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峥嵘：G20要在争吵的世界推动新共识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本周末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这个由七国集团(G7)财长1999年倡议成立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后升格为领导人峰会，现在更是取代传统的G7，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定期商讨世界经济大势、寻求应对之道的首选平台。

如今的G20之所以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引领，首先是因为它反映了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大趋势，比G7有更广泛的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约为1/4。21世纪头7年里，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上升到一半左右。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3/4都得益于新兴市场。现在G20固定成员既有G7等原来的传统工业强国，也包括金砖国家和“新钻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更能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各种急迫和长期挑战。

另外G20机制上较灵活，便于凝聚共识。G20一开始定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下的非正式论坛，无常设秘书处，这固然带来执行力与效率方面的一些损失，但正因是非正式磋商，也更有利于领导人们讨论和处理更宏大、更具普遍性的全球经济重大议题。自其成立以来，G20不但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充当了应急指挥员，在危机转向复苏、复苏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重大节点也都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日益成为主要经济体日益依赖的协调联系机制。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挑战，G20的关注点不断延伸到增长动能转换、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国际税收合作等更为宏大和长远的全球议题上，在凝聚全球共识方面取得了扎实进展。

回头来看，2008年起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的初心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那场危机原爆于美国，迅速波及全球，不但导致美欧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也暴露了美欧治理模式的重大缺陷。在美欧都感到应对乏力的情况下，引入新兴市场力量加入全球治理领导集团成为必然选择。这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渡难关、协作共治的先例。正因如此，这场危机才未酿成“大萧条”，未将世界引向以邻为壑、兵戈相向的灾难。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G20峰会“横空出世”，全球经济治理的面貌焕然一新。即便在后危机时代全球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经济全球化仍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已经走过一段不同寻常岁月的G20，现在又面临着新的考验。世界经济刚从10年前爆发的那场危机中缓慢复苏过来，进入稳定扩张期，许多经济体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这原本正是推进结构改革的良机，但主要大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却掀起一波新高潮，将本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引向外部，故意无视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经合组织近日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称，影响世界经济软着陆的两大风险正在升高，一是关税战造成贸易和投资下滑，二是美国加息和美元走强导致新兴市场面临更大资金流出压力。

两大风险均来自主要大国的政策调整。更令人担忧的是，没有国际金融危机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主要大国似乎有暇质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甚至做出世界重又进入大国竞争时代的判断，以竞争对手对其实行“经济侵略”、威胁其“国家安全”为名，将经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战略，无视多边协定约束，挑起全球性贸易摩擦。最近一两年来的不少多边国际会议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情况下，相关各方明显共识减少、分歧加深，有时甚至伴随激烈的辩论和争执。一些会议打破成立以来的惯例，在未达成联合公报文件的情况下就不欢而散。

一个国际社会不能不直面的现实是，2008年以来因应对全球性急迫挑战而形成的团结协作、和衷共济精神，正在面临流失的危险。如果以竞争性压倒合作性来定义当今世界发展的性质，那就必然导致政策理念退回到各自为战、强者通吃的逻辑。但在全球化已发展到如此程度的今天，这显然不是现实，也是世界各国都无法承受的倒退。

一直以来，G20会议都是展示国际社会多变协作共治的窗口，现在这个时候，它变得愈发重要了。阿根廷G20峰会举行的当下，适逢全球性贸易摩擦升级、WTO改革争议激化、局部地缘矛盾横生枝节。如果各方不能秉持开放合作精神，不能坚决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体系，而是任由少数派争议压倒多数派共识，将单边挑起的矛盾从一个国际场合带到另一个国际场合，那么本次会议很可能会令世人失望。

相反，如果有关各方能够拿出勇气和担当，着眼于全球而非固守个体利益，抑制保护主义冲动，在缓解贸易关系紧张、推动WTO改革、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形成新共识，则世人甚幸。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方特别是主要经济体重拾协调共治的G20精神。世界经济总体向好，但不均衡性在增长、下行风险在上升，前路仍然滩多浪急，各国唯有同舟共济、未雨绸缪，方可共同安抵彼岸。(作者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