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性体系_风闻

    作者：  文行先生 

   （节选）

    总体而言，西方的历史是“研究”出来的，按照马丁·贝尔纳的说法，是“Fabrication”，即制造、捏造、建构，按照中国的历史话语，这叫今文经学。安德烈·弗尔切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西方笃信“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西方主流学界是不会主动颠覆自己的伪考古学体系，只会不断重复其谎言。基于上述，种种迹象、确切证据、严谨论证表明，建立在错误的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体系之上的西方考古学体系是伪学，而建筑在伪考古学体系之上的西方历史学体系是伪史，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据人民日报海外网2019年1月23日报道，根据英国BBC电视台和《卫报》21日的报道，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一座农场附近有一圈大石头，被认为有几千年的历史，被称为“伏卧石圈”、“千年石圈”，如下图：

↑：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千年石圈”“遗址”

对此，英国考古学家兴奋地表示该遗址“很不寻常，因为它是由直径相对较小的石头组成”。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发现先是在专家中引起轰动，随后被大肆报道。

直到日前，一位当地的农民联系到他们，说这个“千年石圈”是自己在90年代中期摆在那里的。

……西方人不但在早期考古发掘中极不严谨，早期的解释和研究也多穿凿附会，尤其是表现在遗址的绝对年代上，纯系估算。以碳14等科技测年法看，不但极为粗糙的，而且错误连篇。下面我将大段引述，让大家看个究竟。

……

对于克里特岛，“阿瑟·伊文思……认为米诺斯文明的早期阶段为公元前3400年至前2100年、米诺斯文明中期为公元前2100年至前1550年，晚期为公元前1550年至前1100年……现在看来，米诺斯文明本身的起始年代实际上或许应该向后推。米诺斯文明在公元前1700年之前的校准年代很不完整，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进行修正，无论如何也需要把米诺斯文明的年代缩短。”（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90页）

“1931年，在莱顿（荷兰）举行的第十八届东方学学者国际会议上讨论了从1918年以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发现，学者们一致同意八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时代分为三个前王朝时期：最早为欧贝德期，第二期为乌鲁克期，第三期与王朝时代紧紧衔接，称为捷姆达特-那色期……三期的近似年代定为：欧贝德期，公元前400--前3500；乌鲁克期，公元前3500--前3200；捷姆达特-那色期，公元前3200--前2800年。”“所谓的哈拉夫文化可以断定早于欧贝德期，这样就把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公元前五千纪。”（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0页）

……

关于里海东部，“庞皮利1906-1907年访问了埃及，计算出那里居住址遗物的堆积速度为每百年将近半米。以此为据，他断定安诺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6000一前5000年，安诺三期为公元前5000一前2000年，并把安诺一期的起始年代推前至公元前1万年。德・摩根对苏萨一期也提出了类似过于夸大的年代数据。然而赫伯特・施密特博士则对安诺文化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绝对年代。施密特实际上在庞皮利领导下负责过那里的考古发掘工作，他所定的年代发表在庞皮利的同一本著作中。他断言安诺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三千纪，安诺二期为公元前2000一前1500年，安诺三期为公元前1500一前1000年，安诺四期为公元前1000一前500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10页）

关于印度文明，“马歇尔最初认为哈拉帕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000-400年，但在塞斯、加德和西徳尼·史密斯研究了各种印度-苏美尔之间的联系并发表评论之后，马歇尔把哈拉帕文化的繁荣期年代推前至公元前3250-前2750年，麦凯提出把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晚期地层年代改为公元前2500年。惠勒和皮戈特新近的分析认为，印度河文明的年代皮定为公元前2500一前1500年上下一千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65页）

关于中华文明，“1923年安特生估计仰韶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一前1500年，但门京认为仰韶文化中任何一个遗址的年代都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斯平登把这一文化在中国的繁荣年代定为公元前2200一前1800年之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67页）

摘录列举了这么多西方早期关于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的相关研究，我想说明的是，上述关于各地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都是在1950年代碳14等科技测年法被发明出来就已经被厘定了，是否靠谱呢？显然，从引文看，都是估算的，是根据遗址堆积的厚度等地质学方法进行估算，是非常粗糙的，而且众说纷纭，最后只能取“一般认为”、“一般相信”，不但不可能靠谱，而且完全错误，还错得离谱。此可谓之妄定。这就是西方考古学体系得以建立的重要逻辑，是极其粗糙、极不可靠的。当中国依据碳14测年法等先进手段建立起自己的考古学精确科学体系时，不可轻易与其进行对接研究，比较的前提是标准统一。

