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事件揭内幕:"一言堂"司空见惯 收费评级不是祸根
“大公事件”揭开行业一角 评级机构老总：业内“一言堂”司空见惯 收费评级不是祸根
每经记者 冷辉 每经编辑 宋戈 实习编辑 廖丹
这句话正是信用评级机构价值的体现，“AA”与“AAA”虽仅有一字母之差，但是却是融资方能否顺利发债的重要一环。这些评级机构有着自己的小圈子，他们并不像银行、保险等汇聚在镁光灯前，直到今年8月。一纸罚单突然让这个小圈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8月17日，大公评级被北京证监局、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责令限期整改，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和证券评级业务被双双暂停一年。大公的问题包括在为相关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直接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等。
这种“一手评级、一手咨询”的问题，和监管处罚的力度一时间震动市场，也将行业内的一些阴暗面暴露在阳光之下，评级行业的公信力变得更加没有说服力了，迎来了“至暗时刻”。就在市场逐渐淡忘大公之时，近日，国际评级巨头惠誉突然宣布，惠誉博华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日前在京成立，惠誉博华拟为中国在岸债券市场提供服务，与惠誉评级的国际评级业务互为补充。“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对于国内的评级机构而言，日子似乎越发难过！
大公何以至此？评级何以至此？
日前，一位从事评级相关工作多年的业内资深信评人士（某评级集团公司总裁级高管，X先生）与记者相约聊一聊。时间约在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地点位于繁华市中心一家咖啡厅。虽然已经是一个评级老兵，X先生其实也只有四十来岁的年纪。采访从十点一直进行到了十二点多，X先生思路清晰，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中娓娓道来，所谈内容从国内评级发展的历史渊源，到如今面临的问题和困局，再到背后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出路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此文就以该人士的讲述为主。
谈业务 付费机制并未造成评级公司扭曲
同业：评级要做好风险把控
大公是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说起这家机构。提起大公，X先生立即打开了话匣子。
他表示，大公现在的状态，基本上类似2006年远东后来的情况。当年“福禧事件”之后，远东在银行间市场的评级业务资格被停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恢复，证监会那边的交易所市场恢复了，但业务量是非常少的，因为声誉受到极大的冲击。
远东走过这条路以后，大公为什么这次又来了一遍？
其实大公有一段时间所谓的情怀是存在的。它所希望的是中国的评级品牌能够国际化。但它的基础不扎实，它没有审视在不同的环境应该做什么事情，可能太超前了，或者内部的基本功还不足以去做这个事情。
另外大公现在被处罚，这个公司客户中有多少家是拿过钱的，没人知道。现在其他机构把大公的项目接过来做了，评的级别和大公是一样的，大公拿了钱是这个级别，不拿钱的也是这个级别，那大公会承认自己错了吗？大公会说，我只是多了一份钱去支持我的事业，没有卖评级，你看现在是不是一样的级别？
投资人就崩溃了，评级还是没做好风险把控，现在抢大公的客户就变成新的竞争格局。现在这些公司如果是盲目地去抢，必然给这个行业带来更大的抹黑。
商业模式：付费机制不扭曲评级
再讲评级自身建设的问题，这是历史。中国评级业的产生是赋权认定，监管认定，中国的评级是1988年成立，远东算是第一家社会化的评级公司，后面人民银行自主设立一些公司，到最后社会化公司，经历了几个过程。
债券市场是1987年起步，《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出来了，当时一看国际发债要评级，中国也要评级，评什么？评风险。只知道评风险，但技术什么都没有，概念没有接轨。
在1993年《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出来以后，出了一大波的债券，最终觉得这个东西要社会化公司来做，所以新世纪、中诚信这些社会化的公司就出现了。到1997年，人民银行正式认定中诚信、大公等九家社会化公司是具有资格的评级机构。
