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谈金庸的文章，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文/李小飞刀
金庸先生挥别他的江湖而去，从昨夜到今天，纪念他的文章无数。有一篇几个月前的文章也被翻了出来，但刀哥看完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篇题作“金庸的江湖传奇与政治寓言”（The Gripping Stories, and Political Allegories, of China’s Best-Selling Author）的文章，4个月前发表于美国《纽约客》杂志，作者是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东亚研究博士生傅楠（Nick Fr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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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目的，大约是想向西方读者推荐由英国出版社出版的郝玉青译《射雕英雄传》英译本。
文章先是夸赞了金庸小说丰富博大的内容及其在华人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让大人小孩都废寝忘食”，“阿里巴巴的总裁马云就曾一度把金庸纳入企业精神中”，“将渊博学识、柔情蜜意、扣人心弦的情节以及动人的文笔融为一炉，故被广泛奉为最出色的武侠小说家”。
在介绍金庸的过程中，作者反反复复拿他与西方现代奇幻小说之父，《魔戒》作者托尔金作比较，说*“金庸将江湖交织融贯于中国历史，这就像是托尔金把自己的创造力带向了查理曼时代的欧洲”。说“射雕三部曲”篇幅将近两百八十六万汉字，相当于一百五十万个英文单词，是托尔金《魔戒》系列三倍有余*。
大概是为了进一步吸引西方年轻人，作者比较说，金庸作品在华语世界的文化流行程度大约等于“哈利波特”与“星战”之和。
不知金庸先生泉下，是否与有荣焉。
接着，作者话锋一转，认为金庸的*“深远影响和幽微意图仍未被世人充分领会”*。
文章先是追述，金庸的父亲被“定为阶级敌人处决”，而金庸自己本想做外交官，却在新政府中没有机会，便做了编剧、影评人和记者，并连载小说。他的小说有一种“中国文化的古典置地”，而这种置地被“新政府连根拔除”（包括“大多数译成英文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也是如此”）。
1981年，邓小平在北京中南海接见金庸一行，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香港主权，一国两制，制度不变，港人治港，保持繁荣的方针政策。金庸回港后在他办的《明报》上，大力宣传香港回归祖国、“恢复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保持繁荣”的16字方针。更在1982年撒切尔夫人会见邓小平途经香港时，单独与撒切尔夫人聊了45分钟，跟她讲“一国两制”。
到了傅楠这张嘴里变成了，金庸“受命”负责“北京方面含糊不清的（香港）政治自治承诺”，让香港“民主派”感到了背叛。而大陆此时掀起“金庸热”，是因为金书给经历“浩劫”的大陆人*“提供了沉浸在中国辉煌的过去之中的阅读快感”*。
而金庸小说中的东方不败，神龙教主，无不是在对应当时的中国大陆。虽然金庸本人对这一切“讳莫如深”，却“亲口”在傅楠的采访中承认了这种影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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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和今天铺天盖地的纪念文章，风格和角度迥然不同。然而，在它背后，隐藏着很多虽没有明说但呼之欲出的潜台词，稍微有心的读者都不难感受到，并因此心里不太舒服。
从1959年《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上完结，到2018年《射雕英雄传》在国外上市，整整60年了，到今天，要向西方读者介绍金庸，还要对比西方某个文学作者、甚至是流行文学作者，还要拿意识形态说事。
刀哥不知道，这到底是西方悲哀，还是我们自己的悲哀。
2002年，托尔金的“魔戒”随着彼得•杰克逊的电影进入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魔戒”粉。
论著作时间跨度，金庸小说从最早的《越女剑》（约公元前500年）至《鹿鼎记》（约公元1700年）横跨2200年；托尔金的“魔戒”故事从“第二纪元”1200年至第三纪元3021年，也横跨约2000年。论故事背景的复杂、人物的繁多、情节的曲折，“魔戒”故事绝不会大弱于金庸小说，托尔金甚至专门为“魔戒”创造了几种语言。当“魔戒”初登中国时，那些精灵、兽人、骑士对中国读者同样是遥远而陌生的。
但是刀哥实在不记得，当初有哪个中文媒体向国内读者介绍“魔戒”的时候，说这是英国的《射雕英雄传》。
它就那么直愣愣地来了，而中国读者不也就接受了；“魔戒”粉们，不也可以对那些遥远陌生的故事人物如数家珍。
为什么如傅楠所说，西方读者就要对《射雕英雄传》“一头雾水”呢？
难道是中国读者理解能力格外高，而西方读者理解能力格外低么？
这恐怕还是一个至今未能解决的，东西方文化传播不对等的问题。文化传播其势如水，总是往“低处”流不往“高处”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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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反反复复强调金庸和托尔金的相似性一样，傅楠文章反反复复的提意识形态，也是试图拉近西方读者想象中的中国与金庸的距离。他不是让西方读者真正去理解金庸的独特内涵，而是把金庸切到好像顺了他们的嘴，好咽。
就像德国《时代周刊》那个华裔女记者，她不关心刘慈欣对人类的命运有多少思考，只感兴趣能不能从刘嘴里套出多少对集权、监控的看法，只不过刘没给她想得到的答案，就酸刘“不是个政治思想者，不是个公共知识分子”。
不问苍生问鬼神。
就像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里，长大了还断不了奶的溥仪趴在奶妈胸前，几个皇妃拿着望远镜坐在船上观看，一动不动的活像一只只僵尸。
遥远、诡异而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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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上市8个月，在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3318位，只有12个读者留言，而且看起来有一部分是中国读者。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但尴尬的另一面是，这至今仍然大部分是华人的自娱自乐。
在我们古老的文明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无数人想给它寻找一条出路。在香港起飞的特殊年代，金庸古龙黄霑们把古人的传统品格化入武侠世界中去，创造了一个可以与现代社会两相对照的江湖。
但他们所做的工作终究是防御性的。
“看我河山哪像染病”，是民族精神的内聚；“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是个人精神的自处。
它们都无法解决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如何重新压住天平的问题。
在这方面，日本、韩国比我们要早一步面对，也都做了一些尝试，但它们的体量太小，分量也太轻，还常常被带走过去。
要让百年来文化传播的高低逆转，责任还在中国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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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过六一，学校规定是赐半天假，到家旁边的新华书店找闲书，抽出一本《天龙八部》，第一眼看到鸠摩智去大理天龙寺抢六脉神剑剑谱，点破枯荣大师所修枯禅的奥秘，我一下被拉了进去，站了几个小时也不知觉。
今年六一逛书店，一群孩子在外教的带领下直扑“漫威”专柜，一个说我要看钢铁侠，一个说我要看灭霸。
大概过几十年后再版金庸全集，出版商要介绍他老人家是中国的斯坦•李了。
但愿是玩笑。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