绝对年代搞错就会导致一系列历史对应研究的错误。同样，历史对应研究出错，例如错认尼尼微遗址，就会导致遗址的年代出现错误，并导致叠压的其他遗址年代也出错，一步错，步步错。

例如，西方人把中国的仰韶文化的绝对年代错误地定为公元前3000 - 前1500年，另两种估算更晚，也因此，“徐中舒力主河南西北部的仰韶文化为夏民族的文化”（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67页）。

     ……

    以黍的年代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

西方考古学的绝对年代错误导致黍的起源的历史被颠倒了。

“在世界范围内，欧洲、西亚其实也有小米，黍曾被认为最早是在7000年前的西亚地区起源的。但在2003年，我们在内蒙古赤峰发掘的兴隆沟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小米，包括粟和黍。到底哪儿是小米的原产地呢？中国和西亚欧洲的粟和黍究竟是两个不同中心，具有各自的起源，还是只有一个起源地？这个问题只靠我们考古学家是解决不了的。于是，中外顶级的植物考古专家合作，用科学的办法对中国和西亚、欧洲的小米进行多种分析手段研究。首先，科学“测年”成了解决问题的基础……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的高精度测年仪器对兴隆洼遗址中浮选出来的碳化的黍进行测年，结果都是距今7600多年。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这批粟和黍之前，学术界认为世界上最早的黍是西亚出土的，有7000年的历史，欧洲出土的黍有5000年历史。但是，最新的高精度测年研究表明，这两个地区的黍都没有早于‘4500岁’的。比我国发现最早的黍晚得多……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粟和黍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起源地，这个起源地就是中国的北方地区。”（参阅王巍在由光明日报社和兰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大河之光—黄河彩陶文化峰会”上的演讲，见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6年9月18日文《文化交流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原来是7000年前的西亚黍，国际合作重新科学测年之后仅为4500年前，足足削掉2500年，这足以摧毁此前的一切对比研究。

黍的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和鲜明地说明了：

1.西方早期厘定的错误的考古学年代体系是黍的年代产生错误的根源，包括安特生时代的仰韶文化的年代。

2.黍的年代错误证明了西方早期厘定的考古学绝对年代体系是错误的，包括西亚、埃及、欧洲、中亚、印度等。

3.对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应锱铢必较，因为它关乎源流。

下面讲讲黍的年代问题对西方考古学体系的系统性影响，并提出我对于西方考古学体系的大致矫正情况。

因为黍的绝对年代是2003年之后由“中外顶级的植物考古专家合作，用科学的办法”、经“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的高精度测年仪器”测定的，是确证了的，坚实可靠，铁证如山，比任何早期估算或单方科技测年数据都要可靠、权威。这里必须着重强调的是，既然西方能够弄出错误的考古学年代体系，那么，其单方科技测年就不具有可信度，对此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和立场坚定，尤其是与黍的年代矛盾的时候。

“从1931年起，坎贝尔·汤普森代表大英博物馆在库云吉克作了发掘，他从一座亚述时期的神庙基址向下打一竖穴，一直打到生土层，由此发现了下列的地层序列：亚述、巴比伦、阿卡德、苏美尔、捷姆迭特-那色、乌鲁克、欧贝德、哈拉夫。这一叠压现象为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时代和原史时代提供了完整的地层剖面证据。”（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0页）如下图：

↑：西亚叠压文化层、黍所属文化层、年代体系

虽然无法查到西亚黍所属的西亚考古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但根据错误的西亚黍的年代为7000年前，权且保守对应于哈拉夫文化层（5000-4300BC），那么，根据矫正的黍的正确年代为不早于2500BC，就可以得知，哈拉夫文化的正确年代为不早于2500BC，而根据坎贝尔·汤普森的发掘，哈拉夫文化层之上的叠层为欧贝德文化→乌鲁克文化→捷姆达特-那色文化→苏美尔→……。按照每期500年算，欧贝德文化的绝对年代为2000BC，乌鲁克文化为1500BC，捷姆达特-那色文化为1000BC，那么，所谓的苏美尔文明顶多也就是公元前500年的文明，阿卡德、巴比伦、亚述就更晚了，巴比伦差不多是公元前后的，亚述就沦为公元后的了，而古波斯就更晚了，或者说古波斯是否存在呢？如此，就彻底颠覆了西方所建立的西亚历史学体系，证明了西方建立的西亚历史学体系是彻头彻尾的伪史。

