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琴与中文男足：对一种现代情绪的宽容与不宽容_风闻

一

四年前，我在一场读书会上磕磕绊绊地阅读《合法性危机》，对美欧社会中那些啥也不想干，只想做肥宅的年轻人印象深刻。这本书里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动因危机”**。这个词指的是在二战后的美欧社会，由于社会板结、上升无望、政治参与失效以至于普遍的政治冷淡，再加上福利体系很健全，躺着也有饭吃，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失去了梦想、希望和追求。

四年前，作为一个从乡村一路通关来到城市，面对新世界跃跃欲试的“北漂”，我很难理解“动因危机”这么超前的精神状况。但在北京生活的几年间，在我身边和媒体报道中，不断出现遭遇这种危机的人。网络红人李雪琴的痛苦，其中一部分，也出于类似的背景。

当然，用这一理论来解释李雪琴的独白太过简单。我想，这个北大毕业生的精神危机，触碰了更为本质的问题。李雪琴认为把“最朴实的最平常的事情”，提升到价值层面没有意义，她已经主动地要去消解那些严肃的东西。在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中，她提出**“北大的为啥就不能做个废物呢？”**

我把李雪琴在GQ报道中传达的信息按照“三观”分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人生观：有的人选择做废物，有的人选择做栋梁。做栋梁的人不该去指责做废物的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价值观：生活中大多是朴实平常的东西，不值得提升到价值层面。至少是不该由北大毕业的一群这些没什么人生经历的人，提升到价值层面。惧怕去指导别人，觉得怕把别人带坏。生活艰难，有一点碎片化的快乐，总比没有好。

世界观：GQ自述对世界观的表述不是很清楚，不过能隐约感受到，李雪琴传达的世界观没有那么美好，因为**“最直接的摊开的东西”，是“血淋淋的事实”。**

我们可以简单指责这种三观不够积极，或者是其他更为简单的评价，不过这毫无意义。李雪琴是作为一个现象出现的，这种三观是作为一种趋势出现的。许多指责李雪琴的人，并没有理解李雪琴的“丧”的缘由所在，也忽视了媒介传播过程中李雪琴现象所代表的症候性意义。

我们可以笼统地将这种三观归纳到“丧文化”的大旗下面，不过这也没有意义。在目前对丧文化的研究中，充斥了“丧文化不可取，是一种无力地反抗，要弘扬正能量”这样简单的结论。而一个基本背景就是，“丧文化”的流行，包括李雪琴这样迷茫的一代人，恰恰就是在“正能量教育”，“理想主义教育”和“树立正确的三观”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在看到李雪琴的人生观时，我想起了李雪琴的另一种可能，同样是网络大V的“中文男足”，那群喊出了“just lose it”的北大毕业生。

李雪琴和中文男足，是一种现代情绪的一体两面。

这种情绪坦诚自己面对都市森林时的无力感，揭露在丛林法则中绝大部分人走向失败的真相，同时偶尔触及着现代人失去了超验价值保护后的焦虑与惶恐。

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忧郁的，后者是欢脱的。但他们都在新媒体上走红，并且得到了很多很多北大学生的认可。

媒介是一个放大器。面对中文男足伪装成欢乐段子的苦涩，人们一笑而过，还热情转发。而李雪琴以真诚的自我剖析展现出的这一现代情绪的苦涩本质，却让不少人感到不适，总想着要批判一番。但从三观上来讲，这两个媒介符号，应该是一个整体。

二

虽然我不认同李雪琴建立的三观，但我觉得她毕竟说出了一部分真相。

现代社会的一个真相是，价值没有那么容易“提升”，世界没有那么温情与正能量。

举个例子，在初高中的时候，学校总喜欢给学生进行“感恩教育”，让我们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万物。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感谢，“春蚕到死丝方尽”什么的，更是从小到大被用到烂俗。可是，等你的智识提升更高些，你会发现这些初高中老师中的一大部分，他们教学的动力来源不过是薪水，他们给孩子传递的观念是一些丛林法则或者成功学鸡汤，他们对人生世界并不曾有过什么深刻的理解，而他们却一直试图塑造学生的灵魂，试图告诉学生要努力钻营，变成一个成功人士。你可以说他们热情，可爱或者值得尊敬，但显然不能说他们崇高或伟大。

