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欧洲重振只能靠人文而非武功

欧盟实际的政治中心柏林和巴黎近来悄然掀起一场关于调整欧盟外交政策的讨论，主因是“美国优先”对欧盟的剧烈冲击，目标是“一个强大的欧洲”。德国外长马斯撰文呼吁欧盟不再依赖美国，要强化独立的防卫力量和建立国际支付体系;总理默克尔再次强调，欧洲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年度使节会上表示要为欧洲而奋斗，“为星球而奋斗”。法德都反对“核心行为体”自行其是，主张国际关系多边主义，都想扩大本国国际影响，而欧盟其他成员国尚未对这场讨论表现出参与热情。

欧盟因面临域外空前压力而不得不调整外交政策，外来压力也增强了欧盟内部凝聚力，给政策调整带来机遇，但它尚需厘清几个主要问题。

首先，欧盟要走出价值单边主义误区，避免成为大话多思想少的“理想主义”小圈子。确立共同价值和规则是维护一个国家或国家同盟共同身份、凝心聚力的必要前提，但把这样的内部价值推广到国际关系中去，要求其他国家以此为尊，就是罔顾各国现实和权利的价值单边主义，实质是以道义之名行霸道之实。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认为那是“西方价值”战胜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组成的集团，进而以为“西方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事实说明，基于西方价值观的“人权高于主权”为国际干涉主义敞开了大门，各类颜色革命受到鼓动，导致一些国家政权在“民主化”过程中瓦解，国家陷入各种内外力量的血腥混战，民生涂炭。最近几年大量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逃往欧洲，引发欧洲难民危机就是悲惨教训，试图主导和参与输出民主价值的欧洲承受了悲剧后果。

欧洲该痛定思痛了。经历过战乱生死考验的欧洲老一代政治家很清楚，欧盟是从战争废墟中诞生的家园，回应的是欧洲自身的“生死问题”，它不是一个进行对外价值扩张的意识形态俱乐部。冷战时期推动与苏东集团和解合作的德国政治家艾贡·巴尔，生前就担心年青一代变成外交上的浪漫派，他在2013年曾告诫德国中学生:“不管历史教科书说什么，你们要记住，国际政治从来不关乎民主和人权，而是国家利益。”但现在呢？一些未经战争苦难的新生代欧洲政治领导人一边宣扬多边主义，一边却热衷于在全球范围内搞意识形态划线和价值观小圈子，在头脑中浪漫地寻找对手，甚至制造敌友关系，不顾自身和民众的现实利益。如果非要拿人权尺子丈量的话，欧盟不得不面对那些死在逃往欧洲路上的难民，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就有千余名难民在跨越地中海时死亡。

欧洲是时候面对这些生死问题了，高大的道义话语和生死攸关的残酷现实差距太大了。不久前，几位欧洲领导人先后访问非洲，希望他们能够从长计议，促进那里的繁荣和稳定，从根本上缓解难民压力。须知，国际价值单边主义解决不了人权问题，民生就是实在的人权，欧洲不应继续沉湎于自设的价值圈子，自我束缚。

其次，欧盟要克服块头扩大、能力变小的窘况，避免成为有主题无主见的研讨班。冷战后，欧盟在地缘扩大的同时也面临日益加剧的内部矛盾和协调困难，这客观上削弱了其在对外关系中的行为能力。传统上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现在常常不能起到欧洲对外行动主心骨的作用。

就近期事例来看，欧盟处理几个核心关系时显然缺乏战略能力：对待具有安全战略意义的欧俄关系左右摇摆，主要依据美欧和美俄关系的冷暖确定对俄罗斯的温度，忽冷忽热，缺乏长远有效战略。在叙利亚问题上狠话不断，但雷声大雨点小，至今仍是解决叙利亚问题三大国际机制的旁观者。在伊核问题上，欧盟看似和美国抗衡的决心很大，但在对伊朗援助等方面一股小家子气。在难民问题上，欧盟内部争吵不休，带头搞“欢迎文化”的德国成了孤家寡人，最终欧盟在疏与堵之间选择了堵。但大量难民聚集在欧洲南大门外，随时都有再次爆发难民危机的可能，欧洲清楚它不得不依赖土耳其的“不找麻烦”，必须参与但又无力参与叙利亚问题解决进程。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欧洲已发表了很多说法，但关键是做法，是战略。就连德法都在“先欧盟还是先本国”之间难做取舍，要想欧洲形成大战略解决大问题实非易事。

再次，欧洲已经今非昔比，武功不是根本选项，而应重振人文欧洲。欧洲人现在觉得自身不够强大，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武力不够，而是在解决对外关系的一系列核心问题上缺乏强大政治意志，难以综合发挥已有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力量。换句话说，不是别人太强大，而是欧洲太散弱。

从历史看，欧洲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思想、知识和制度，国际关系中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都诞生在欧洲大地上并由欧洲主导。那个时代过去了，欧盟是那个时代过去后的“留守”。现今欧盟定义的欧洲是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欧洲，是自我压缩后的小欧洲或残缺的欧洲。欧盟担负不起整个欧洲的传统，很难再有往昔的视野、思想和力量，这成了难以克服的历史窘迫。

从实力看，世界经济和知识曾主要产生在欧洲，欧洲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不断向外扩张，那时的欧洲富有开拓精神，眼光覆盖全球，但现今的欧洲不断收缩进欧盟，每一次欧盟地缘扩大都意味着它与世界的边界扩大，每一次欧盟内部的“团结”都意味着欧洲与外界的隔绝，每一桩对域外人员和资本的限制都是对外来活力的排斥。表面上看，欧盟不断扩大，一体化也在深入，本质上却是欧洲在不断萎缩，圈子不断固化：欧洲失去了开拓的精神，越来越自我封闭。过去10年中，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7.61%降至15.12%;前十位的互联网时代大企业无一来自欧洲;欧洲专利的国际比重也在下降;令法兰西骄傲的法国大学在屈从美国评估大学的标准，曾为人类思想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德国大学也要用英语自我评价，欧洲文明的脊梁在退化。

在军事上，谁主导了战争谁就主导国际关系规则的制定。近现代，欧洲是大多数影响世界格局的主要战争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也在处理战争结局的同时主导制定了各类国际关系惯例和规则。二战后，关系世界格局的战争不再由欧盟组成的小欧洲主导，一开始是美国和苏联，继而是冷战后的美国，成为战争和国际关系的“新主人”。欧盟老一代政治家认识到“再也不存在欧洲大国了”(阿登纳语)，他们开始立足于此构建新的欧洲精神，保持欧洲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但新一代政治家们却口口声声要重振欧洲武力，以为唯此方可强大。须知，强军是要打仗的，饱受过战争摧残的欧洲承受不起战争归来，因此还是要回到“人文品质”上来。武功不是欧洲的选项。一个开放、团结、繁荣、有强大人文精神的欧洲同样能获得尊敬，不要轻易放弃欧盟曾经追寻“人文强洲”的理想。

欧盟外交要强大，需要法德发动机的有力驱动和引领，需要它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并在统一的欧洲理念下形成合力。但目前看，德法正为应对各自内政矛盾耗费过多精力，无暇顾及欧洲，这是欧洲的不幸。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曾言，欧洲要强大必须克服思想上的狭隘，对未来展望的短视，对已有成就的高估和对现实问题的视而不见。言易行难，欧盟现今再图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