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反思“一战”须跳出西方逻辑陷阱

“今天中国就是当年德国”的说法，这些年来常见于西方舆论场，特别是在今年恰逢“一战”结束一百周年之际，中美贸易摩擦的激烈场景，使得以“修昔底德陷阱论”为代表的指责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是的各种说法纷纷登场。

被混淆的因果关系

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的国际舆论场中，西方话语逻辑和话语方式占据着相当大的传播优势。中国注定会在“骂声”中成长。对这些言论，中国当然有必要适当作出回应，尽量还原事情的本来面貌。实际上，从“今天的中国是‘一战’时的德国”，到这个“陷阱”那个“威胁”的论调，其逻辑起点就是成问题的。

以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来论，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原本看法是，“当一个既存大国刻意与新兴大国为敌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对照一下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挑起事端的到底是中国还是美国呢？不是一目了然吗？

那些把“新兴者挑战守成者造成了冲突与战争”当成信条的人，也许还会固执己见。然而，一百年前曾参加过巴黎和会的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却会对此高举双手：是的，这才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位英国人曾在1919年满怀对巴黎和会的失望，愤而著述了一本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对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法国的自私自利和短视行为大加鞭挞，他认为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一种新的欧洲场景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欧洲的守成国家未能放下成见，尊重新兴国家的利益需求，吸纳新兴国家共同对欧洲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造，使新兴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能与国际性问题在彼此支援中实现互解。在他眼中，今天一些人的“新兴者挑战守成者造成国际秩序崩溃”的话语逻辑，可能根本是棒打一头、混淆了因果。

“修昔底德陷阱论”在当下的流行，所隐含的逻辑，是一种国际秩序一旦形成，就不应该去改变;而既存国际秩序的崩溃，则是来自于新兴国家的挑战，守成国家对此是无责的;还有，造成既存国际秩序瓦解的新兴国家，其行为是不正义的。但这些认知所有意无意忽略的是，当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区域或世界场景出现时，一味固守陈规旧序，那些新出现的国际问题和挑战，如果难以在现存机制下化解，又将如何？

同时，从政治是一种契约关系的西方观念来看，任何国际秩序的生成，都是一种国际契约的结果，这种契约又以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平衡为内涵，即守成者通过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赢得更多的国际威望和实际权势。问题是，当守成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再如以往那样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时，它还想维护既往权势，其合法性又在哪里？如果一味捍卫，那是不是在破坏既往的国际契约关系？美国政府近一年来的频繁“退群”行为，不就是在毁弃“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契约？

关键是放下历史成见

在反思“一战”的教训时，个别国家和一些政治家在特定时空中的选择当然需要质疑，但把板子一味打在他们身上，恐怕又是以损害历史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为代价，这才是今天所流行的包括“修昔底德陷阱论”在内的各种“陷阱论”的西方话语陷阱。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很难是不带成见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如此。首先，它只是对有限区域的历史过程的总结;其次，它对复杂历史进程的总结又是有选择的，是对极为丰富的历史构成的简化，没有被纳入关注视域的，也许恰恰是更重要的;再次，还会发现，这些“陷阱论”大多还是战争胜利者对历史的总结。

这些年来，中国一再表明不以霸权为追求，在国际上所承担的日益增多的责任，也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今天的问题更大程度在于：“二战”结束后形成的那些“守成国家”，时至今日在面对中国复兴时，是否正在做出如当年英法那样的不明智选择？

回顾“一战”的悲剧，其经验和教训在于：一是人类政治进程跟不上经济进程，进而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是经常性现象;二是国际权势在时空中是会不断流变的，这同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试图强行阻止这一进程，必然酿成大祸;三是当新的历史转变发生时，所有参与者都应审慎辨析自身行为的限度，要在相互理解承让中形成新的合作关系，共同化解挑战。

共同找寻解决方案

历史有时会给人类生活出些大难题，但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在“二战”结束以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机构和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时间内曾化解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期困扰工业化国家的那些难题，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因，乃是在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逐渐形成时，适应这个不断扩展的体系的全球治理机制是欠缺的。

也就是说，当年英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急速扩张，及至后来超过了既有国际政治体系的承载能力。回到当时场景，对此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适应经济全球化需求，更新全球治理体系;二是抑制全球化的扩张，使之适应既存国际体系。显然，后者是难以实现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难以阻止，如果用蛮力往回拉，后果会更严重。

与之类似，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在其发展至深时，如今也正超过“二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国际机制的承载能力。不是说这些机制无用，而是它们已不够了，需要增添新的国际安排。这样的安排应是什么？它需要包括“守成国家”“新兴国家”在内的有较强行动能力的政治主体坐在一起，放下对以往荣耀的过度痴迷，也超越对一国利益的过于执着，共同商定新的解决方案。谈判再谈判总比打仗再打仗好，这是“一战”给当今世界的最大警示。(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