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电影往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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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笨

2014年凤凰网办过一次青年导演主题论坛，参加论坛的有《绣春刀》的导演路阳、《前任攻略》的导演田羽生和《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不过那时候郭帆的代表作还是《同桌的你》。

论坛现场影评人电子骑士提问，“想做科幻，行业技术达不到怎么办？”那时候中国的真科幻电影连影子都没有，五毛特效还满天飞，但郭帆的意识很超前，

“要循序渐进，先让大家大家接受世界观，先从本土观念出发。”

郭帆没有说大话，《流浪地球》的确做到了。最近《流浪地球》在办点映，看过的各路大 V 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大家迫不及待地把“中国第一部硬科幻电影”的名号戴在了《流浪地球》的头上。

《流浪地球》原著作者刘慈欣也到了现场，第一次看到成片的大刘很高兴地说，“这部电影出人意料的好，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

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这件事，就像狼来了一样被喊了很多年。这句话有一层潜台词，在某部电影之前，中国就没有像样的科幻电影。

也许像《流浪地球》这样有浓厚工业色彩的科幻电影的确没有，但要把中国曾经的科幻电影，尤其是所谓从本土观念出发的科幻电影一竿子打翻也不公平。

毕竟早在1963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就出品过一部叫《小太阳》的科教片，那时候电影技术说基本为零也不算夸张，但电影里就已经出现中国人建造反射镜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情节。

《小太阳》的编导王敏生是个奇人，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第二年，他就制作出了讲人造卫星构造和原理的《人造卫星上天了》。连刘慈欣都曾在2003年写文章盛赞《小太阳》，

“色彩绚丽，风格清新”“它具有更大的科幻内核”。

现在一提到《小太阳》，很多人都把它称作是中国第一批科幻电影，但事实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人就开始拍科幻电影。

别看我们现在电影工业落后，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上海是不折不扣的远东电影中心。1908年上海就有了第一家电影院，1933年因为好电影太多还被人称为“中国电影年”。

1939年当时的名导杨小仲拍了一部叫《六十年后上海滩》的电影，电影现在是看不到了，但看故事梗概还是能被当时的想象力惊到，比如“乃以科学方法使之复活，恢复记忆”，比如“值班室内机件设备众多，两人任意扳动，造成天气巨变，寒暑雨雪，变化无常”。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部作者性很强的电影，据说杨小仲还从英国科幻作家赫伯特·威尔斯的小说《昏睡百年》中汲取了灵感。《六十年后上海滩》一经上映，就成了上海滩的爆款，甚至到了1947年上海的西海电影院都还在放这部电影。

很可惜的是，《六十年后上海滩》的拷贝没能保存下来。更遗憾的是，因为战争的爆发，不光是科幻电影，中国电影行业就再也没能重现当年的盛景。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的作用从市民阶层的娱乐消遣变成了革命宣传的工具，那个年代流行的电影要么是《白毛女》这种苦大仇深的故事片，要么就是《百万雄狮过大江》这种雄赳赳气昂昂的纪录片。

等到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后，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狂热之中，这时候发挥想象力的科幻电影就有了用武之地。

“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这种口号光在墙上画个宣传画还是不生动的，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样的电影里，口号直接成了真实的画面。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是北影厂为建国九周年拍摄的献礼片，电影是从国歌歌词作者田汉的话剧改编而来的。对比《流浪地球》人类五步的分法，《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可以分为苦难时代、奋斗时代和辉煌时代。

只用了20年时间，电影里的十三陵地区就从连年水灾变成了五谷丰登、鸟语花香的人民公社，还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消灭了三大差别，连月球旅行都不在话下。

等到1963年的《小太阳》，孩子们已经直接开始造起了天上永不落下的人造小太阳，它让北方的春天提前到来。就在电影拍摄前的1960年，前苏联作家沙符郎诺娃的科幻小说《人造小太阳》在中国出版，用豆瓣网友不酸的话说，“冷战前期对太阳还真有一种执着啊”。

当然看到最后，你就会知道整个故事只是孩子们的一场黄粱美梦，但电影的旁白适时地拷问了所有人，

“小朋友所想的这个改造大自然的问题，难道永远只能是个幻想吗？”