并非所有的高中老师都是如此平庸。但在现代社会中，教师正逐渐丧失了价值引导的能力和职责。一个按照课时量结算薪水，有着专业教学能力，能够完美运转一套社会既定意识形态的平庸的人，才是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师。在这种情况下，给老师戴上过多的价值桂冠，对李雪琴这样机敏的人来讲，当然觉得奇怪。

老师这种具有创造性和互动感的职业尚且如此，那些做着推销、主播、广告，特别是流水线生产工作的人，就更难被提升到“崇高”的价值层面了。（注：我是指这些工作中的大部分人感受不到崇高，并非是说工作本身不具有崇高价值。意义体系的变化当然会带来不一样的价值感受，但至少现在没有这样的有说服力的意义体系。）从这一意义讲，我们所见的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平庸的社会。除非是生活在意识形态的幻象中，否则对大部分人来说，我们的生活都不足以称之为“崇高”。

职业价值的提升如此艰难，人生价值的确立也没有那么简单。当然有很多少人胸怀理想，为了金钱、名誉或者是权力而热血。但如果这些人像李雪琴那样，真的得到了高考状元、出国留学、网络大V的身份后，恐怕也会发现，原来这些光环背后，并没有那些“崇高”的东西。李雪琴是一个勇敢的人，她直接告诉大家，这些东西并不神秘，不值得提升为“价值”，甚至“很水”。柏拉图等哲学家就提出，金钱、荣誉这些把戏有其危险之处，也有容易被戳破之时。一些哲学家提供的解决办法是，以知识作为价值追求，走在不断求索哲学的道路上。哲学的道路难有尽头，也可能包含着某种崇高。可是这样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踏入的，对于李雪琴这样学习新闻传播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而且，求索知识的道路，未必真的具有崇高性。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像李雪琴这样的人，或许凭借着直观就感受到烟消云散的结果。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立大志，上大舞台，但我们很少追问过，为什么一定要立大志？往往在逐渐长大时，我们忘记了小时候的志向，也忘记了追问有没有必要立大志。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在现代社会，我们没有办法将最终的理由交给上帝、神明、权威，这三者都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焚毁了。大多数人也很难将最终理由交给群众，在历史与媒介中呈现的群众面貌，极为模糊而又驳杂。何况还有很多人不是党员。

但是，**只有那些再次追问立志缘由，并且将新的志向建立在理性的牢固基础上的人，才能将其一生都投入到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中。**而李雪琴就是一个在追问立志缘由之后，没有找到答案的人。

所以，李雪琴会问：“北大的为啥就不能做个废物呢？”。若干年后，这句“李雪琴之问”或许会成为一个标志性问句，象征一大批年轻人对胸怀天下这种价值观的反动。

但是李雪琴所说的“做个废物”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别的东西不值得做，不如做个废物的含义。另一层是说，**别的很难做到，不如做个废物。**风靡一时的马男波杰克，也在他的扎心台词里不断地表达着这两个层面的含义。而中文男足的“just lose it”更多强调了后一层含义，同时加上劝慰大家，安心做一个“loser”。

所以说到底还是要问一句，为什么别的就很难做到呢？

在一个没有超验价值，没有主宰审判的神明的世界**，面对眼前所见的无法挽回的失败，面对种种难以纠正的非正义，面对剥削，面对苦难，我们何以凭借？**面对李雪琴所理解的“血淋淋的事实”，靠什么来使其美丽？

依靠什么力量来呼唤成功与正义呢？

如果答案是，没有这样的力量，我们该怎么继续生活？

李雪琴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放弃回答。中文男足的答案是，一败再败，保持开心就好。他们的回答也只是同一个答案的一体两面。

或许是由于韦伯所说的人类将世界“除魔”了，神秘之物逐渐消失，超验的价值逐渐破碎。或许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各种情感与价值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资产阶级用交换和雇佣关系逐渐取代了以往一切的神圣情感连接。或许是陌生社会取代了熟人社会后，人与人彼此间全面的相互照看被更有效率的科层制机器所代管，溢出科层制范围的部分就失去了被照顾的机会。或许只是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放弃了儒家安顿个人身心的传统模式，使后人无法再以修齐治平为人生目标。

但无论怎样，现代社会根源性的价值确立，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动辄就要将平凡事物提升为某种价值的确有些强词夺理。而且，要想在丛林法则支配的世界中胜出，对大部分人来说显得不切实际。

