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电影盘点（粽眼版）_风闻

按：明日，浩浩荡荡的2019电影春节档就要拉开序幕了。因为前几年的突出表现，2019年春节档竞争空前激烈，究竟谁能胜出，成了比影片内容更吸引人的话题。值此辞旧迎新之际，粽眼观天先来盘点一下2018年我眼中比较重要的十部中国电影，以作镜鉴。

2018年，中国电影的票房堪堪过了600亿，完成了预定目标，保持了近些年的增长势头，值得庆贺。虽然在资本退潮和影视业整顿的大背景下，几家欢乐几家愁，但电影市场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这一年，国产电影史无前例地“霸占”了票房排行榜，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回潮”，看到了“大IP小鲜肉”不再是票房灵药，看到了新锐电影人的成长。

而我更关注的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会折射出怎样的复杂光线与色彩。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同时进入变动的区间，会呈现出怎样的规律与动向。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这段旅程吧。

1.《大象席地而坐》VS《无名之辈》 两种“丧”中国的解读与自救方式

将《大象席地而坐》和《无名之辈》放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它们同时在2018年末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不是因为两位导演都是80后的年轻一代，而是因为这两部影片内在的相似性。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2018，“丧”一定榜上有名。这不单是因为这一年的经济形势下滑，普遍的社会乐观情绪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还在于我们越来越多地将“阶层固化”作为一个既成事实。

如果不是胡波的离世，《大象席地而坐》会不会引起这么多关注不好说。但这并不影响《大象》的艺术价值。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说，它是那种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电影。

而《无名之辈》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片，即便在国产电影中，也只是各方面素质还不错，算不上特别优秀。但《无名》却是2018下半年难得的一抹亮色。

从人物上看，《大象》和《无名》的共同点是，这里面每一个人物几乎都是社会意识上通常所谓的Loser。无论是《大象》中的满洲里旅游小分队，还是《无名》中因抢劫案勾连起的一系列人物，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有哪怕一点世俗意义上的成就。

而有意思的是，他们往往还有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和道德标尺，来作为精神世界的支撑。《大象》里的韦布，为了给朋友出头将校霸推下了楼梯，结果却发现朋友真的偷了校霸的东西。他反思这件事的时候，没有思考自己是不是交友不慎，或者判断力出现了问题，而是总结说“他是我朋友，我一切都按流程走的，怎么就成了这样？”

而《无名》中的“傻贼”劫匪，既没有打劫经验，也没有社会常识，却满嘴都是“做大做强”之类的成功学术语。甚至在打劫视频被网友恶搞群嘲后，最在意还是自尊受到了伤害：“你们可以枪毙老子，可以关老子，为啥要恶搞老子！”当电影院放到这段时，全场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却少有人反思：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之前曾说，标榜价值多元的当今社会，却把“追求成功”树立为所有人必须遵循的价值观，这本就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而当改革进入艰难的深水区，当“丧文化”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社会背景情绪的时候，从十年前开始的“强盛中国”语境不再是社会共识，当大家都在对前途感到迷茫的时候，《大象》和《无名》就像两记勾拳一样迎面而来了。

这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深远的，未来的电影内容会变得更加驳杂。而面对“丧”的既成事实，《大象》和《无名》也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和反思。

《大象》中展现的是一个发展停滞的社会，人际关系冷漠，对未来没有指望，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低落到了极点，想的只是从别人兜里掏出一点利益来。

而《无名》展现的是一个三四线城市的生态，背景模糊，内容则都是小市民试图在城市中努力求存的窘迫和辛酸。

而不同的是，《无名》中的每个人物，对“情感”却有着执着的信仰。尽管他们活的很丧，被生活磨尽尊严，或卑微或愚昧或猥琐或消沉，却仍然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有着异乎寻常的信心。

这也许是导演的手下留情，也许是刻意营造鸡汤。但它却给在“丧”情绪中沉浮的中国一个可能的自救方式：只要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还在，希望就还在，我们也许无法跨越阶层，但至少可以活的更有尊严一些。