不过到了1966年，就再没人关心小朋友的幻想了。要一直等到80年代，科幻电影才重新回到历史舞台。

那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国人对一切能让我们迅速弥补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科学”都怀有极大的热情，所以气功一时之间成了显学，耳朵识字、意念移物、发功治病种种“奇人”前赴后继地出现，据说当年海子在山海关自杀还和练习气功有关。

当时民间还掀起了一波 UFO 研究的热潮，起因就是1978年《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一篇叫《UFO—一个不解的世界之谜》的文章。2年后，半官方性质的中国 UFO 研究会在武汉成立，3年后《飞碟探索》杂志创刊，很快成为当时全国最受欢迎的杂志，单期销量超过30万册。

在如此狂热的”科学研究“之外，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的作用也没有被忽视，气功和 UFO 研究负责超英赶美，科幻作品就负责从娃娃抓起，用科幻作品来搞科普。

连科幻作家郑文光都说过，“科幻小说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其他文学的现实主义，它充满革命的理想主义，因为它的对象是青少年。”科幻小说如此，科幻电影自然也不例外。

1986年，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在儿童电影制片厂担任文学部主任，他的任务就是和几位编辑每年为儿影厂写五个能拍出来的儿童电影剧本。

也是在那一年，宋崇从上影厂被调到儿影厂当厂长。在一次编辑会上，其他几名编辑的想法相继被毙，张之路突然提出了一个“电孩子”的想法。

这个季节在北方生活过的人，大部分应该都被静电击中过，那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严重起来连洗手都能体会到，张之路就属于这种人。

因为他大学时学的是物理，后来又当过十几年的老师，两者一结合，他就开了一个如果小孩子天生带电会怎样的脑洞。

没想到宋崇对这个想法非常支持，当即要求张之路马上把这个脑洞写成剧本。一个月时间剧本就写完了，剧本最初叫《带电的孩子》，因为太土改成了当时还很时髦的霹雳。

1987年《霹雳贝贝》开拍，那个年代中国的电影拍摄走的还是电影厂制，每部电影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像《霹雳贝贝》的美术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的冯小宁。

当时拍电影的资金紧张，好不容易做出了“全金属外壳”的亮片衣服，冯小宁怕别人穿坏了就亲自上阵演宇宙人。

那时候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科学谣言，说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唯一能在太空中看到的人类建筑，所以剧组特意把高潮部分呼唤宇宙人的戏放在了长城拍摄。

1988年电影刚拍完的时候，张之路请了几个写作的朋友来看，他们没批评但也没夸，主创对电影效果也心里没底，但等到在上海正式放映的时候，才放到一半，现场的孩子已经站到椅子上欢呼。

很快《霹雳贝贝》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观影热潮，虽然具体票房数字已不可考，但说每个75后、80后的记忆里都有一部《霹雳贝贝》并不夸张。

在《霹雳贝贝》之前，小孩子们最喜欢的科幻电影是《E.T.》。两部电影一个成本47万人民币，一个成本300万美元，特效自然无法相提并论，但导演宋崇觉得，《霹雳贝贝》胜在“强调人情方面，主要靠情节打动人”。

因为《霹雳贝贝》的火爆，儿影厂拍摄科幻电影就被开了绿灯。冯小宁正式担任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就是1990年的儿童科幻电影《大气层消失》。

科幻作品之所以伟大，往往因为其具有超前的前瞻性。就像凡尔纳写《海底两万里》创造鹦鹉螺号的时候，世界上还根本没有潜水艇这种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大气层消失》里大气污染严重、人类濒临毁灭的场面，倒是很好地预言了20年后雾霾锁城的中国，电影里有一句经典台词，“臭氧层？什么玩意啊，多少钱一斤。”

不知道冯小宁有没有想到，将近30年后，我们有了一句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虽然《大气层消失》挂在儿影厂的名下，但它已经超越了儿童科幻电影的层面。它也没能延续《霹雳贝贝》在票房上的火爆，因为影院经理觉得没人看，所以根本没有大规模上映。

儿童科幻电影一直在拍，但对于科幻作品到底能不能起到科普的作用，争论从没有停止过。1983年《光明日报》上一篇名为《警惕“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更是把争论上升到了科幻文学到底是“姓文”还是“姓科”的层面，导致科幻小说创作陷入低谷。