所以，李雪琴和中文男足或许代表了一种未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会遭遇这种现代情绪的困扰。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不是一些着急的精神文明工作者通过“怒斥”“激辩”或者“封杀”所能够解决的。而且，包括李雪琴在内的所有人其实都明白，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未来。

三

在大三假期结束后的，当时自认为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我，面对现实与理想的种种矛盾，加上保研时的忐忑纠结，还有一种莫名的惭愧与自我否定，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我也陷入了李雪琴的这种情绪之中。

我摆脱这种情绪的方法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那段时间我埋头实习工作，常常干活到夜里，背诵《庄子》，给我一种模糊的精神指导。虽然干活觉得很痛苦，但是被干活的节奏逼着，生活还是要运转。很快我就好起来了。对我来说，一方面我还是想尽可能做一些对群众有益的事情，另一面我对现实世界还有热烈的感情。

当然，很多人并不是这样。

梁漱溟的故事可谓典型。他出身于传统士大夫家庭，积极参与辛亥革命。在革命结束后，梁漱溟却陷入了精神危机，甚至和李雪琴一样发展到要自杀的地步。梁漱溟在南京政府看到各种政客的虚伪狡诈，看到民国军阀的暴虐专横，觉得人生意义寥寥，发现其抱负几乎不可实现。此后，梁漱溟闭门吃斋念佛，一盏孤灯读佛经。但是，在读完佛经后，他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激情，甚至激烈批判曾经主导的佛教复兴运动。此后他参与了各种活动，作为历史人物当然有多种臧否，但他毕竟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焰。

鲁迅也有这样的经历。

他在从绍兴的中学离职到北京后，买了一间小屋，给小屋取名**“待死堂”**，每天专心抄古碑。记得他《呐喊》自序中写，“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但加入《新青年》作者群开始写作后，鲁迅到底发生了变化。他也终于放弃了抄碑，反而极具生命能量地一篇接一篇地写白话小说。在混乱的民国，他何曾见到真正的光明。他死时正是日本侵华凶相毕露的时候，很多人的日子都在一天天坏下去。但他终于将时代渗来的阴暗，化成批判的锋芒。

梁漱溟和鲁迅的经历，当然不能指导我们靠吃斋念佛或者抄古碑加入《新青年》来摆脱这种情绪。但他们的情绪缘由，却确凿地告诉我们，**这种情绪的出现和传播，并非个人的病症，并非个人的过错。****它是一种普遍的困境，有时是现代中国痛苦转型中的一种病症，有时甚至是全人类的难题。**而李雪琴们，不过是在提前探索解决之道时，不慎走进了迷宫。

在遭遇这样奇特的现代困境时，尝试与历史中伟大的灵魂对话，总是会有所收获，特别是那些刚刚进入现代历史的人。不管这些伟大灵魂是哪家哪派，不管来自于左翼还是右翼。许多杰出的人都讨论并克服过这个难题，这绝非是纯然的心理学疾病。

人身上肩负着责任。在新的政治经济结构里，这或许是一个理论论证时很复杂的命题。可是，在人的感性直观中，这并非那么难以理解。人类普遍地具有同情心，却常常受限于阶层和地域的隔膜。就像鲁迅说应该去“看地底下”，那些苦闷的年轻人更是应该接受这一教导。越是增进对别人的理解，也便越会增加对自己的理解。

当超验的价值逐渐消失，而且不会再出现时，**人应该有勇气去担当起替代超验价值的任务。**人要为世界立法，每一个个体要为自己的生活范围立法。**如果说，面对失败和非正义，还有什么力量是最后的希望，即使是绝望中的希望的话，那无疑只有人自己。**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成熟起来。

应该钦佩李雪琴彻底的自我解剖的勇气，但必须明白这种自我解剖的结果只是一种病症显露，而非一种很酷的流行文化。应该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种病症的出现，但却不能宽容这种病症的传播与流行。那些运作媒介的人恐怕应该常常自我提醒，在媒介上呈现的现代情绪，很可能使得一些更加不成熟的孩子们误以为这是一种值得艳羡的人生态度。

现代社会的病症，一定是有解的。只不过，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耐心，没有付出足够的劳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我们低估解决这些病症的困难性和时间长度，当然会显得粗暴、激进而又一无所得。**但如果我们就此以为问题是不可解的，山重水复已无路，那反而很容易落入李雪琴式的精神危机。

道理其实是简单的。你看梁漱溟和鲁迅似乎什么也没有做成，但一代人逝去后，一个新的现代中国，不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