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中美元首会：小细节背后的大博弈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赴阿根廷特派记者白云怡 胡维佳】据中美两国官方消息，双方领导人将在阿根廷举行的2018年G20峰会期间以工作晚宴的形式举行会晤。这将是今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后双方元首的首次会面，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能否就贸易问题达成某种协议或进展，让这场已波及全球的看不见的战争降温，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破局”的决定性因素：三方面分歧能否达成一致

徘徊已久的中美贸易僵局亟待突破，但截至目前，双方的分歧依然十分明显。分析普遍认为，两国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被广泛提及的贸易逆差，二是美国认为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问题，三是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以及其他技术产业政策上，中美存在较大异议。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贸易逆差的问题并不难解决，中国对进口的需求与意愿正在上升，尤其在液化天然气进口上，中美有着较大的合作潜力。而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今年已在博鳌亚洲论坛和上海世博会上做出开放承诺，向外资更多开放金融、医疗等领域，削减水泥钢铝等行业的过剩产能。

如果说以上是昭示会晤有望取得成果的积极信号，那在“中国制造2025”这一产业发展战略和美国所指责的中国“补贴”国有企业是“不公平”手段等问题上，中美则很难达成妥协。“这些问题已上升到发展模式层面”，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中国可以在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上与美国谈判，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模式问题上，中国无法也不会让步。他认为，如果美国无法调整其在这方面政策，“两国在G20期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将低于50%。”

曼宁则代表着另一种相对乐观的观点，他认为，尽管由于中美之间问题的复杂性，达成一项完整的协议尚需时日，但此次两国仍有50%左右的可能性达成一种“临时性的休战协议”。“如不能达成协议，美中经济都将受到巨大损失，而全球贸易体系尤其是世贸组织更将面临风险，世界增长也将下滑。”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部因素对谈判结果的影响，即美国的盟友们会多大程度上支持其与中国陷入长久的争端。“我们的许多合作伙伴与中国存在更深的经济关系，它们显然从这种交流中受益匪浅。如果他们均继续与中国的生意往来，那可能成为一个孤立国家的将是美国，而非中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这样分析称。

一些细节也让会晤可能达成何种成果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比如美国在会晤前这一敏感时间段中频频发出的强硬表态，双方高层工作团队见面磋商计划的不断变动，以及中方在会晤前低调审慎的态度。

分析普遍认为，中美将很难达成一份非常具体、细节化的贸易协议，因为从技术层面来讲，双方谈判团队并没能在元首会晤前拥有充分的时间就各种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中美可能达成的或许是一份表明双方将共存并继续对话的协议”，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中国工作组高级研究员豪尔赫•马莱纳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份文件将承诺两国会继续寻找解决彼此间现有问题的途径。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在谈判桌上美国团队的构成，鉴于美国高层内部对华立场并不完全一致，谁将陪同特朗普参与会晤将可能影响会谈的氛围甚至最终结果。

据《南华早报》此前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中美元首的工作晚宴将很可能采取“一加六”的模式，即两位领导人分别带领六位幕僚面对面而坐。若计划有变， “一加二”、“一加四”的模式也不无可能。据《南华早报》援引信源透露，被认为是极强硬的对华鹰派人物、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并未受邀参加会晤。

据称，美方的团队代表或将在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国家经济顾问库德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之中产生。

不过，即使中美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让贸易战暂时“熄火”，从长远来看，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仍然面临更复杂的挑战。

“(此次)贸易谈判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或将成为一个更宏大的故事的一部分：习特会可能会决定这两个世界强国究竟会重新调整其关系，还是从此走向根深蒂固的敌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对美国来说，美国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争夺全球领先地位的竞争中败于中国的感觉正在推动其对华政策转变，为此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种越来越公开的对抗与“零和”的态度，而北京的认知是，华盛顿在试图阻止其崛起。

尽管双方的矛盾十分深刻，在大多数分析者眼中，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仍远远大于走向全面的冲突与对抗。“中美关系未来的基本结构应当还是在有利益重合的领域合作，同时管控战略性竞争”，罗伯特•曼宁对《环球时报》称，在朝鲜、阿富汗、中东和平、全球健康问题、气候变化、禁毒、反恐等很多方面两国都有合作的潜力。事实上，朝鲜问题也正是此次习特会桌上的重要议题之一。

“未来，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多大程度的存在可以被容忍?而美国则需要考虑，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在太平洋地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行动是可以被接受的，以及美国将如何找到和中国在利益上的平衡。”曼宁这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