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嘉：我认识的保罗·艾伦

微软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于15日因非霍奇金淋巴癌逝世，终年65岁。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吃惊，不禁扼腕叹息。

我和他的生命有两年的交集。1992年，他斥资1亿美元在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城镇帕洛阿图成立了英特威尔研究所，我是这个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人员。保罗1983年患上霍奇金淋巴癌，退出微软日常运营，经过放疗和换骨髓，他的病奇迹般痊愈了。这段生死经历也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他自此开始资助各种探索计划，包括上天，下海，理解人类大脑。他还给斯坦福、哈佛等大学慷慨捐款。英特威尔研究所是这一系列资助中最早的一个项目。研究所的使命是研究可能在10至20年后造福人类的技术。

这个研究所当时聚集了一大批信息革命的先驱们，几乎是一个活的硅谷博物馆。研究所不要求研究人员必须发表文章，也不强求申请专利。每天一群科学家、技术专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在一起亢奋地讨论人类面临的问题和全世界最前沿的技术进展。我记得有一次讨论未来身份识别将主要靠生物特征(如指纹和眼底)。大家的一个担忧是未来坏人为了盗窃他人身份会不会去切人的手指头？

作为当时研究所里唯一的华人，我研究的是可穿戴计算和现场感通信。要解决可穿戴计算首先要建立身体区域的无线网络(当时还没有WIFI 和蓝牙)。视频的全息通信很难做到，但声场能否是三维高保真的，能否不戴耳机而是让声场从缝制在衬衣里的微型喇叭阵列产生？为了研究如何制造可机洗的“三维声场衬衣”，研究所还请了著名时装品牌的设计师与我合作。保罗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他每次来研究所都会到我的实验室穿戴上原型装置玩一玩，再头脑风暴一会。他话不多，很少眉飞色舞，但一谈到未来技术的可能性就会很兴奋。

我当年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人富有了也能像他这样不带功利心地资助些超脱的研究。像他这样关注人类生存条件的美国富豪一直都有。美国大学的许多研究在当时也都看似无用。譬如今天机器学习的突破来自少数几个很“轴”的教授。他们不顾嘲讽和失败，几十年坚持认为人工智能的出路在于模仿人脑的神经元网络。这种“非功利”心大约是受希腊文明影响。希腊文明的终极关怀是把认知世界本身作为人生终极目标。所以当年苏格拉底没事天天拦住路人问“什么是人”，正是这样的“轴”劲才产生出奠定现代科学基石的《几何原本》。其实许多基础科学和技术的突破都是非功利的，是纯粹对认知本身的追求导致。要想在基础科学上有突破，必须有一个热衷于追求知识本身的氛围。因为如果认知世界就是你的人生意义，你就能耐得住寂寞，哪怕你的研究永远都“无用”，你已经从追求知识本身得到了快乐。

就像保罗，他的一生虽然不长，但做了许多对人类有意义的探索，应该是很值的一生。(作者是信中利美国创投创始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