而《大象席地而坐》则给在绝境中的人们指出了一条更为荒诞但并不荒谬的路：你得有个念想。只要有念想，你就还能支持下去。

也因此，这两部有着明显瑕疵、也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作品，却有了穿越时空的价值。有些东西，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出现，但它就是出现了，并将留存在你的记忆里。

2.《超时空同居》VS《我不是药神》 假如一切可以重来，我还会那么选吗？

《我不是药神》肯定是2018年最重要的一部影片。它的火爆给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市场注入了信心，也引起了社会对几十年高速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社会公平问题的反思。

而《超时空同居》在观众眼里大概只是一部奇幻的浪漫爱情喜剧。而我却更为注重它的伦理内核。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的“原罪”问题，在十几年前就已引起深入的讨论。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说：

把民营企业最初逻辑上的发展悖论和体制环境中一些不妥的制度安排称为“原罪”，后来被多数人理解为最初的错误，比如道德上、财务上的。……我不赞同这种说法，这和我经历的民营企业发展最初的煎熬不是一回事。我坚持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

因为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必然伴随着制度体系的不健全。而那些草根时代的创业者们，也都经历过在体制和市场之间盘桓踯躅、努力求存的故事。

要面包还是要爱情，要功成名就还是恪守人生准则，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这些价值命题在过去的影片中都不鲜见。我们现在经常说“不忘初心”，《超时空同居》中陆鸣和陆石屹的两条故事轨迹，程勇在发迹前后泾渭分明的人生选择，都让我们深思。

如果说，在“超常发展”的现实需求和经济形势的外部压力下，选择某些手段先实现跨越是可以被理解被容忍的话，那么事后，成功者为了当初的所作所为做出更多的“补偿”和“回馈”，是否在伦理上就可以弥补当初的缺憾，被原谅呢？

这无论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上都是个难题。就像《超时空同居》一样，陆鸣昧着良心接受了投资，成为了陆石屹，一边喊着“谁够狠谁就赢！”一边做着成功的企业家。可这样的人却仍然对美好有诉求。他“救赎”谷小焦，实际也在救赎当初的自己。成长中的遗憾，即便用光鲜亮丽的成就也无法掩盖。

因此，我看到陆鸣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做出另一种选择，让高速路灰飞烟灭，琼楼玉宇消失，那个“黑心的自己”也湮灭在时空中的时候，心中无限感慨。而《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则是在发迹之后，面对过去的病友良心发现，转而成为他曾经不屑的“救世主”。

如果能重来，我会不会有更好的选择？这种问题，常常带着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后诸葛亮”的意味。有人常用“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历史中的错误和无奈选择辩护。可即便是海盗成了绅士，黑心商人成了成功企业家，也依然羞于面对历史中的“污点”。

如何面对发展带来的问题？社会不是人，没有自愈能力，指望财富拥有者的“良心发现”也是不现实的。因此需要有政府，有法律，有强制力量。但只靠“强力”去维护社会的健全，也同样会产生惰性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

因此，我们需要法律，也需要道德。需要致富欲望和求生本能，也需要换位思考和同理心。社会的发展一定不是以放弃底线而来的。当我们对世间美好的事物仍有向往，比如青春，比如爱情，比如成就，就应该想想，我们愿意付出什么来换取它。

从陆鸣到陆石屹，从陆勇到程勇，我们看到了影人从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和不同状态下的反思，只有与时代深度勾连的价值命题才是现实的，这就是现实主义在当下的价值所在。

