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域外管辖权（续）_风闻

前一篇文章，我写得比较有自我限制，基本上全只是Diagnosis（诊断），没有什么Prognosis（预后）或者Prescription（处方）。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想中方高层能人辈出，只要有人指引正确方向，自然能做后续的推理；另一方面是我人还在美国，虽然一向只用中文发表意见，能够不要太吸引本地恶势力的注意，就尽量避免。

不过这个话题，是有很强的时间性的：孟晚舟的引渡案正在加拿大法院被审查；如果中方不明白事件背后的道理，那么处置自然失当，不但孟女士会有很大的机会落入敲诈集团手中，备受折磨，而且未来这批人认定了中国企业是软柿子，必然要变本加利。我虽然是一个山野闲人，但是始终关心世界事务，希望对人类、国家和社会有实际的贡献和影响，而不只是在网络上发发牢骚。

文章发表之后，发现遇到急事，我还真没有什么管道来尽快发声，只有《观察者网》在我反复请求之后，考虑了两天，终于从风闻转发首页。这期间我十分着急，深怕可以帮助孟晚舟案却没有做到，刚好和史东先生谈起这事，他立刻安排让我上《八方论坛》节目。这种访谈必须即兴发挥，没有反复犹豫的余地，所以说得特别直白。既然都已经在视频里谈过了，这里干脆也就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希望我所考虑过的细节，能做为相关人士有用的参考。

首先，像是前文讨论的利用司法权力以自肥，在美国是极为普遍而且历史悠久的现象。最简单的例子是Speeding Trap，超速陷阱，几乎在汽车一发明不久、马路有速限就开始了。一般是在美国乡下，如果有公路通过，那么就可以靠开超速罚单来敛财。20多年前我在德州工作两年，曾经读到附近有一个小镇原本连一个全职警官都养不起，后来开始大开罚单之后，不但警察局扩充到15人，又增设了连带的法官、书记等等，在付给他们优厚的薪水之后，还有盈余做为全镇预算的2/3。换句话说，这种超速罚单的生意所带给公家的抽成，比当地的税收还要高出一倍。

这些钱当然都是从路过的外地人压榨出来的；本地人能投票选举警长和法官，所以自然免疫。我在四年前《当警察做什麽都合法时，还算是法治吗？》一文中讨论过的，美国警察可以随意、无条件地扣押任何人在公共场所所携带的财产（尤其是现金），更是匪夷所思，而实际上也是盛行在南部乡下，专门用来敲诈外地人。

这些例子与华为案，既有极高的相似程度，也有一些细微的不同；我们必须做出审慎的分析。司法部的这个团队，就像开罚单的警局一样，是独立王国，只受到很间接的监管（前者是国会，后者是当地的选举）；为了避免这些监管，他们同样都专注在敲诈没有政治能量的外地人。他们也同样会对公家的财务，贡献相当的收入，进一步削弱政治监管的阻力。而且他们“执法”的方向，也都有若干政治正确性（前者是打击外国“犯罪”，后者是整顿交通），即使媒体有所报导，一般也无法改变他们的行径。

超速陷阱在美国流行了一百年，越演越烈，近十几年来又加上了无条件扣押财产的权力，似乎表明著这个问题在美国体制下是无解的。这固然是如此，但是引发华为案的联邦司法势力和地方警长有所不同，亦即后者的私利只不过在于那份工作与其所带来的薪水，这都是真正100%合法的；而前者所追求的，却是远超于薪水的顾问费，因此就必须和私营的律师合作，这必然会留下非法串谋的证据和把柄，只不过埋藏得很深，不是一般媒体报导能够挖掘出来的。

一般大众熟悉的富豪，无一例外都是有哄骗投资人或客户的需要，才会追求知名度，例如Musk和Trump，否则闷声大发财才是明智的选择。如果所作所为不是完全合法合理，那么更加不会愿意曝光。这里正是如此：不但参与的那批律师，宁可安安静静地做亿万富翁，就是司法部那个部门的官员们，也不会希望他们的财路被公开。单是其他部门人员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就不好受。

所以中方的应对之策，只能针对他们的弱点，多管齐下。这里我先解释为什么中国不能再试图回避，必须积极处理：原本这种半合法的勾当，就是专门针对无还手之力的弱者，而中方在去年中兴事件的反应，基本是花钱消灾，多罚了9亿美元，不但爽快掏钱，还兴高采烈。对比法国Alstom拖了近五年的坚决抵抗，哪一个是软柿子，非常明显。几个月内，就轮到华为，这其实是中方邀请他们来继续敲诈的必然结果。

中兴的案子，起自好几年前，去年再度爆发，原本就是所雇佣的一个律师抓到一点小毛病，建议中兴主动向司法部认罪。现在回想起来，显然这人不是在尽公民或律师的职责，而是原本就属于敲诈集团的一部分。事实上整个中兴（华为也一样）在美国的法律团队，很可能就是敲诈集团的核心，所以他们应该早就注意到中国人息事宁人的偏好，在去年如此轻易地得到天量收入之后，未来中国企业必然会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如果只是继续雇佣这批人来做纯被动的反应，只怕几年之内，中国大型企业的高管都不能出国了。

所以中方的对策，只能是主动反击（但不是蛮干。扣押加拿大人，是俄国式的反应；并非不对或不能做，但不是最高效的解决方案。中方如果只用这招，就落了下乘，所以我在下文批评中国的智库，因为他们没有提供更好的建议，是问题的根源。），而法国人Pierucci的遭遇和经验，是解决此事的关键。首先在孟晚舟一案，必须赶快绕过美国来的法律团队（最好是只用这些律师来处理与美国司法部的直接交涉，策略讨论不应该让他们参与），把《经济学人》的两篇文章交给法官。如果可能，可以请Pierucci亲自出马来当证人，说明美国法律系统会以不人道的手段来对待人质。

Frederic Pierucci，Alstom的前任高管，在被美国敲诈集团羁押为人质五年之后，回到法国，立刻将整个事件写书发表，参见2019年一月16日出版的《Le Piège Américain》，《美国陷阱》

Pierucci的书在法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毕竟Alstom是法国传统重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肢解了，法国人也咽不下这口气。如果不是因为黄背心运动，Macron必然会有动作。中方应该从最高层出手，配合欧盟对伊朗制裁的疑虑，利用例如高峰会议这样高调的手段，尽力把美国这个半合法的利益链曝光，并且通过国际组织来节制美国使用FCPA和经济制裁的域外管辖权，例如限制其罚金的数额。就算欧洲因为70多年亲美传统而拒绝完全配合，中方每一次提出合法、合理、合利的提议，就是又一次削弱欧洲的偏颇态度。

另一个可行的着手点是Trump。他和这个敲诈集团没有关系，如果能成功查办，他反而有了宣传藉口，可以用来抹黑Mueller对他的调查。如果中方能说服他，命令新任司法部长Barr启动内部调查（Internal Affairs，毕竟这个集团是靠消耗美国的国际信誉以自肥），这将是最理想的结果：即使没有定罪，也会吓阻这个集团未来几年的行动。当然Trump有可能不相信或不愿意，反而以为这些针对华为的司法案件对他的贸易讹诈有利，但总必须尝试一下。

最后，中方应该审视自身的团队，为什么13亿人的国家，居然（似乎，如果已经有内部人士做出正确的分析，自然最好）没有人注意到Pierucci的新书。一个世界数一数二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必须有灵活、及时、正确和深刻的认知与反应。整顿并补强外交方面的智库，是无需外国人合作的自我改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