我们是因为有债券市场，所以做了评级的一个安排。那么美国，有了债券市场，都不知道有风险，后来才有穆迪标普这些机构作为第三方，为投资人做了一些刊物的发表，做投资的服务。
穆迪（穆迪公司的创始人约翰？穆迪，1909年首创对铁路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先写了个出版物，铁路债券的一种手册，也不一定说他有多大的愿景和想法，就做了套指标的比对，让市场去看看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评级其实一样的。
当时市场上没有几家在做，后来在市场大萧条、金融危机的时候，投资人发现这几家公司所评估的债券，市场表现优于没有评过级的，他发挥了风险揭示的作用，解决了信息不对称。这几家不错，赋了准公权给他们，所以穆迪、标普有后来的发展，这个时候他们拿的是出版物的钱，投资人买他服务的钱。而后来渐渐变成拿发行人的钱了。
这是因为出现了新变化，就是传真机、复印机的出现，让传播的速度变成更快、更高效。如果再用出版物的方式，评级公司不能生存。随便复印一下，全市场都有，传真一下，全市场都知道，评级公司还有什么东西？服务一家等于全世界都知道了。到今天就更简单，为投资人服务，给投资人做业务、做的东西，全市场一个email就都知道了，一个微信全网都知道了。请问有啥意义？没有意义。
所以在技术革新的情况下，问发行人拿钱是最合适的。但是有一点：拿发行人的钱，服务的对象还是投资人。
大家现在都有争议，为什么评级公司是拿发行人的钱？付费机制造成评级公司扭曲，逻辑实际上是错误或者不准确。不是评级机构拿了钱就为谁服务，美国评级机构也是这样，为什么美国评级公司做，大众就信！本土评级机构做的评级，你们就不信！
所以付费机制，其实不在乎谁付费，最后都是发行人的钱，都是发行人付费。向投资人拿了钱，投资人是不是会把这块成本加在发行利率上面？任何机构拿的钱都是发行人的成本，也是会弥补收益的。
评级机构拿了钱，发行人代表投资人把钱给了，作为评级来讲，自身的立场要自己明白，是为投资人服务、为市场服务的，不是为某个给了我钱的机构服务，我可以说不，不是给了钱让做事情，我必须做，这是评级行业的初心。
当然，监管必须要介入。大公拿了钱，就出问题了。
投资人：挥之不去的刚兑信仰
提到投资人，X先生更是有一肚子话要说。
投资人的市场，成熟度太低，这是一个过程。原来因为无风险的监管政策，造成了投资人在市场博弈的时候，认为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在没有违约出现之前，所谓的“福禧事件”，一些案例最后都刚性兑付了，投资人就被养成了一个习惯，其实就是博傻的一种感觉。
博傻之后，所有债券都能兑付，投资者没有风险，也就不去关心债券究竟是何种评级，对评级真正的有效需求没有产生。都没有需求了，投资者自然也不会去关心评级是否公允。
这是投资人的不成熟。直到2014年，就是超日太阳能出现违约以后，投资人慢慢进入一种新的理性状态。开始说要建立内评，建立大的风险防范，同时开始挖人，评级公司一下子人才流失了，评级质量又往下掉了。
对投资人来讲，我认为他们的一些认知还在初期，叫做信仰。有信仰就是说明不成熟。信仰是什么？讲最极端的就是盲从了。比如，他们一直坚信政府平台和国企都是对的，坚信他们不会违约，有信仰。
那么还有一种极端的负信仰——民营企业不能买，有风险，所以绝对不碰，这是正信仰和负信仰。对国有企业是信仰，对民营企业叫负信仰。这个极端对整个市场是不利的。所以我说中国的债券市场，股市叫缺乏信心，债市叫缺乏信任，没有信任基础所以才会有信仰。
投资人会有这种认知，是因为在发展当中，投资人逐渐成熟，评级机构在往下走，所以造成了互相不认同，共识没有、信任没有。
评级应该在投资人非常成熟的时候，给予更大的支持，这才有一个提升，你应该告诉投资人怎么评出来，为什么没问题或有问题。
谈行业 本土评级行业为市场服务
行业比拼：规模至上
现在的评级机构为什么这么差？是因为前几年放水，放水目的是为了赶超，成为行业龙头。拼命放，放着放着突然发现不对、很难控制，质量不好的客户都进来了，这些客户进来今年的违约踩雷就多，这就是因果关系。以前过度放松、过度地盲从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就是评级市场变成这样一个环境了。
X先生接着表示，其实这些事情应该早点发现，但是监管早发现，整个行业就一定更规矩吗？远东评级被处罚的时候，这行业稍微规范了点。后来老板们又开始肆无忌惮，放水竞争走到今天，大公被处罚以后，可能后面几年又大概相对会行为规范一点。但是如果再有一些新的环境的变化，那又不是这个套路了？
可是评级要保护自己的声誉，保持中立、客观、公正这几个原则。美国的发展路径，是从投资人服务慢慢出来，经过市场的认同以后，认定这几家机构具备为市场服务、作为看门人的资格。2008年出了问题，也接受过相对的处罚。但他们基本的思维还是为投资人去做好服务，如果没有为投资人服务，出了问题最后面临的结局很难预料。但我们（本土评级行业）出身就是为市场服务的，是为发行方来服务的。所以拿了准公权，就拿发行人的钱，拿到钱以后，由于市场竞争，由于不同市场参与者的不同行为准则，或者变化，造成评级机构没有什么发挥余地，突然拿了这么多钱，行为就变了。
