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欧洲传统政治难以应对中产愤怒

在内外环境的演变和冲击下，欧洲近年来政治社会危机不断。欧洲传统政治精英们试图从民粹主义和难民等域外因素中，寻找危机的根源和对策，但政治和社会危机依然在加重，不仅法国最近发生持续数周的“黄背心运动”，就连一向被认为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的德国不久前也遭遇近半年组阁难产的困境。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欧洲传统政治深陷危机？如果真是民粹主义作祟，又是什么原因促成民粹主义兴起？

须知，“民粹主义”是欧美精英话语，而那些被划归民粹主义者的人大旗上却写着“我们是人民”。有人可能注意到了，在德国前不久召开的历史学家大会上，“人民”一词被列为需要防范的话语，因为一战后德国“元首”滥用“人民意志”而把国家带入了灾难。但另一方面，欧洲国家传统大党又大都自我定位为“人民党”(中文译为“全民党”)，以体现其代表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特征。给人的印象是，当前的欧洲谁是民众、谁代表民众，越来越是个问题了。

本世纪初，欧盟朝着政治制度一体化方向大步迈进，政治领导人们确定了宪法草案，满怀信心地让民众确认。2005年2月28日，法国议会以91.7%的绝对多数投票赞同《欧盟宪法条约》，但与领导者们的预想相反，法国民众在5月29日的公决中竞以55%的多数否决了这个条约，致使欧盟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进入了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冬眠期”。这表明，政治精英们已经脱离他们要代表的民众，91.7%和55%的比差形象展现出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的鸿沟。统计数字还显示，投票者中80%的工人和60%的职员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社会中低层形成了反对政治精英意志的联合力量，精英和大众间聚集着强烈的张力，这在欧盟历史上罕见。

欧洲传统政治步入现今的困境，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一点，是欧洲中产阶层正从社会的稳定基础转变成不稳定的骨干。

财富减少、职业不稳、社会地位下降导致中产阶层陷入不安。有研究表明，曾被视为欧美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层在过去30多年中不断萎缩。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加速，更使财富加速向少数最高收入阶层聚集，富人们的财富翻倍增长，而广大中产阶层获益甚微，底层收入人群在加大。以德国为例，低收入人群占社会整个财富的比例从上世纪60年代的1/3下降到现今不到1/5。

稳定的职业本是中产阶层的支撑，但失业率居高不下是欧洲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即便是在经济形势良好、普遍就业的德国，固定的职业岗位也在不断减少。统计表明，德国接近1/3的就业人员从事的是“非典型”岗位的工作，即做小时工、临时工或自谋职业。这意味着就业关系很不稳定，职业正在失去往昔给人带来稳定收入、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尊严的功能。有研究预测，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中，美国近一半的传统就业岗位将面临风险，劳动岗位在失去“不可替代性”，新增就业岗位中90%以上是所谓可替代性岗位，即从业者可以被替代，可有可无，人的价值变得随意、不确定了。毫无疑问，这种趋势或情形在欧洲国家也是一样。

承受物质和精神等多重压力的中产阶层越来越不安、不满，正从社会的稳定基础变成愤怒的群体。从近年来迅速崛起、被精英层视为民粹主义代表的德国选择党的选民结构看，它不完全是一场青年人的冲动和底层民众对建制的反抗，更是中产阶层的反抗。该党有79%的选民认为自己经济状况好或很好，而且很多党员受过高等教育。

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鲜有作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执政理念影响，各国政府尊崇效益优先的“小政府”原则，大规模地将公共资本、资源私有化，不仅失去解决社会分配失衡现象的足够财力和能力，也使政府沦为国际资本的“招商人”、投资环境的管理者，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治理国家的宏观、战略意识与能力。结果，传统政治精英们不断承诺又不断食言，不管左右哪一派执政，抑或是左右联合执政，政府都越来越无力解决社会问题，民众则越来越觉得政府无能，官民之间的不信任持久化、阵地化，形成常态化的危机。

如前所述，法国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公投时就已出现中产阶层(职员)和社会底层(工人)“自然”联合，抵抗政治精英的趋势，这样的趋势现今已蔓延到其他国家，包括德国。中产阶层正从过去的社会稳定要素变成社会焦虑不安因素，成为社会抗议力量的骨干。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精英的不满和反抗被视为“民粹主义”，而反民粹主义或将进一步激化民众的反抗，因为产生“民粹主义”的社会问题并未得到精英层的充分认识和排除，欧洲传统政治已不再适应深刻变化的社会关系，法国当前的“黄背心”运动就鲜活演绎着这一现实。(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