如果这样，就证明伍利教授所说的是正确的，即一些公元前3000年的遗址其实是13世纪阿拉伯时代的。

当然，估算是不准确的，正确和科学的做法是直接进行碳14测年，但大致逻辑和情形就是如此，说不定比我所推算的更晚近。

根据权威的黍的年代数据所矫正后的考古学文化叠层的正确年代与古埃及、克里特、迈锡尼、特洛伊的考古学文化叠层的对应关系，就能得知，所谓的古埃及早王朝，其实顶多为公元前一千纪，克里特文化则是公元前后的了，迈锡尼文化、特洛伊文化则是公元后的了。这样，西方所建立的埃及和爱琴文明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就全部推翻、颠覆了。

综上所述，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已经确证了的、权威的黍的绝对年代及其所对应西亚考古学文化、以及西亚考古学文化叠压关系，除了估算的每期为500年，其余在逻辑上无懈可击。

以铁证、权威的黍的年代为基准，可以发现，西方建立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都是伪学。

以权威的黍的正确年代为基准，进一步分析彩陶、青铜等的年代问题以及发源、传播问题。

“弗兰克福特在《考古学与苏美尔人问题》（1932）一书中提出在近东划分出两种彩陶文化：一个称为叙利亚彩陶文化，以哈拉夫土墩遗址为代表；另一个文化……为伊朗彩陶文化……主要见于伊朗东北的锡亚尔克（从一期到三期早）、安诺一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9页）

“在伊朗广泛存在着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群，它们主要属铜石并用时代，但偶然也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如锡亚尔克一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9页）

彩陶和铜石并用共存于哈拉夫文化、锡亚尔克文化、安诺文化，是红铜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交界点，因为“偶然也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如锡亚尔克一期”，又因为：

“这样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史前史中划分出下列五个时期：5.捷姆迭特-那色期；4.乌鲁克期；3.欧贝德期；2.哈拉夫-萨马拉期；1.萨捷-哥祖期，或称新石器时代。史前阶段分作五期的方案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1页）

可见，比哈拉夫文化更早的萨捷-哥祖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所以，根据黍的绝对年代为不早于2500BC，则西方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也为不早于2500BC，那么，青铜时代就更晚了。

同样，2017年05月26日中国考古网的报道，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文化的彩陶和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高度相似，年代差不多都是7000年前。（参阅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7年5月25日的文章《相似相隔 相见相惜——“彩陶—横跨欧亚的史前艺术浪潮：库库特尼-特里波利与仰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社科院考古所举行》）

根据黍的年代纠正为4500年前，如果层位相当的话，那么，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真正的绝对年代也应该与黍的年代差不多，即2500BC。如果这样，罗马尼亚库库特尼彩陶文化也很可能源自中国，源自马家窑文化。

可见，西方早期错误的考古学年代体系把西亚和欧洲的彩陶文化和青铜年代给大大拔早了，因此，在进行中国和西亚的青铜年代比较研究时，自然就会出现青铜西来说的错误，自然就会对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文化与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高度相似且年代相同感到诧异。

如果用碳14测年进行重新测定、复查，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与黍一样的情况，把西亚青铜时代和库库特尼的彩陶文化年代大大压晚。假设西亚的青铜年代最早为公元前1500年那么，就晚于中国甘肃、二里头青铜，不但将推翻青铜“西来说”，而且，还反过来发现西亚、欧洲的青铜都源自中国；而库库特尼彩陶文化为2500BC，不但不会对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彩陶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相似感到诧异，还会发现库库特尼彩陶文化其实也源自中国，源自马家窑文化。

