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考古学体系是伪学（上篇）_风闻

据人民日报海外网2019年1月23日报道，根据英国BBC电视台和《卫报》21日的报道，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一座农场附近有一圈大石头，被认为有几千年的历史，被称为“伏卧石圈”、“千年石圈”，如下图：↑：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千年石圈”“遗址”

对此，英国考古学家兴奋地表示该遗址“很不寻常，因为它是由直径相对较小的石头组成”。

苏格兰林业委员会还猜想道，“我们认为古代人民可能利用这些石圈纪录季节，或太阳和月亮的路径。也有可能用于举办葬礼或仪式篝火，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遗址都为后人带来了极大的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发现先是在专家中引起轰动，随后被大肆报道。直到日前，一位当地的农民联系到他们，说这个“千年石圈”是自己在90年代中期摆在那里的。

这是何等的尴尬啊！

阿伯丁郡议会也不得不发推特澄清，“阿伯丁郡石圈此前被认为有数千年的历史，现在发现是一个当代的复制品”。

“这件事情的走向显然令人失望。不过这种古迹的年代鉴定工作可是出了名的困难的，”阿伯丁郡议会的尼尔·阿克曼表示，“看来这个人摆大石头只是为了好玩，这真是个费力气的爱好。”

这项“新发现”引发国外网友爆笑和各种花式嘲讽。

看到这则报道，让人感到西方考古似乎很不严谨，近乎戏谑。在我看来，这对西方考古学来说是很平常的事，因为，这是西方考古学的“优良”传统。

从常识来讲，这种地表的石圈会是4000多年前的吗？西方现代考古学家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还能考古吗？可谓十足的脑残！

还记得英国《卫报》2016年5月26日的报道吗？

据该报道，希腊考古学家希马德斯（Konstantinos Sismanidis）表示他已经“基本确定”在希腊斯塔吉拉（Stagira）出土的有2400年历史的穹形拱顶建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葬身之地，希马德斯说，“我们发现了墓地，也发现了古文献中提到的祭坛，还有那条通往墓地的道路，它与古希腊城邦中古老的道路形式非常接近。”希马德斯的现有考量都是基于这一拱顶建筑的地理位置、周围景象等间接证据：它坐落于广场中心位置，具有全景视野。如下图：↑：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墓”

希马德斯是在塞萨洛尼基举行的纪念亚里士多德诞辰2400年的颇为严肃的学术会议上宣布他的这一发现的，他声称，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亚里士多德的墓地已经被发现。《纽约时报》还披露希马德斯已为亚里士多德的墓地勘测花了20年。

希马德斯的声明得到了希腊文化部的支持。

在如此严肃的会议上宣布这样荒唐的消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这确确实实发生，因为这是西方考古学长期以来的传统。

我请问各位朋友，这是否动摇了你对西方建立的世界考古学体系的信心呢？

动摇是肯定的，但怎么使这种动摇变得坚定，从而作出“西方考古学体系是伪学”的结论，这就是本文要谈的问题，下面我将进行系统性论证。

19世纪的考古就是破坏

虽然考古学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但当时欧洲考古在证据和逻辑严重缺环的情况下，像这种“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的论证比比皆是。

1845年末至1847年年中，奥斯汀·亨利·莱亚德一直在伊拉克的尼姆鲁德进行发掘，并认为该遗址为尼尼微，1848-1849年出版了通俗读物《尼尼微及其遗存》，这部作品成为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考古学畅销书，广为传阅。莱亚德也因此成为名人。（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63页）

有趣的是，保罗埃米尔·博塔从1843年在伊拉克的赫尔萨巴德进行发掘，也认为该遗址为尼尼微，1849-1850年也出版了《尼尼微古迹》一书。（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62页）

而早在1836年，英国驻巴格达宫廷代表克劳迪亚斯·詹姆斯·里奇以其游历为题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库云吉克土墩和内比尤努斯土墩为尼尼微遗址，但里奇没有进行发掘。（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61页）