科幻小说万马齐喑，科幻电影的好日子也就没多长了。

更吊诡的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现实远比科幻电影更科幻。1993年话剧演员张香玉自称能接收宇宙信息，带着上千信徒，在北京妙峰山上试图与外星人联系。信徒们一人头顶着一只铝锅，以实现所谓的天人感应。

据说张香玉靠着卖锅卖票赚了40多万，这让科幻电影怎么拍？

虽然科普这条路走不通了，但电影工作者想到了另外一条路：与现实结合。早在1980年，上影厂就拍过一部以反特斗争为核心的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当然往深了说，电影讲的是科学技术有政治性，是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谴责。

那个年代电影拍摄条件相当艰苦，电影虽然讲的是南太平洋上的事，但因为经费问题不能出国，只能在福建东山岛附近的荒岛上拍摄，凡是涉及到国外的镜头就用香港摄影师拍的资料。

外国演员实在找不到，就让汉族演员化上妆来扮演白人角色，后来春晚学到了这这一招，把演员的脸涂黑以扮演肯尼亚朋友。

电影结尾的核弹爆炸场面，因为没有技术做不出来，特效人员想到了一个相当土法炼钢的办法，把黄土倒进盛满清水的玻璃缸里，拍下黄土散开的镜头，然后再把画面翻转，就成了“蘑菇云”。

要知道这个镜头当年还吓到了不少人，这几年有个词叫童年阴影很火，说的就是八九十年代中国拍过很多带有 cult 色彩的影视作品，对于小孩子来说很不友好。而那个年代的科幻电影，多少都带着点童年阴影 cult 片的属性。

1991年西影厂出品了一部叫《毒吻》的科幻电影，和《霹雳贝贝》一样，《毒吻》讲的也是一个新生儿的故事，不过贝贝天生带电，这个孩子天生带毒。他一出生就把父母毒死，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孩，结果在一吻之后把女孩也毒死了。

这部电影控诉的是环境污染的问题，但看过的孩子不懂这些，反而都被吓了够呛，去豆瓣翻翻短评，全是“在我年幼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尼玛小时候的阴影啊！摔！”。

除了常见的环境污染，惊悚、恐怖、凶杀、犯罪甚至软色情都是科幻电影的常见元素。有人分享过当年去人民大会堂电影院看《凶宅美人头》的故事，说看完就被吓坏了，以至于每次他不听话，他妈妈就以“再捣乱就带你去看《凶宅美人头》”恐吓他。

在电影厂体制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创作者反而过上了一种吃着集体的大锅饭，想拍什么拍什么的幸福生活，把科幻电影搞成邪典片也丝毫没有问题。

不过好日子来得快去得也快，90年代末国产电影商业化走了起来，贺岁片、古装商业大片先后登场，但从那时候开始科幻电影基本也就处于停滞的状态。

以1994年的每年10部引进大片为起点，中国观众更是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全世界水平最高的科幻电影作品。经受了好莱坞式科幻电影教育的中国观众，对特效故事都瘸腿的国产科幻电影自然也就回不去了。

国产科幻电影甚至成为了国内薄弱的电影工业体系最好的注脚，没有成熟的体系作支撑，也就只能让《从天儿降》这样的烂片来骗骗观众。

好在过去十年，国产科幻作品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大刘接连拿了星云奖雨果奖，郝景芳也凭借《北京折叠》拿到了雨果奖，科幻文学的高潮为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文本层面的支撑。

虽然电影版《三体》基本上还处在 PPT 骗投资的阶段，但改编自大刘《流浪地球》、《乡村教师》这两部小体量小说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都将在春节档上映，《流浪地球》更是以一己之力把国产科幻拉高到了世界水平，最重要的是，它的情感内核很中国。

在《流浪地球》的观影活动上，郭帆讲当年他们去找工业光魔做特效，虽然对方团队已经做过了300多部大片，但还是不能理解“在地球出现危机时，你们中国人跑路还要带着地球？”

郭帆当时开玩笑说，“因为我们买了房子，房价太贵。”当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其实它也暗含着中国人对故土家园某种独特的情感，而这样的故事也许只有中国人来讲才最合适。

就像《流浪地球》小说的开篇，“我没见过黑夜，我没见过星星”，但现在曙光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