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代都热衷用汉字造新词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访华时提到一段往事：“19世纪，日本率先学习西洋技术，运用中国的汉字，翻译西方思想，创造了大量的新词汇，不仅反向输入中国，还流传到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这意味着日中的‘三方合作’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安倍所言确实是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但在此期间，并非日本单方面向中国输入新词。当时中日为了发愤图强，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都各自翻译和创造了大量的汉字新词。这些汉字新词在中日两国语言中互相渗透，互相引申，对中日两国的科技和文化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日本：边批汉字，边造新词

中国明末和日本的江户幕府时期，西方传教士为打破东亚地区对“西方蛮夷”的传统歧视，努力向中日介绍西方的科技成果。他们试图系统介绍西方文明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汉字中根本没有对应的词汇。于是，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和日本“兰学者”(即向荷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人士)，开始了早期的新词翻译运动。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的“几何”“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数学名词以及日本翻译的“重力”“引力”等物理名词一直沿用至今。不过，随着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江户幕府对西学政策的收紧，早期的新词翻译运动被迫在18世纪末告一段落。直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到来，中日的新词翻译运动才迎来真正的高潮。

日本的新词翻译运动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以哲学家西周和思想家福泽谕吉等人为代表。颇有意思的是，西周最初是“汉字拉丁化”的倡导者，他主张废除日文，改用拉丁化文字，后来却成了汉字新造词的主力之一。在当时日本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背景下，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人也同样一边批评汉字和儒学，一边则不断创造出被称为“和制汉语”的汉字新词，这也是当时日本翻译运动中的有趣现象。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源于汉字的强大生命力。由于日本浓厚的汉学传统，使这些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日本学者自幼便浸淫在汉字氛围中，他们虽然思想上不愿接受汉字，但在翻译时又找不到比汉字更趁手的工具。另一方面，汉字本身是具有音、形、义三要素的单音节文字，单字信息量大、造词灵活性强，翻译时表意能力远超拉丁化文字，便于迅速理解。

当时日本发明的“和制汉语”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挑选旧词，冠注新的词义，如“文化”“法律”“革命”“自由”“权利”“阶级”“共和”等。另一种则是利用汉字和汉字构词法新创的词汇，如“物质”“美学”“哲学”“抽象”“代表”等。此外，还有一部分无法采用造词或借词法来翻译的名词，则采用了音译法，如club被翻译成“俱乐部”，gas被翻译成“瓦斯”等。

中国：从发明、批判到大量接收

应该说，出现在中国的新词翻译运动甚至比日本更早一些，不过早期中国新词翻译的主力是外国传教士，因此早先的新词中，社会和宗教名词较多，如“法律”“审判”“基督”“使徒”等名词。另外一些传教士还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完成了徐光启两百多年前未能完成的事业，即将《几何原本》全书翻译完成，并介绍了西方最新的数学研究成果。其中“圆锥”“曲线”“微分”“积分”等新名词都是这一时期诞生的。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学者才开始主动大规模进行科学名词的翻译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学者徐寿对化学名词、特别是元素名称的翻译。他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专门翻译与化学有关的各类书籍。由于化学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外来词，想要意译各元素的话，难度极大，为此他采用音形两译法，把化学元素的英文读音中的第一音节译成汉字，作为该元素的汉字名称。于是“锌”“锰”“镁”和“氢”“氦”“氧”等元素的汉字新名就此出现。

在洋务运动中，很多“和制汉语”随着日本翻译书刊传入中国，张之洞、严复、林纾等人对“和制汉语”造成的文化冲击曾大加批判。不过他们并非反对使用新词，严复还努力地试图创造新词取代“和制汉语”，可惜成效寥寥。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人在震惊之余，一批有志者决心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自1896年开始，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日本人发明的“和制汉语”由此大量流入中国，这就是安倍所说的那段历史。据中国学者统计，自1896年至1949年，约有1000多个“和制汉语”被借用到现代汉语中。这些“和制汉语”加上中国人自己翻译创造的新词，构成当今中国社会日常用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汉语新词输入日本

虽然现代汉语中传入了大量“和制汉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只能被动接收日本学者的翻译成果。比如“化学”就是由中国学者创造，然后东传日本，取代了日本原有的译名。

化学，荷兰语为Chemie。早期日本学者将其译为“舍密”，至于为何如此译法已不可考。有种猜测认为，当时的日本人觉得化学家们成日在实验室中进行奇妙的实验，是在“屋舍中开展的神秘活动”。“舍密”这个名词，在日本一直被用到19世纪60年代前后。

1855年，中国学者王韬在观看化学实验表演时，对西方学者戴德生在实验中让水的颜色千变万化大为惊叹，便将这一手段命名为“化学”。巧合的是，王韬此时正是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开办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的工作人员。通过他的力荐，在该书馆随后出版的一本叫《六合丛谈》的刊物中，首次使用“化学”这个译名。1859年，日本出版《六合丛谈》的合订本，拿到此书的日本学者对“化学”一词一见倾心，很快就删掉了相关著作中所有的“舍密”，全部改为“化学”。此后，日本出版的书籍再也不使用“舍密”，而将“化学”沿用下来。

回顾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日名词翻译运动中的种种往事，中日两国借助汉字这一工具，不仅在科技、文化方面互相促进、互相启发，还给汉字这一古老的语言本身也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带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堪称是中日乃至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