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工人在中企升职买新车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贸易合作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进非洲。阿尔及利亚出租车司机哈克姆到中资企业工作后，有了自己的独立住房；毛里求斯的努阿里十四年间换了3辆车；津巴布韦人西蒙在中国传媒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外，那些跟随中国企业到非洲的员工以及进行医疗援助的医生，也切身感受到非洲国家的发展变化。
非洲篇
中资企业岗位非常受欢迎
2018年是阿尔及利亚人哈克姆在当地中资企业工作的第12个年头。
2006年之前，他还是一名出租车司机。那一年，他结识了两名前往阿尔及尔进行工程项目筹建的中国铁建工作人员，在和中方人员一同做了6个月“临时工作”后，哈克姆正式加入。哈克姆今年47岁了，有3名子女， 2017年他还拥有了独立住房。
“2006年时，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当时两位来阿尔及尔开创业务的中国人让我充当司机，并辅助他们完成一些行政手续。六个月后，我们完成了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中标段项目部的成立筹备工作。有一天，项目部中方领导让我到会议室参加会议，没想到，除了感谢我这几个月的帮助，还问我愿不愿意成为公司的一员。”哈克姆娓娓道来。
2014年，哈克姆得到了升职机会，成为公司综合管理部的行政专员。2015年，哈克姆再次升职，从综合管理部转岗公司人力资源部，成为了阿籍人力资源主管，负责一名阿籍员工从进入这家公司第一天到离职的全过程管理。哈克姆所在企业现有员工161人，当地员工为76人。
哈克姆所在的中国铁建国际集团阿尔及利亚公司总经理徐华祥告诉北青报记者，除了工资待遇和福利，公司也重视对当地员工的专业培训，2008年、2009年曾派100多个阿尔及利亚籍管理人员到中国培训，现在这批人员已经走上重要的岗位了。
徐华祥12年前随“铁建大军”来到了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常用语言是法语，徐华祥当年从零学起。“前段时间，徐总不经意间还考了助理‘中非命运共同体’用法语怎么说，结果助理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徐华祥的同事崔玉玉说。
哈克姆表示，中资企业的工作岗位在当地非常受欢迎，“和中国人在一起工作，办公条件好，工资从来不会延迟发放或者拖欠”。
“去年，我买房了。”哈克姆说，他申请的这套政府政策住房需要大约20万元（当地平均工资2000元至3000元），是一套三居室住房。“因为我的岗位和收入非常稳定，所以政府优先考虑了我的申请”。
“今年我又换了一辆新车”
今年是努阿里在北京建工集团国际工程公司毛里求斯分公司工作的第十四个年头。十四年间，他从一名普通的劳务工人变成了公司项目部的中层管理人员，结婚生子，买了一栋房子，还换了三辆车，“今年我又换了一辆新车”。
2004年6月，努阿里刚到东南公路项目的时候只有26岁，搬石头、扛水泥、挖沟槽。半年之后，努阿里则因为努力工作，被提拔为了工长。
公路工程施工前期涉及大量原有构造物拆迁工程、电力供水改线工程等，需要联系和协调的部门十分繁杂，中方协调员工作难度高，责任大，各种关系一旦把控不当、处理不好，将影响到项目施工的进展。
此时，项目部的中方管理人员发现了努阿里的另一项优势，他是当地人，有一定文化基础，还有工地上的工作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努阿里便开始承担外部协调工作。
在11.5公里公路项目施工期间，项目部雇用了大批当地员工。每每出现劳资纠纷时，都是努阿里来处理，三年施工期内，共计使用当地劳动力超过150人次，没有发生过一起因劳资纠纷而影响工程施工的事件。
2008年，一中国企业光缆沟槽项目中涉及约30公里的通讯沟槽开挖和埋管工程，分散在毛里求斯各地，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城镇和村庄。项目部组织了8支作业队伍同时作业，遇到诸如挖断水管、电信管等突发情况，努阿里都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联系相关单位安排人员组织抢修。2013年6月，项目A7桥值班员在早晨交接班时发现北奔卡车被盗数千升柴油。努阿里了解情况之后立即报警。经过调查，处理了当地脱岗的保安，处罚了中国值班的失职机务员工，警察局还抓到了偷油的当地人，为公司挽回了经济损失。
现在，努阿里已经是一名中资企业的资深员工，专门负责处理公司与毛里求斯政府部门及监理的协调事务。
努阿里告诉北青报记者，北京建工在毛里求斯实施的一些项目，都是民生工程，极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比如，自从11.5公里高速公路通车，从我家去岛北的时间都大大缩短了”。
“在中国成为博士不容易”
今年6月，津巴布韦人西蒙在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
西蒙和中国“结缘”是源于一个教育项目——“发展中国家国际传播硕士项目”，目前，已经培养了七届来自5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高级行政信息管理人员和媒体高端人才，非洲学员占三分之二。
“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过程可以说很难，还好最终拿到了这个学位。”西蒙说。
攻读博士这几年，西蒙参与撰写了一部书籍，还在传播领域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5篇论文。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经历是，2017年，他获得了“中国政府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前些年选择来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并不多，当时非洲学生将西方国家视为求学的首选目的地。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非洲国家学生求学首选目的地，这主要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展开的合作越来越多，比如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中，就有教育和人文领域的合作内容。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教育质量的提高。可以预见的是，有了政府间的合作基础，会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学生自费来华求学”。