而在行业的竞争当中，因为是被赋予公权，突然冒出来的这些评级机构，大家没那么了解你，市场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成熟，这些评级机构谁好谁坏，不知道。竞争的手段是什么？就是要做规模，做首单，所谓的首单，这是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评级公司的手段。
许多公司宣传手册上都是做了多少个第一，因为第一说明公司牛，第一是怎么评出来的不谈；评的规模量大，做了多少个央企，做了多少行业龙头，这是规模好，也不谈怎么来的。基于这些认知，做了央企等公司，这就是好的评级公司。这背后的逻辑是用别人来证明自己，用首单来证明自己。
大家都知道首单并不是那么简单，首单也并不就是标准。但大家往往说市场上面规模大就是好，第一就是好，这就是行业龙头。最后造成评级都在抢怎么拿第一、怎么拿首单，这个竞争似乎慢慢就变了味。为了第一单，这个没做过，就评级免费、级别高一点。
远东出局以后，整个市场太平了一段时间，中诚信、新世纪、联合、大公四家机构大概还保持相对的稳定。
但后面的竞争开始慢慢激烈，抢客户的竞争、级别的竞争，然后是价格，服务其实已经放在后面了。服务讲的是和券商的沟通、和中介机构的沟通能力。沟通好了，多帮帮忙，多给业务，互相交换。在服务的好坏是行，也是基于级别、价格的合作关系。
竞争手段：调级为先
竞争到后面，就会有调级的发生，市场规模的变化。调级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是为了抢客户，抢客户就要放水。
第二是行业问题，为了抢客户给高评级，跟新客户同样的行业、同样地区、同类的企业原有客户，是不是要闹矛盾了？本来都是AA，新来了一个还不如原客户给了AA+，那没办法了，只能都调上去。如果当时说好，一个地区、同行业、同类客户全部AA，也没话说，问题是新客户不给AA+又不一定抢得到。
以前机构跟别人讲，不管给AA还是多少，你是这个行业里面最高的了，你认为值不值？值，那就可以了，不用AAA了，发行人心里面舒服。不要看中石油AAA，跟中石油怎么去比？
但是现在大家都是AAA，就会发现中石油是AAA，其他小公司也是AAA，就没有任何区分了。所以现在许多投资者把AAA里面排成6档，以AAA1、AAA2等来区分这个级别，自己再搞一些区分。
此外，还有级别的同质化，中诚信的AA和大公的AA没人去区分，都是AA。但背后是不同机构的风格和选择，他们的AA得出来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以前没区分，现在也慢慢分了，投资人会对某家机构评的AA就自降一档，某某的AA+还不错，投资人慢慢在成熟，在区分。
调级还有第三种，就是真正意义上企业增资、扩股等。但还有一句话：评级是穿越周期，把一些主要的因素考虑进去，在多少幅度里面，可以调级；多少幅度没有达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但是，调级还是要有个尺度，即评级是对应债务的履约能力，是对债务的保障系数是多大，而不是单纯地讲“规模”，如果规模增加一点，评级就上调一点，后面整个行业变成1万亿了，加还是不加？级别已经到头了，没有天花板，这时有限的级别和无限的增量就产生了矛盾。
此外，规模越大，债务也可能越大，品质应该下降。调级应该基于债务的履约能力出发，看行业地位、竞争实力有没有被替换的可能性，有没有竞争难度越来越大、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行业趋势是不是集中来分析发行人是不是值AAA或AA。但现在是一年一变化，比之前好一点，就可以提一级，最后就变成全部3A了。如果按规模来算，中国评级行业自己就把自己套到一个绝路上去了。
行业的竞争除了级别以外，还体现在价格上。
整个行业的价格，实际上单笔收入是在下降的。在交易商协会里面有行业的合规报告（信用评级业务开展及合规运行情况报告）可以参考，每家评级机构这几年的都有。把总收入除以它的承接业务量，完成业务量，单笔收入来看整个行业在往下走。
比如说前一年是二十五万一单，第二年算出来二十万。是不是这个价格在体现竞争？再算一算单位人均产出，单位每笔收入是不是在增加，自身纵向比较、同行横向比较，要是发现有一家同行一直处在比较低的价格，就是低价在扫客户。
评级分析师：难以应对“干预”
对于一个评级大公司的总裁级人物，X先生提到评级分析师时表示，评级项目的尽调、具体工作都是信评分析师做的，但他们在公司是最低的位置，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比如要求必须给评级。不能代表全部，只是说有这种情况。
中国的评级分析师，现在为什么是弱势群体？
