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伊朗对外行为背后，有何深层逻辑

美国政府重启对伊朗制裁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伊朗经济再次承压。对伊朗人来说，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早已不是首次。近代以来，伊朗能够在复杂艰险的外部环境中生存至今，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有着直接关系。剖析伊朗对外行为的基本特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国际环境中的伊朗。

既自豪又悲情的双面性格

一方面，伊朗人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这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历史辉煌悠久。伊朗自诩文明“比历史还要古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的埃兰王国。波斯帝国(前550年—前330年)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认为，伊朗的国家性格来源于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广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成熟的国家治理机构、强大的军事力量，使伊朗人具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二是种族独特。波斯人属于雅利安人种，与阿拉伯的闪族血统相差甚大。“雅利安”本意是“农夫”，后引申为“高贵的人”。伊朗人自觉高人一等，相对于邻近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有着“傲视群雄的优越感。”

另一方面，伊朗人又有深刻的悲情意识。伊朗地处东西方要冲，从公元前330年至前247年被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西王国统治，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遭美国长期遏制，伊朗历史上充满外部干涉、欺凌，由此形成强烈的“受害者意识”。而在历史上处于边缘境遇的什叶派教义又强化了这种“悲情意识”。当前，美国的制裁就被许多人视为数世纪以来伊朗面临压迫的继续。

逐层递进的国际战略观

荣辱交加的历史经历、艰难困苦的现实处境、特立独行的意识形态，使伊朗具有强烈的全球战略意识，形成依次递进的三大战略目标。

基本目标是捍卫独立自主。伊朗极为珍视独立自主，历史上虽屡遭外族欺凌，但仍基本保留了身份认同、文化自豪感和独立世界观。可以说，波斯民族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保持文明延续性的民族。伊朗的宗教文化也强化了伊朗不畏强敌的特征。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主张经过长期斗争，善良终会战胜邪恶。什叶派教义也带有强烈的反强权、反传统意识。尤其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独立自主更是成为伊朗外交首要目标。

中级目标是实现大国抱负。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激发了伊朗人“再创辉煌”的信念和目标。伊朗总是将自己视为地区内的天然霸主，它本身也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先天条件：领土面积中东第四，人口中东第二，油气分居世界第二和第四。近些年来，伊朗地缘环境有所优化：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两大劲敌垮台;阿拉伯世界整体影响力下滑。2011年中东剧变后，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元气大伤，伊朗相对实力提升。

终极目标是变革现行国际秩序。伊朗自视为全球重要力量之一，但长期遭外部大国欺凌、孤立和遏制，因此对现行国际秩序充满怀疑。他们从道德化视角出发，倾向于将世界分为“强者与弱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并自觉以被压迫者自居。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也曾概括伊朗的革命性国际秩序观。当前，伊朗对现行秩序态度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近年来，伊朗放弃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以削弱美元霸权，还一度主动联络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叙利亚等国，试图“联合反抗帝国主义”。鲁哈尼上台后，伊朗外交锋芒有所收敛，但国际观本质未变。目前来看，伊朗的反美反霸立场也有助于世界多极化。

精明大胆的外交风格

伊朗只是中等国家，而且外部处境总体不利，因此伊朗外交政策讲究策略，风格独树一帜。

第一，“第三方外交”。伊朗长期处于强权争霸的夹缝，渴望独立自主，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由此形成善搞“第三方外交”的传统。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维持大国平衡，反对“一边倒”，目的是保持自身独立性和回旋空间;二是充分利用大国间的矛盾或分歧。在实践中，伊朗在面临强敌威胁时，往往寻求引入在地理上遥远、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力量，在均势平衡中维持自身利益。比如在伊核问题博弈中，为了平衡和牵制美国，伊朗将除美国外的所有大国都拉进伊朗市场，将自身安全与大国能源需求绑定。

第二，善于将国家利益包裹进意识形态。伊朗是波斯/什叶国家，在中东地区是少数派，势单力孤，无力与美国及其中东盟友公开对抗。为变被动为主动，伊朗特别注重抢占道义、法理、舆论制高点：霍梅尼“输出革命”，哈塔米倡导“文明对话”，哈梅内伊屡屡抨击美国和以色列，目的都是先声夺人。

但在实际行动中，伊朗则小心谨慎，善于审时度势。比如在伊核博弈中，伊朗曾炫耀武力、威胁退出核不扩散机制，但始终斗而不破;在地区问题上，伊朗在过去250年中从未主动向邻国发动战争。伊朗外交依托权力政治，出发点是“高大上”的意识形态，落脚点却是伊朗利益。有人将伊朗这种做法概括为“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动”。

第三，精明的商人做派。伊朗有经商传统，波斯商人素以精明著称，这种商人传统和行事风格也为伊朗对外行为打上深刻烙印。

伊朗人总是千方百计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这使其有时“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比如在能源合作领域，伊朗始终坚持条件苛刻的“回购合同”模式，这大大限制了外来投资者的获利空间。即使近年来面临制裁，伊朗仍不妥协，致使外企参与伊朗油气开发热情不高。当然，伊朗人谈判也极有耐心，善用拖延战术，有时这使自己受益，但有时也容易错失机遇。

伊朗的对外行为特征是其特定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境遇的产物。正是凭借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外战略和政策策略，伊朗才得以度过诸多激流险滩，并呈现出国力整体向上的发展态势。(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近著《走出依附性陷阱：第三世界的发展困境与道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