也就是说，最早是里奇认为库云吉克和内比尤努斯土墩为尼尼微遗址。

如此，三个人分别声称三个不同地方的遗址都是尼尼微城，这就尴尬了。 ↑：尼尼微、赫尔萨巴德、尼姆鲁德

“博塔曾断言赫尔萨巴德就是尼尼微，而莱亚德在完成第一期的全部发掘工作后发表了名著《尼尼微及其遗存》，他推测尼姆鲁德为尼尼微。在他第二次考察时已经证明赫尔萨巴德和尼姆鲁德都不可能是尼尼微，而是像里奇所言，尼尼微是在摩苏尔对面，包括库云吉克和内比尤努斯在内的那一处大型遗址。”（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64页）

终于，西方作出了“协调”，开除了其他两个，依据是释读破解了的死文字。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朝令夕改”，这是在开玩笑吗？

事实上，早期考古发掘极不严谨，胜似盗墓和掠夺，我们不能不对西方早期考古学采取审慎的态度，并保持必要的警惕。

“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工作于1817至1819年完成，并于1820年默里出版《埃及和努比亚金字塔、神庙、墓葬的新发现和发掘报告》一书。不过埃及真正的发掘工作并不是由贝尔佐尼和德鲁埃蒂这样的盗墓者开创的，马里埃特才是先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盗墓贼还能出书，而且在考古学发展的萌芽期，而所谓的先驱马里埃特其实也很烂，三十多年发掘三十多个重要遗址（良渚挖了近百年了，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才突破），比特里严厉地批判了马里埃特。

“马里埃特……三十多年共发掘了三十多处重要的遗址，所关注的主要是想获得辉煌的成绩，一味寻求奇珍异宝和历史古迹……比特里曾描述过马里埃特是如何在狮身人面像附近进行发掘，用炸药炸掉一座神庙坍塌的废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页）

马里埃特“用一群大兵把花岗石神殿所有的残件炸个粉碎，由于马里埃特几个星期才到发掘现场看上一次，完全被他的监工蒙蔽住了。监工从开罗买来一些文物点缀一下遗址，以保持他对这些遗址的兴趣。”（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71页）

比特里在马里埃特死后两年、即1883年悲哀地写道：“使人痛心疾首的是，看到一切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坏，一点也不顾及到文物保护。”（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页）

著名的施里曼也是如此。“尽管弗兰克建议他，要以网络状细沟的方式、而不是以巨大平台的形式进行挖掘，但施里曼还是一意孤行地挖开了一条贯穿山丘的巨型壕沟，翻动了数百吨的泥土和碎石，拆除了挡在途中的原本结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施里曼的发掘所带来的后果：遗留下来的一切，只是废墟中的废墟。”（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63-64页）

“正如施里曼本人所坦承，‘我的最大毛病，就是喜欢吹牛和吓唬人……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坠’。好自夸和吹牛——时常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施里曼作为‘考古学之父’和离奇故事的讲述者，呈现给我们的常常是些让人感到迷糊的自相矛盾。”（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他自称是旧金山火灾故事的目击者；他宣称自己会见过美国总统菲尔莫尔（Fillmore）……他称自己所见过的一些人，也不是那么真实可靠。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他‘不是那么光明磊落的’；戈宾诺（Gobineau），一个法国外交官，称他是一个‘江湖郎中’；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mst Curtius）,奥林匹亚遗址的发掘者，认为他是一个‘骗子’。”（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这哪里是考古，这是盗墓，这是破坏！

还有考古人被工人欺骗的事件。布歇·德·彼尔特获得“一块完整的颚骨和几颗牙齿，以及几件手斧”，他相信“这一发现是绝对可靠的”。但“情况并非如此”，德·彼尔特“中了工人布置的圈套，手斧是伪造的”，但有人“替布歇辩白，认为他没有参与这场骗局”。（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2页）

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千年石圈”，考古学家的“欺骗”，但被农民揭穿了，只不过情况相反了。“手斧”是工人欺骗考古学家，被其他考古学家揭穿了，“千年石圈”是考古学家“欺骗”大众，被农民揭穿了。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揭穿，而是背书，唱双簧呢？也许就被厘定而成为“正史”了。这不能不让人想起藤村新一，如果藤村新一的阴谋得逞，东亚的史前史就要被改写了。

