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治理不文明行为，不能太依赖公安机关

近期，一些游客不文明行为频频见诸报端。如两名外籍游客在颐和园爬古寺墙头致瓦片掉落，西湖景区游客乱刻乱画，张掖丹霞地质公园游客不顾工作人员提示，翻越护栏踩在保护区地表拍照等事件。

治理不文明行为，目前多是依靠公安机关。西湖乱刻事件肇事者最终被公安机关抓获;颐和园翻墙事件发生后，园方也表示已报送公安机关。

涉及违法犯罪的，当然需要公安机关介入。但是，对乱丢垃圾、翻墙、霸座等不文明行为，如果都坐待公安机关处理，反而会出现路人观望效应，不利于社会道德的提高。类似不文明现象大量存在，公安机关有能力处理的只是被曝光的极小部分。在电信诈骗、盗窃犯罪仍然高发的背景下，不可能依靠公安机关一己之力提升社会道德。执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司法资源过多倾斜于不文明行为时，反而不利于打击严重违法犯罪。

治理不文明行为，必须多方努力，群防群治。

首先，要鼓励公民制止不文明行为，让失德行为陷入“朝阳群众”的汪洋大海。公民是不文明行为的目击者，也应当是第一线的制止者。不同于西方国家限制公民为公共利益进行正当防卫，我国法律鼓励公民为了国家、公共利益进行正当防卫，这也是我国一贯鼓励人民制止不法现象的传统。换言之，对于侵犯公共利益的不文明行为，任何目击者都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例如，对乱刻乱画，目击者可以以呵斥、推搡、击打等予以制止;对霸座行为，任何乘客都可以采用拖拽的方式，强制其让出座位。只要没有超出必要限度、没有造成重大伤害，都属于法律允许的正当防卫。

其次，各单位应当承担看家护院的职责，不能形成公安依赖情结。根据《文物保护法》第66条，对于一般性的刻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行为，文物所在单位也可以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换言之，文物所在单位既有保护义务，也有执法权限。文物所在单位不能只定位于保管者，更应该是保护者、执法者，应当尽一切手段，制止不文明行为，如建立预警机制，设置保护部门，防范违法行为;而不能将责任外推，坐待损害发生。在颐和园翻墙案件中，如果颐和园能够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并加以制止，就不会出现瓦片掉落等损害后果。

最后，治理不文明行为，更需要法律之外的征信制度等配套措施。对于不文明行为的法律制裁，无论是罚款还是拘留，一般都比较轻微。如果建立统一的信用记录，把乱刻乱画、逃票等不文明行为都记录到个人征信系统，进而影响到个人的入学、就业、贷款等，必然能加大违法成本，形成一次失信误终生的威慑效果。

应对不文明现象，需要全社会的综合治理，只有人人参与，各负其责，才能打造一个文明的社会环境。美好生活，在每一个公民的手中;良好秩序，在每一个单位的院内。(作者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