3.《邪不压正》VS《一出好戏》 “跨类型片”的超前体验

把《邪不压正》和《一出好戏》放在一起，大概读者都会懵逼：这两部影片从内容到形式没有一点交集，为什么要放在一起？

是的，除了两位导演都是从演员转型过来的之外，这两部片确实没有一点可比性。

但我认为，我们评价任何影片，都必须放在中国电影发展这个大背景下来探讨。众所周知，内地电影市场这些年一直在蓬勃发展，很多人预测内地会很快超越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而2018年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往年好莱坞大片占据头部的景象不再复现，今年内地票房前十位中国产电影占据半壁江山，而只有一部《复仇者联盟3》堪堪挤进了前五。

这说明了观众口味和选择的重大变化。“洋快餐”不再是通吃的法宝，我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道”的产品。

而同时，国产影片也没有停止向好莱坞“取经”的努力。只是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我们到底是借鉴他们的技术手段，还是连套路风格内容结构甚至价值观思维方式一起借鉴过来？

从市场选择看，观众还是对原创内容有着更多的爱好，排名前十的国产电影只有一部是所谓IP改编作品。

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好莱坞模式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甚至是保守的但又依然十分强大的创作体系下，中国电影应该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既符合商业法则和市场规律，又有自己的特色和竞争力呢？

在这点上，姜文和黄渤两位导演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尽管在兵家必争的暑期档，《邪不压正》的票房和口碑都没有达到预期，但仍是一部不可忽视的影片。

李陀在谈到《邪不压正》时说：

我觉得姜文想把更多的东西浓缩，他想创造一种完全新的类型片。姜文可能有这个雄心，想创造一个只有中国导演才能做出来的集合各种类型片优点的一个新的片种，他有这个努力，所以他侠的部分不得不减弱了。

这点一语中的。观众和专业人士对姜文的诟病是：他想说的东西太多了，一部片子里塞得满满的，你没有点背景知识很多地方还看不懂，这太累了。

中国的观众其实是比较“贪婪”的，往往既需要在一部片子里得到观影的快感，也想有新的信息和思考，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深度和辨识度。这往往是相互矛盾的。

而在这一点上，黄渤却交出了不错的答卷。他在《一出好戏》中营造出“荒岛求生”的非现实环境，并做了一场关乎人性的社会学实验。本来这个格局就已经是“一出好戏”了，他却还在头尾加上了现实背景。这体现出黄渤作为一个新晋导演的野心和宏图大志。

也许，以宁浩-徐峥-黄渤的“铁三角”为核心的“坏猴子体系”，一直有某种穿越艺术与商业、精英与大众、理想与现实的宏大视野和意图。从若干年前的《无人区》开始，“铁三角”一直在试图用一种混合、边缘的方式，将他们试图表达的东西和娱乐化体验揉在一起。

这让习惯了好莱坞的类型化体验的我们有些无所适从。就像超市的商品都是分区摆放一样，走进电影院时，我们通常都对这部影片有一定的预期，同时在观看时自动“调档”到合适的速率上。

在好莱坞的电影体系里，这样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在国产电影中，这些年这种体验却被一再突破，并且这种影片无一意外都会引发热议。《邪不压正》如此，《一出好戏》也如此。

但并不是这样的体验都能带来好评。陈可辛若干年前做《投名状》时就抱怨说：香港的青年只爱看商业片，你要给他讲一点命题性的东西他都抗拒。

而自从张艺谋的《英雄》开启国产大片时代后，艺术与商业交织就一直是主流影片的“主旋律”。即便是一开始便以商业片导演的面目面对市场的宁浩，也难掩突破类型的野望。

既好看，又有意义，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普世价值，谁都想做这样的作品。但这是一条极难走通的路，好莱坞折腾了这么多年，还是尘归尘，土归土。而中国的电影人有这样的渴望，不仅来源于电影市场的丰富性和漫长的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底蕴，还在于中国需要为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验，在这个维度上，“中国梦”才是具有吸引力的梦想。

电影本就是造梦的艺术，能在一部电影里做多个梦而相互之间不违和，这是在努力突破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极限。恰巧，黄渤参与的一档综艺就叫“极限挑战”。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档综艺里找到了灵感。但《邪不压正》同样是值得吸取的经验，姜文用一种另类的讲故事的方式讲历史，虽然晦涩，却依然有内在的价值。也许未来真的会如他所说，年轻人会感叹：“当年那老姜对得起我！”