谈到中国文凭在非洲的竞争力，西蒙表示：中国在短时间内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经济，在科技方面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其他地区和国家也认为中国教育方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现在，西蒙已经回到家乡，他朋友圈的“画风”已经切换到非洲时间，不过，他说自己还会关注在中国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并且还会继续从事中国和非洲领域的研究事务。
中国篇
“埃博拉”肆虐时赶往疫区
从非洲回来两年半，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专家吕富靖在谈到经历过的那场埃博拉疫情时，感慨自己可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2014年3月，西非国家几内亚发现了首例埃博拉出血热病例并迅速传播，短时间内造成数千人死亡。4个月之后，由北京友谊医院组建的中国第24批援几内亚医疗队抵达几内亚，作为消化科内镜专家，吕富靖是被几内亚“点名”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几友好医院里只有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纤维内窥胃镜，本院的内镜医生杰塔，也只能从事最基本的胃镜检查工作。
在埃博拉肆虐的疫区，消化道内镜检查属于“高危”操作，由于没有配备内镜外接显示器，检查过程中，医生的面部必须要紧贴内镜的目镜，患者的体液甚至血液就很容易通过吸引孔道溅到医生的面部或口、鼻、眼黏膜，即便戴了口罩、眼罩和手套也不足以防护埃博拉。在吕富靖到来之前，当地医生杰塔就曾感染埃博拉病毒，侥幸存活。“我应该是幸运的，做了这么多内镜检查，幸运没有被感染，也许是没有遇到埃博拉病人，也许是接触了，没有被感染，在不知不觉中可能死神已擦肩而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吕富靖说。
吕富靖也收了杰塔做“徒弟”，去年，友谊医院举办了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培训班，还特意邀请杰塔参加。
埃博拉疫情流行期间，医疗队还协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一起针对当地政府部门、卫生系统及部分民众进行多场次的埃博拉防护知识培训，帮助当地共同抗击埃博拉疫情，足迹遍及几内亚各地。
回国已经两年半了，医疗队的队员们都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回几内亚看看，看看曾经开垦过的荒地、亲手种下的芒果树。“我学过的法语很多词儿都忘了，但是‘中国医疗队’还可以随口说出来，当地民众也经常把医疗队挂在嘴边”。
总统卫队保卫营地的安全
朱启辉现任中铁二十局集团安哥拉国际公司副总经理、首席葡萄牙语翻译。
2005年，朱启辉来到非洲西南部国家安哥拉。出国前进行过15天短期葡萄牙语培训的朱启辉，和大多数中国员工一样，白天冒着毒蛇袭击、蚊虫叮咬之苦放线测量，晚上还要窝在帐篷内自学语言。凭着毅力坚持下来的朱启辉，如今安哥拉总统为火车开通剪彩、交通部长等政府要员视察工地等重大外事活动中，都会全程担任翻译。
朱启辉告诉北青报记者，2002年之后，安哥拉仍旧存在不安全因素，偷盗现象时有发生。所以企业会和政府有沟通机制，请总统卫队的士兵给营地做安全保卫。同时，还要和当地政府以及治安机构取得联系，一旦有事要及时请求支援。
外派非洲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疾病，朱启辉表示，“先说常见的疟疾吧，这在非洲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我们就经常开玩笑说没得过疟疾就算没去过非洲。”本来，他妻子也是一起驻外的，但中途得了疟疾回国。
“我们企业走出去时，要带着‘工地医院’，每个点都会有自己的医生和护士。遇到像疟疾、血吸虫病等传染病，会采取措施预防。”朱启辉说，“我们开始选择施工营地时没有经验，后来了解了就选择开阔通风的高处安营扎寨。”
朱启辉说，非洲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现在中国民企在非洲投资也特别多，像非洲的服装鞋帽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国。对于我们建筑施工企业来说，希望中非有更好的合作机会，具体说就是把中国铁路标准引进到非洲。目前非洲都是在修普通铁路，什么时候非洲国家真的能修高铁了，那非洲马上也就发展起来了”。
一年建设了上千套保障房
2004年8月2日，陈悦第一次踏上毛里求斯的土地，成为北京建工集团在当地东南高速公路项目的工作人员。当时，他的行李箱里带了好几盒中国产的清凉油，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即将见面的非洲兄弟。
毛里求斯东南高速公路总长度17.253公里，是毛里求斯国内第一大桥梁工程、第一大跨度桥梁工程，更是陈悦参与境外施工的第一的项目。
因为人手少，陈悦需要身兼数职，从原材料运输、技术试验，到合同经办等各类工作，都需要他亲历亲为。
那里全年分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东南高速施工的时候，赶上了当地台风，也赶上了多年难得一见的大旱。“雨季基坑都淹了，没法干活，旱季喝水都成问题，只能去5公里外的河里，用水车运回来”。
最让陈悦印象深刻的是一场传染病，这种病没有中文译名，他们根据音译简称为“鸡恐”，症状与登革热相似，项目部不到200人，倒下了几十个。
东南高速公路项目之后，北京建工集团又在当地参与了社会保障房、污水管网、市政道路、机电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毛里求斯很多地方的污水管网都是从无到有，公路总里程有30公里至40公里，保障房还有4000多套，平均一年有1000套都出自北京建工。陈悦告诉北青报记者，毛里求斯有不少白人背景的企业，但他们大都参与的是商业项目，中资企业更多参与的是基建项目，这让中资企业在当地的知名度颇高，过海关的时候提起“BCEG”（北京建工集团），工作人员都知道。
在毛里求斯工作了14年，陈悦也看到了这个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变化。刚来的时候，为了给女朋友打电话，他买了一厚摞的IP电话卡，每次打电话拨号都要拨两分钟。现在网络顺畅，微信就可以随时通话。还有一个变化是中国人变多了，“现在一年得有十几万游客，特别是过年，虽说是在非洲，但看着就跟海南岛似的。”陈悦开玩笑说。本版文/本报记者 赵萌 董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