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如何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

在农业税费征收时期，有一句话叫做“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贵的是，这一健康的公共精神，并不仅仅是口号，也与乡村治理实践相结合，具有制度保障。

农村税费改革及免税以后，农民负担减轻了。但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职能，农村集体“虚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绝大多数农村集体不再承担土地调整、共同生产等职能，农民合作也因之无力。久而久之，很多农民有了一个错觉，以为农村公共事业都属于“国家的事”。

这些年来，党和政府重新强调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工作，密切了广大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不过，群众工作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既要强调走近群众、关心群众，又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还要教育群众。在基层工作中，应该肯定基层干部在关心群众中的努力，但客观而言，组织、宣传，尤其是教育群众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大量群众工作被当作行政任务来对待，以结果论英雄。比如，扶贫的核心本应是“扶贫先扶志”，要充分创造条件，发动群众让其自主脱贫。但在实践过程中，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都对脱贫攻坚工作设定了时间表，并将脱贫任务量化到人、责任到人，使之变成为一项紧急迫切的任务。一些基层党委政府和扶贫干部为了完成任务，放弃漫长而艰难的群众工作，转而以“资源漫灌”的办法让群众脱贫。简单说来，当前的农村工作往往只开展了行政动员，并未真正进行群众动员，导致“政府动而农民不动”的现象。

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并非无路可循。一是要充分重视集体在理顺国家与农民关系中的基础作用。在农村，“集体”和集体主义是培育公共精神的重要载体。“集体”并非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笔者的调研经验中，凡是集体经济保留完好，仍在实施土地调整的村庄，农民的公共精神保留得就好。原因是，集体成员可以在集体内部算“平衡账”，人们的相对平衡权利义务关系因可见、可期、可约束而可行。

二是要激活群众工作方法。客观而言，农村传统的村落共同体正在走向解体，地方性规范很难再约束越轨者。而依靠行政和法律“压服”，不仅成本高，且难以持续。唯有通过群众工作中的“说服”方法，做通农民的思想工作，使之真正成为理解国家精神和集体主义的政治主体。

三是要正确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某种意义上，在农村工作中，农村社会的法治化比政府治理法治化更为根本，也更加任重道远。在法治社会中，农民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保护，但“无公德的个人”现象也需得到有效规制。▲(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