4.《唐人街探案2》VS《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电影宇宙的构建与创意危机

如何把电影做成长线生意？开发续集，做系列IP是个不错的主意。迄今为止，在市场上无论票房还是口碑都有一定积累、相对成功的两个系列，就数徐克的狄仁杰系列和陈思诚的唐探系列了。

这两个系列虽然一古一今，一中一外，但题材却都是悬疑/探案/推理。因此，还是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徐克的前两部“狄仁杰”都创造了票房佳绩，也曾在第二部后放出来十几张“概念图”，试图打造一个宏大的“狄仁杰宇宙”。而《四大天王》的票房显然不如预期，其口碑也是三部中最低的。

对于这部片剧情和表演的批评已经很多了。作为华语影人中最喜欢“怪力乱神”的导演，徐克在狄仁杰系列中用特效营造了一个介于魔幻、玄幻和历史之间的大唐。而剧情的多处逻辑不通和设置上的“硬伤”，使得特效在这部影片中喧宾夺主，而徐克的天马行空不但不能为影片加分，反而成了分散注意力的败招。

这需要从“狄仁杰宇宙”的源头来寻找。最初“狄仁杰”这个IP是从荷兰人高罗佩的《狄公案》开始的，高罗佩试图将狄仁杰塑造成“东方的福尔摩斯”。

徐克借鉴了这一理念，但并没有直接用其中的素材，而是另做开发。从第一部《通天帝国》开始，便不是纯粹的“推理/探案”片。实际上，编剧张家鲁和徐克有更大的野心，从一开始他们就选定了“政治惊悚片”作为狄仁杰系列的基调。

这造成了，无论是敌人在内部，还是东岛人，还是封魔族，影片最核心的悬念都几乎无例外地围绕着“政治权力”展开，这与推理的核心问题：“谁犯了罪”、“怎么犯的罪”、“为什么犯罪”形成了对冲。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政治惊悚”作为方向，那么探案不过是个由头，本来的悬疑和看点就变成了噱头。

而这，又与狄仁杰这个IP的历史来源相关。历史上的狄仁杰虽然并不是神探，但却是大唐中兴的重要政治人物，本身的事迹就是一部精彩的历史剧。而盛唐的开放、自信、恢弘大气也是极大的看点。

然而，国际化的历史背景并不能变成加分项，反而成了桎梏，这源于政治惊悚题材本身的限制性。而徐克一开始就选了这个方向做突破，等于把影片的档位直接挂到了最高档，当开发后续的IP时，格局、气度几乎没有继续增长的空间，一路滑坡也就难免了。

与之相比，陈思诚的“唐探宇宙”则成功绕过了题材的限制。虽然取巧地选择了曼谷、纽约这些异国他乡作为故事环境，有取巧的成分，但正好又遇上中国的发展黄金期，全世界“买买买”、“游游游”，人民的自信力上升，因此这种满世界破案的故事背景也不会招来反感。

但，这不意味着故事格局不会碰到局限。作为推理小说迷的陈思诚在第二部《唐探》中，虽然营造了比第一部更出色的视觉效果和笑料，但在核心的本格推理上，很多观众都认为弱化了。

说到底，电影中的推理只能复杂到一定程度，更吸引人的往往是探案者的个人魅力和营造的破案氛围。所以徐克的狄仁杰系列注重特效和政治惊悚的背景，而陈思诚的唐探系列靠笑料和中国人走向世界中的文化冲突来营造看点。

因此，他们都借助了开放中国的新视野，也都碰到了同样的局限。中国电影人一直试图打造类似好莱坞的迪士尼和漫威那样的“电影宇宙”，用宏大的故事群和人物体系来做长线生意。

