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驱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给苦苦探求中国革命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方案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做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同中国实际结合，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初就开始了大众化的努力。
从一百年前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办刊物，写著述、办夜校、开讲座、做演讲等多种途径和方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走出了一条极具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道路，下面几位先驱，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就做出了杰出贡献。
毛泽东回忆：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在即将抵达北平时，毛泽东不胜感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1918年8月，毛泽东陪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从长沙来到北京，身无分文的“北漂”毛泽东经原湖南一师的老师、此时已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在图书馆阅览室工作。
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正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庶民的胜利》一文，进一步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能够较准确地分析十月革命的本质，阐述其伟大意义的是李大钊。李大钊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庶民的胜利》（1918）、《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8）、和《新纪元》（1919）四篇光辉的文献，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他满怀信心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新青年》刊载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1918年2月，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女高师、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坛，这些课程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五四运动前后，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文章和演说，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继而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写的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遗文都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与传播。
1920年李大钊派邓中夏、张太雷等到北京丰台永定河西岸卢沟桥畔的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筹办成立劳动补习学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教员帮助工人代写家信，教授文化知识，与工人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李大钊曾两次在这里授课，他讲课风趣幽默，一次工人问他，“您给我们讲讲工人怎么当家作主？”李大钊挽起袖子在黑板上写工人两个字，当他问起工人们这两个字合起来念什么时，课堂一下安静起来，突然一位工人回答，“老师我认识，这个字念天。”李大钊高兴地说，“天就是你们工人，工人的力量比天大。”就这样，教员们通过为工人传递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的骨干。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旨在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定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李大钊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培养了一代革命家。
陈望道：真理的味道有点甜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曾生动地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为过分专注，误把墨汁当成红糖吃下去的故事。
陈望道，浙江省义乌市人，1891年1月18日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在那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一些进步报刊开始介绍《共产党宣言》，但只是翻译部分章节或片断，尚没有完整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问世。因为翻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熟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二是精通德、英、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三是有相当水平的语言文学素养。这些要求使《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一时止步不前。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了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来信，约请他去上海商量翻译《共产党宣言》事宜。
陈望道留日时就读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敬与信仰欣然应承。现如今,有人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以供使用，为达精确翻译，陈望道请陈独秀出面，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处借来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以资对照。
随后，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老家，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翻译《共产党宣言》须绝对保密。故而陈望道把翻译处设在矮小僻静的柴房里，里边放两条板凳，搁上一块铺板当作写字台。白天靠着窗口透进来的亮光，或默读日文本，或挥笔书写，或对照英文本，晚上封闭窗口，点上煤油灯夜以继日地翻译。
经历了一个多月，至4月底，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5月间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上海，与陈独秀等筹谋创建中国共产党，还带来了一大笔款资。经由陈独秀的争取，维金斯基用共产国际经费印制《共产党宣言》。
8月中旬，中译本《共产党宣言》1000册印成，很快售尽。至1926年5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盗版”。一时间，这本书成为了名副其实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第一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面世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成立的时候。《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和传播，对党的早期组织的发起和组成，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36年7月，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另外两本是考茨基写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鲁迅先生也在1920年称赞陈望道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也曾说道：“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陈望道除翻译《共产党宣言》外，于1919年至1921年间还翻译和介绍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书，为传播真理做出了重大贡献。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先行者”
1910年，艾思奇出生于云南腾冲县，原名李生萱。1932年，艾思奇到上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艾思奇以满腔热情投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写了许多通俗生动的哲学文章。特别是从1934年11月起，在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连载24篇有关哲学的文章，1935年以《哲学讲话》为名结集出版。1936年出第4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成为畅销书。由于《大众哲学》深受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全国解放前，曾面世了32版之多，这本书从此同艾思奇的名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风行全国。
《大众哲学》被哲学界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入门书”，它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形式，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正如1935年李公仆为这本书写的编者序所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毛泽东读这本书时不仅认真阅读抄录，还将其指定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材。1937年10月，艾思奇初到延安,毛泽东闻讯后,很是兴奋。他高兴地说:“噢,那个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大众哲学》就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革命道路。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曾表示，艾思奇《大众哲学》一书对他的人生有重大影响，“我最早接触艾思奇同志的著作，是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当时，读了《大众哲学》。这本书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使我从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新中国成立前，《大众哲学》印行了32版，供不应求。1979年又印行了35万册，仍旧是一售而空。《大众哲学》是通俗哲学书籍出版次数最多的一部著作。
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