很多的原因，比如教育水平、出生地区等，而当把“家里有没有兄弟”作为一个标准来考虑的时候，发现这个标准和收入差距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家里有没有兄弟，确实影响到了一个人收入的高低[12]。

连男性有没有兄弟都有可能影响后来的收入，更别说女性了。他们小时候可以夺走姐妹的玩具、零食和教育机会，长大了插手她们的生活甚至子女的人生，就顺理成章了。 

舅权为何这么大

事实上，舅舅地位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

集聚在云南的基诺族。“基诺”即“舅舅的后代”，舅舅在家庭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监护外甥的生长及取名、订婚、结婚等大事问题上，几乎拥有与外甥父亲一样的权力 / 视觉中国

比如摩梭族人、印度纳亚尔种姓等实行“走婚制”。男方到女方家中走婚，来去自由，不组成固定家庭，女人生下来的孩子主要由舅舅和母亲抚养。而“父亲”则是虚无缥缈的角色[7]。在这样的制度下，舅舅在家庭中地位高。

人类学上著名的特罗布里恩德岛，就是一个舅权崇高的社会，虽然女方婚后还住在丈夫的村子里，但是子女抚育长大后却要回到舅舅的村子里去[8]。

住在谁家、吃谁的用谁的，自然就得听谁的话。原始社会的走婚制和从舅居住，很可能就是舅舅地位高的古老来源。

贵州雷山乌东村300多名姑妈姑爹回娘家过苗年，和舅舅舅妈一起跳团圆舞 / 视觉中国 

但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大面积出现走婚制和从舅居住，舅舅的地位为什么普遍很高呢？

在过去，中国家庭的财富或者技艺都讲究传男不传女，就是传给同姓家族中有血缘关系的男子，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换句话说，每一个同姓且有血缘关系的男子，都是潜在的竞争者。

举皇位传承的例子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清朝历史上，顺治帝掌权前，他叔叔多尔衮当了多年的皇叔父摄政王，康熙死后九子夺嫡……对皇帝来说，几乎所有同姓者都是潜在篡位者——连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刘备都能揭竿而起、号召天下，更别说身边的同姓亲戚。

所以，史书上出现了许多次的“外戚干政”，有权力斗争的合理性。舅舅是既有血缘关系，但又是没有继承资格的外姓，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依仗对象[9]。

2013年北京同仁医院，被吸毒者砍伤的小孩趴在舅舅的肩上，他们刚刚挂完号，正回小旅馆 / 视觉中国

比如东汉权倾朝野的窦宪、邓骘、阎显、梁冀等人，都是皇帝的舅舅。窦宪是汉章帝的小舅子，但后来窦宪妹妹窦皇后一直生不出儿子，就收养了一位贵人所生的皇子刘肇，原本在继承人里并不属于第一梯队的刘肇，在舅舅的扶持下最后登上皇位，窦宪也凭借国舅的身份飞黄腾达。

不过汉和帝刘肇也不是省油的灯，在羽翼丰满之后就迅速把舅舅给灭了——可见权势滔天的舅舅能扶持你上皇位，也能扶持别的外甥，舅舅也是“双刃剑”啊。

当然，在我们普通的小家庭关系中，没有什么皇位要继承，那舅舅真的能为外甥撑腰、为自己的妹妹说话吗？

娘家人的权威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结婚是两个家庭关系的结合，而舅舅则代表了娘家人的话语权。直到现在，许多地方的婚丧传统习俗里，仍然保留着娘家人的独特权力。

比如福建大田的婚俗中，外甥的婚礼需要舅舅举行挂灯、送烛火川盆进洞房、给新婚夫妇铺床等仪式；客家人婚俗中，新娘进婆家房门时要由兄弟打伞，象征着娘家人是“保护伞”，保护新娘在婆家不受公婆欺负[5][6]。

2018年4月11日，福建南平一婚礼上年过50的舅舅抱着新娘上婚车。农村里有什么家庭矛盾或者儿女分家的时候，也会叫舅舅来主持 / 视觉中国

有些地区还有“舅权婚”的现象，即出嫁的姐妹生了女儿，要强制嫁给舅舅的儿子。表哥表妹并不一定都是青梅竹马，许多时候就是舅舅对外甥女婚姻的干涉。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因为被强行许配给表哥马文才而自杀的祝英台。

那如果舅舅没有儿子怎么办？有些地方还有“舅公钱”的习俗，即外甥女出嫁所受的彩礼，得给舅舅一部分，作为没有嫁给表哥的补偿[14]。

历史上苗族曾盛行过姑表婚俗，舅家有优先娶外甥女做儿媳妇的权利，所以待外甥女长到五、六岁时，舅舅们都会在春节期间打着粑粑送到姑家去定亲。如今这一婚俗早已被自由恋爱取代，演变成了今天“送年粑”的习俗 / 视觉中国

无论是南方（比如福建闽西一带）还是北方（洛阳等地）的风俗，在夫妻中妻子去世时，娘家人都在丧礼中占据崇高地位。

外甥需要到舅舅家报丧，而当舅舅领着娘家人过来操办丧事时，外甥甚至要大哭跪迎。

闽西、江苏等地风俗中舅舅有“交钉”的使命——需要舅舅从丧礼执事的手中接过钉棺材板的“五寸钉”，再转交给外甥，如此才能钉棺材板并下葬。而这个过程中，舅舅照常例都要教训、敲打外甥一番[5]。

有人说，这难道不是体现传统习俗尊重女性吗？要知道如果舅舅和夫家之间闹不和，舅舅是会摆架子不去的，任由自己的姐妹在光天化日下腐烂发臭。

民俗学者胡朴安就曾经记录过江苏淮安“闹丧”的现象：因为两家人不和，舅舅不去办丧事，夫家实在撑不住了自己操办，结果舅舅率领娘家人来大闹一场，阻挠丧事[5]。

都说“死者为大”，但死掉的女人可能依然没有舅舅大。

2014年8月28日，山东德州，柴强（左二）捉到只价值千金的蟋蟀，请舅舅赵国庆为自己的蟋蟀长眼，并陪自己与卖家交易 / 视觉中国

想想我们当年背诵过的《陈情表》——作者李密命运多舛，六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去世，之后就发生了“舅夺母志”——舅舅强迫他妈改嫁了。幸好老祖母把他养大，因此他才上书请求回家养老送终。

在可怜可怜李密和他老祖母的时候，谁来可怜可怜这位被迫改嫁的母亲呢？改嫁要离开儿子，不改嫁就要守寡，她连选择权都没有。

娘家人的话语权并不一定都能保护女性，娘家是婚姻中女性的靠山——但这座山可以依靠，亦可能被压在山底，难以逃脱。

新年安徽淮北市民间俗称“龙抬头，理发去旧”的风俗，这是舅舅亲自给剪“龙头”要付钱的 / 视觉中国

当然，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舅舅也不一定都是霸道的家长，有些舅舅甚至和外甥、外甥女年纪差得不多，从小在一起玩。不过，如果不幸摊上了野蛮舅舅，当外甥、外甥女的是否就全无办法？

那倒不是。

正值新春佳节之际，舅舅们即将迎来每年最为危险的一段时间：剃头死舅舅的正月。你的舅舅是横加干涉的野蛮家长，还是跟你从小玩在一起的亲密朋友？请用发型告诉我们答案。

参考文献：

[1]张克中,陶东杰,江求川.中国农村子女教育同胞竞争效应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3(06):44-53.

[2]叶华,吴晓刚.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J].社会学研究,2011,26(05):153-177+245.

[3] YU XIE, Hannum. Trends in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1949-1985.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