“大量考古实证说明：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非但不是‘西来’的，反而不断向西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的彩陶文化渐次分南道、北道西行，最西影响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克什米尔地区。”（参阅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7年5月25日的文章《相似相隔 相见相惜——“彩陶—横跨欧亚的史前艺术浪潮：库库特尼-特里波利与仰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社科院考古所举行》）

对此，我的建议是，建立考古学绝对年代国际研究联合会，像考订黍的年代一样，制定国际认证体系的统一标准，对考古发掘的全程操作进行规范，发掘程序、层位标准、检材提取标准、保存条件标准、检材处理程序、检测仪器、实验室检测条件等进行统一，对各考古学文化层进行连续大量取样进行直接测年，重新建立欧亚大陆考古学的绝对年代序列体系，重建西方历史学体系。

也许，格林·丹尼尔意会到些什么，他指出：“主张新石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的中国是近东在遥远的东方所建立的边缘驻地的观点已经过时。现在无法否定中国农业与青铜制造独立发展的事实。”（《考古学一百五十年》译序）

我断言，国际合作进行重新科学测年，就能推翻和重建世界各地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体系，推翻和重建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不但将证明中国是独立发展的，终结“中华文明西来说”，而且反而证明西亚和欧洲的彩陶、青铜是发源于中国的，甚至再进一步研究，最终可能会发现，小麦、绵羊、黄牛、马车等其实也都是发源于中国，现有的学界共识都要被颠覆、颠倒回来。如此，则强有力地支持了本公众号于2018年2月15日文《综论“人类文明的源头在中国”》的观点。当然，这有待于“我的建议”的落实来验证。

结语西方考古学虽然发明了不少理论和方法，只是因为先发优势红利，但是，基于早期考古学手段极其有限，理念极不成熟，态度极不严肃，方法极不科学，应用极不严谨，同时，当时西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浪漫主义处于鼎盛时期，急于建立超越中国的、基于《圣经》体系和《荷马史诗》体系的西方古老文明，难免“拔苗助长”，“证据不够，胡诌来凑”，导致由西方以语言学、考古学建立起来的西方史前考古学体系和历史体系错误连篇，出现系统性错误。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9页）

为什么文明的摇篮从尼罗河变为两河？因为西方的文化基础基督教发源于巴勒斯坦，因为尼罗河文明现在被认为是黑人创造的。西方的历史和考古不是基于学术，而是基于亲缘关系，亲缘关系包括三种：地理亲缘关系、种族亲缘关系、文化亲缘关系（参阅《黑色雅典娜》）。

有人可能会说，今天西方严肃的学者没有人会相信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的存在，更不要说它的重要性了，也就是说，现代西方学者在学术上很严谨。但是，贝尔纳提醒道：“现代考古学家和这一领域的古代史学家仍然在使用粗糙的实证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建立起来的模式。”（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8）

同时，贝尔纳说道：“支配19和20世纪的是进步和科学的范式。学术领域存在这样的信念，即多数学科突变进入‘现代性’或‘真正科学’的阶段，然后是稳步积累的学术进步。在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历史写作中，这些‘突变’被认为发生在19世纪，从那以后，学者们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工作在质上比任何此前的工作都要好。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触手可及的成功确认了那一领域中这一信念的真实性。它拓展到历史写作领域的基础则不那么牢靠。”（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336）

西方在历史写作领域和考古学领域并非像自然科学领域那么成功，但是，他们利用了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功，具有欺世盗名的重大嫌疑。

19、20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甚嚣尘上，欧洲中心论主导学术界，对学术造成重大影响。对此，贝纳尔指出，“既然现在认为它们生成的环境是可疑的，他们应该被仔细地检查。”（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8）

虽然这段话是贝尔纳针对前古希腊时代的历史而言的，但其实对整个西方历史体系和考古学体系都是适用的。

总体而言，西方的历史是“研究”出来的，按照马丁·贝尔纳的说法，是“Fabrication”，即制造、捏造、建构，按照中国的历史话语，这叫今文经学。

安德烈·弗尔切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西方笃信“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西方主流学界是不会主动颠覆自己的伪考古学体系，只会不断重复其谎言。

基于上述，种种迹象、确切证据、严谨论证表明，建立在错误的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体系之上的西方考古学体系是伪学，而建筑在伪考古学体系之上的西方历史学体系是伪史，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