盗墓、破坏、浮夸、欺诈，在西方早期考古学中是常态，由于手段有限，考古人成分复杂，素质堪忧，错误在所难免，又是整个西方考古学体系打地基的时代，错误的严重性不能低估，我们绝不能照单全收。

绝对年代不可靠

欧洲人不但在早期考古发掘中极不严谨，早期的解释和研究也多穿凿附会，尤其是表现在遗址的绝对年代上，纯系估算。以碳14等科技测年法看，不但极为粗糙的，而且错误连篇。下面我将大段引述，让大家看个究竟。

“沃尔赛（1821 - 1885）还敢于对丹麦的相对编年提出绝对年代的数据。他提出以公元前3000年作为第一批定居者到达丹麦的时间，并把青铜时代装饰品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400年至前1000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40页）

“日勒龙依据瑞士湖区堆积的形成速率计算出最早的湖上住宅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莫尔洛根据同样一些湖区的材料，但用不同的一套计算方法得出瑞士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瑞士新石器时代为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特罗旺还用另外一种计算方法，把瑞士青铜时代的起始年代定为公元前3300年。彭杰利认为丹麦沼泽区底层的苏格兰冷杉期可以估算为公元前5000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12页）

“比特里由此建立起两套编年，一个是爱琴陶器与埃及十二王朝之间的对应关系，一个是迈锡尼文明与十八王朝之间的对应关系。比特里以这两套编年和他自己在迈锡尼的考古工作为依据，断言爱琴海文明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迈锡尼文明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1931年比特里在回顾他早年希腊编年的结论时写道：‘大体上来讲似乎没有什么要变动的，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39页）

德普费尔德在其著作《特洛伊与伊留斯》（1902）中提出一套特洛伊编年： “特洛伊一期 3000-2500BC 特洛伊二期 2500-2000BC 特洛伊三-五期 2000-1500BC 特洛伊六期 1500-1000BC 特洛伊七期 1000-700BC 特洛伊八期 700-0BC 特洛伊九期 0-500AD”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40页）

蒙特留斯把英国的青铜年代分为五个阶段： “2500-2000BC，红铜时代；2000-1650BC，青铜时代第一阶段；1650-1400BC；1400-1150BC；1150-800BC。”（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43页）

对于克里特岛，“阿瑟·伊文思……认为米诺斯文明的早期阶段为公元前3400年至前2100年、米诺斯文明中期为公元前2100年至前1550年，晚期为公元前1550年至前1100年……现在看来，米诺斯文明本身的起始年代实际上或许应该向后推。米诺斯文明在公元前1700年之前的校准年代很不完整，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进行修正，无论如何也需要把米诺斯文明的年代缩短。”（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90页）

“1931年，在莱顿（荷兰）举行的第十八届东方学学者国际会议上讨论了从1918年以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发现，学者们一致同意八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时代分为三个前王朝时期：最早为欧贝德期，第二期为乌鲁克期，第三期与王朝时代紧紧衔接，称为捷姆达特-那色期……三期的近似年代定为：欧贝德期，公元前400--前3500；乌鲁克期，公元前3500--前3200；捷姆达特-那色期，公元前3200--前2800年。”“所谓的哈拉夫文化可以断定早于欧贝德期，这样就把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公元前五千纪。”（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0页）

关于伊朗和里海东部，“庞皮利1906－1907年访问了埃及，计算出那里居住址遗物的堆积速度为每百年将近半米。以此为据，他断定安诺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6000一前5000年，安诺三期为公元前5000一前2000年，并把安诺一期的起始年代推前至公元前1万年。德・摩根对苏萨一期也提出了类似过于夸大的年代数据。然而赫伯特・施密特博士则对安诺文化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绝对年代。施密特实际上在庞皮利领导下负责过那里的考古发掘工作，他所定的年代发表在庞皮利的同一本著作中。他断言安诺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三千纪，安诺二期为公元前2000一前1500年，安诺三期为公元前1500一前1000年，安诺四期为公元前1000一前500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10页）