而迪士尼和漫威之所以能够打造如此成功的“宇宙”，不仅在于他们有丰富厚度的原作IP打底，还在于他们成功抓住了“时势“。漫威英雄群体与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西方世界寻找“精神敌人”的文化焦虑和需求合拍，而迪士尼近百年的积累和延续与电影史几乎同步，对于少年儿童的深度影响，以代际的方式代代传承，这是一个接力赛一样的超长马拉松。

而中国的“电影宇宙”想要达到如此的影响力，除了需要更多的技术能力和文化积淀外，深度与人类共通的伦理价值关联，以及发掘时代更急需的文化诉求，才是真正的长远之道。

5.《红海行动》VS《动物世界》 “法外之地”的力量碰撞与重工业情结

2017年《战狼2》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全民爆款，而在2018年初，《红海行动》挟着“重工业军事动作片”和“主旋律”两道光环登陆大银幕，最终也不负众望。

在“强盛中国”的话语体系下，“御敌于国门之外”与“一个中国人都不能落下”是民族情感的自然迸发与延伸。

对于爱国情感，我们无需扭捏也无需赘言。而若干年来，在军事动作片上进展缓慢，我们常常归咎于技术落后。毕竟，现代电影产业早已建筑在工业的基础上，而军事实力归根到底也是工业实力的体现。

因此，军事大片与国家实力就成了一种正相关关系。但这仅是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一方面国家实力的蒸蒸日上让我们有了底气发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与“一个中国人都不能落下”的呐喊，再一方面，如何让民族自豪感不成为一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宣泄，则是特别需要细心拿捏的地方。

在这点上，《战狼2》和《红海行动》都选择了“救援”和“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点作为突破口。而在立意上，《战狼2》模仿好莱坞军事大片的个人英雄主义，而《红海行动》则是中国军方在海外的集体军事行动，相对而言更凸显国家层面的意志和正义性。

而背后支撑他们的，都是中国国家力量的强大和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坚决意志，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我们总需要将“秀肌肉”和“称霸”做有效的区分，因此在题材上，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制性。

而《动物世界》作为今年年中一部有爆款潜质的影片，很生不逢时的遇上了《我不是药神》，于是很郁闷地成了“陪跑”的角色。

单纯从特效来看，《动物世界》已经是国产片中有前部质素的大片了。然而略显尴尬的是，这些特效大多用来描绘主人公脑海中的“臆想”，虽然与影片主旨有一定的关联，但关系毕竟不大，因此有喧宾夺主之嫌。而导演在票房不如预期的情况下也表达了懊恼之情。

而这又与中国电影人的“重工业情结”深度相关。如之前所说，中国的国力，中国的重工业发展水平，中国电影的水平，在是同一种力量在不同维度上的不同体现。正因为我们希望在各个维度上与世界先进水平靠拢，我们也特别希望中国电影能够呈现出“重工业质素”，因此，《红海行动》和《动物世界》这样的影片，也同样是在电影制作的层面“秀肌肉”。

而《动物世界》为了突破题材限制，也选择了在一个公海的邮轮上展开故事。按照片尾的情节，应该还有后续。然而生不逢时的懊恼，与喧宾夺主的“秀肌肉”，很可能今后让投资方面对这种题材时更加审慎。而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像《红海行动》之类的军事动作片据说在一定时间内也会受到限制。

而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战略与电影市场的话语体系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无需讳言，好莱坞也是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文化战略深度绑定的。因为文化基因里的“低调务实”，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不争论”、“闷声大发财”，我们习惯了不事张扬，一旦张扬起来则容易手足无措。

而我们需要体会到的是，重工业实力不仅体现在军事、科技，也体现在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一切需要具备工业思维的影视工作者进行长期有效的探索，而目前这一切已渐成趋势。就在明天，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国产重工业科幻大片《流浪地球》即将上映。这不是中国电影在重工业上的第一次尝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总之，国家实力需要在各个层面上展现真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特色，谨以此寄语中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