第一，没有做好培养。他的技能不够，出去和发行人、和其他机构对话的能力、技能水平差，没法讲出问题所在，就造成了水平的下降。水平降了以后没法对话，他的地位就不同了，别人会说：“兄弟，你不懂哎！”
第二，在公司里面，报告写得不好，在发行人企业那边访谈交流都不透彻，那在公司里接触内部评审和流程的时候，也变成了弱势群体。因为分析师讲不透，别人问题问过来，分析师都搞不清楚，那肯定又变成弱势群体了。
再加上如果有级别要求这些状况，上司压下来，你没法化解压力。老总们开个小会明示暗示。“这个评级给上去。”老板发话了，你还不照做？分析师的压力就来了。这个行业类似这种干预的事情还挺多，干预的人没出局，所以造成这个行业不会引去走正道。
而分析师的压力除了来自于有外部和客户，也来自自身能力不足和内部人员压迫，所以分析师的地位怎么会好？肯定处在底层。
发行人那边也一样，由于预评过了，预评就变成评级公司的底线了，这个压力前期就定了，预评都已经内部答应了级别，那还分析什么？企业怎么可能配合，跟分析师讲：“兄弟，你来了就是为评级来的，预评都搞定了，你还问一大堆问题干嘛呢？”
分析师也没有话语权，尽调不透彻、回来也说不清楚，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了，又变成评审不通过了。不通过老板说不行，我答应了评级，前面都搞好了，你们怎么可以不通过？来，干预！压力就是这样来的。
谈监管 让新入局者多些崭露头角的机会
当前行业最大的问题是公司治理，内部管理。评级机构的公司治理太重要了，一言堂在所有公司都会出现、尤其在民营企业里面又往往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评级公司管理层老板很突出，股东一股独大，只要是这种环境：管理层被一个团队垄断或者一个人垄断，那么这公司都搞不好，因为他的利益容易变化，战略目标容易发生变化。
而监管的重心，其实应该抓住公司内部治理这个核心。治理结构完善必须引入独立董事，上市公司的披露要求，以及股东的合理化，这是一个本质的改变。股权可能目前不能动，因为动就是利益问题，强制引进股东也不行，这是市场规则。但引入独立董事，加强公司治理的强监管，这是可行的。因为你不靠谱，可以做自己的一股独大，你有一个基础的能力可以影响评级结果，到最后评级对市场失效了。
治理结构的完善，才会带来真正的机构自身的健康发展，否则没用。我今天想去放水，就可以告诉所有人要放水，有大股东存在，评级老总们同意，就能做。所以治理结构，评级机构自身透明度的增加，引入外部的监督机制，或者独立董事，这是最合理的、合适的一种方式。
另外通过一种多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让这些机构去改变思路。现在都考虑赚钱，有评级牌照，干好干坏反正也就这么回事。如果这次大公不被罚，还是这么回事，年年被骂，年年还是这样干。
监管每年在处罚，每人打一板子有什么用？没有新鲜血液进来改变、扭转这个行业，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当然，新的机构怎么进来，必须要严标准，不能像以前随随便便放一家进来，一放进来市场就乱套了。这些机构必须有一个良性的竞争，要靠声誉、靠客户。客户有两种，发行人、投资人，服务的提升，靠对市场的贡献来证明自己。比如发表一些更优秀的文章，做一些引领市场的事情。
最近，大公被处罚了，得让一些更好的机构能进来，这些人进来应该要拿到投资人的认可。
首先是为市场提供了多少服务。比如说，公开评级做多少，主动评级做多少，主动评级是有好处的，例如，别的评级机构给发行人评了个AA，这是主动公开做的，一般会比较保守，市场也看到了，其他评级机构就不敢再给这个发行人AA+，前面的评级是AA，为什么你是AA+呢？这不打脸了嘛。
第二要让投资人认可你是可信赖的，最后监管通过投资人的认同，给你一张牌照。这是投资人赋权，这就回到美国的体系，投资人、市场认为你是可信的，他们给你一张牌照。原有的这些老机构，拿不到投资人牌照，得不到这些投资人认同，慢慢就会被市场边缘化。
这样的话，评级的市场角色定位才慢慢扭过来，看门人的角色能做好，监管也不用担心，也可以放出更多的高收益债券把市场激活，因为评级客观公正的信任基础构建成功了，所以做任何事情，市场怎么玩法都能玩，创新什么都可以。
没有新鲜血液来告诉市场，可以变成新的玩法，那怎么能好？当然，新的机构怎么进来，必须要严标准，不能像以前随随便便放一家进来，一放进来市场就乱套了。新进入者可能为了要活下去，为了市场肯定要竞争。
但是市场不成熟，投资人看小公司业务不多，一般肯定不给这类公司业务。那么为了获得业务，小公司只能放水，拿这些级别去跟原有的评级机构PK了。
所以建议监管调整，慢慢给一些政策，让新入局者多一些崭露头角的机会。投资人也不应该用所谓的规模大和小来衡量，这样这个市场就火起来了。
最后变成只有新鲜血液，或者规范的企业在玩，人家评出来就是A+，投资人认，市场也不要只认AA才行，A+也能买，投资人自己选择。最终不合格的机构会被市场淘汰，而不是被监管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