关于印度文明，“马歇尔最初认为哈拉帕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000－400年，但在塞斯、加德和西徳尼·史密斯研究了各种印度-苏美尔之间的联系并发表评论之后，马歇尔把哈拉帕文化的繁荣期年代推前至公元前3250－前2750年，麦凯提出把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晚期地层年代改为公元前2500年。惠勒和皮戈特新近的分析认为，印度河文明的年代皮定为公元前2500一前1500年上下一千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65页）

关于中华文明，“1923年安特生估计仰韶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一前1500年，但门京认为仰韶文化中任何一个遗址的年代都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斯平登把这一文化在中国的繁荣年代定为公元前2200一前1800年之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67页）

摘录列举了这么多西方早期关于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的相关研究，我想说明的是，上述关于各地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都是在1950年代碳14等科技测年法被发明出来就已经被厘定了，是否靠谱呢？显然，从引文看，都是估算的，是根据遗址堆积的厚度等地质学方法进行估算，是非常粗糙的，而且众说纷纭，最后只能取“一般认为”、“一般相信”，不但不可能靠谱，而且完全错误，还错得离谱。此可谓之妄定。这就是西方考古学体系得以建立的重要逻辑，是极其粗糙、极不可靠的。当中国依据碳14测年法等先进手段建立起自己的考古学精确科学体系时，不可轻易与其进行对接研究，比较的前提是标准统一。

西方早期这种轻率妄定的传统延续至今，才会闹出本文开头讲到的“千年石圈”和“亚里士多德墓葬”的笑话。 绝对年代搞错就会导致一系列历史对应研究的错误。同样，历史对应研究出错，例如错认尼尼微遗址，就会导致遗址的年代出现错误，并导致叠压的其他遗址年代也出错，一步错，步步错。

例如，欧洲人把中国的仰韶文化的绝对年代错误地定为公元前3000 - 前1500年，另两种估算更晚，也因此，“徐中舒力主河南西北部的仰韶文化为夏民族的文化”（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67页）。

因此，绝对年代问题是极为严肃的问题，牵涉甚广、甚深、甚大，不可小觑，牵一发而动全身。西方把西亚的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拔高，然后，按照“阶梯式”逻辑排列印度、中国。

西方创立了世界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当时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西方就恣意地以自我为中心地进行地区间的联系，建立起整个考古学体系，该体系不外乎是西方古老而辉煌，不外乎上古的埃及两河中心论和古代的古典中心论，所谓浪漫主义的梦幻，是也！

如前所述，当时所谓的实证主义，不但极为粗糙，由于条件所限，甚至是错误的，又难逃浪漫主义的影响，最终沦为为浪漫主义背书。

实际上，西方也有怀疑，“今天的人们会奇怪：蒙特留斯竟会这样自信，他的年代断限居然可以定为像公元前1650年至前1150年这样确切的五百年。不过在当时，他的方案的确提供了以一个研究青铜时代遗物的客观标准，而且也确实是第一次证明了交叉断代这一对照编年技术的价值和可行性。”（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43页）

在这里，格林·丹尼尔避开可靠性问题，以考古学方法来肯定其价值。交叉断代方法的前提是有一个靠谱的科学基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即使有，又岂能比直接以碳14测年法来测定更科学、更精确、更可靠呢？

西方从1842年开始到1939年（参照拱玉书《西亚考古学：1842 - 1939》），历经近百年，而中国从1921年开始至今，也历经近百年，欧亚大陆的考古学研究情况远没有中国境内的清楚，中国境内尚不能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关系框架，而且我们目前的科技手段更多，更先进，西方早期就急于建构起清晰连贯的欧亚大陆的考古学体系，这些体现在1924 - 1939年出版的《剑桥古代史》。到底是我们无能，还是西方胡搞呢？西方的绝对年代体系的错误，必然导致时空错乱，各式各样“关公战秦琼”。因此，西方根据错误的绝对年代建立的考古学体系必然导致致命性的系统性错误。

（预告：1月30日发布《下篇》，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