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消费降级”焦虑不应夸大

有关“消费降级”的问题近段时间引发社会关注，一些生动描述“消费降级”的段子也在社会上流行。这确实是值得社会关切和深入分析的问题。

它的背景，是最近在房价依然高企的情况下，大城市的房租快速上涨，身处大城市的外来低级白领等人群受到较大冲击。所谓“消费降级”，主要也是这些群体的感受，因为房租上涨后在他们薪资中的占比增大，而这些人在互联网上的参与度相对较高，发声大，因此形成了相当影响。

按照以往的逻辑，中国一线大城市的薪水远比三四五线城市高，不少年轻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在大城市寻找机会。在一些相对技术含量较低、可替代性较高的领域，即便是缺少具体一技之长的年轻人，也有机会找到工作，而且薪资仍然比在小城市高，比如低级文员、销售、房地产中介等。因为房价较高，这些群体往往就靠租房解决住的问题，这其实也给了他们相对容易的生活空间。

除了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大都市也意味着更多的潜在机会，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务。而且中国的超级大都市，除去房价或租房成本，生活成本并不比三四五线城市高，甚至更低。比如北京地铁票价改革前，很长时间就是全程两元，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价了。现在按里程计价后，票价也还是比一些二线城市便宜，也比很多三四线城市公交票价便宜。再如外卖等因在大城市形成集聚效应，反而也相对便宜。也就是说，除了“住”在大城市成本越来越高，衣、食、行方面差别不大，甚至大城市还有优势，至于公共服务就更难比较了。有些年轻人在大城市工作，利用这种薪资上的差异和房价上的差异，过些年就能在家乡或大城市郊区买上房了。

现在房租快速上涨，对同样是年轻人但真有一定特长、薪水较高的群体，比如程序员等，冲击有限，本地有家的低级白领也不十分敏感。而一般体力劳动者的薪酬，这些年其实上涨也很快，比如保姆月嫂等行业人员，住房问题虽也存在，但要么有雇主提供，要么就是对相对较差环境的容忍度高，所以这些群体也没面临特别明显的“消费降级”感觉。前段时间闹得热闹的“拼多多”等，算不上降级，而是原有低价消费在网络中的表现。至于如名创优品和优衣库这样的“时尚平价”产品，实际上是新的合理消费趋向，也不能说是消费降级。

仔细分析后，这种所谓的“消费降级”，其实主要还是发生在那些可替代性强、薪酬上不去的外来低级白领身上。随着高校扩招以及基于过去的认知惯性，这样的低级白领现在仍是在大城市寻找机会的主要群体之一。只是跟“前辈们”比起来，他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增大了，在房租高涨的条件下，原来大城市与三四五线城市的薪资差距被吃掉了，他们也就迎来了现实中的“消费降级”问题。在此背景下，前些年讨论的是逃离还是坚守在大城市的问题，就变得更现实了。

这些都是具体而细微的生活状况，需要引起社会更多关切。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精准化分析和关切，我们就不能像某些自媒体的文章或网上囫囵吞枣的说法，过度夸大对“消费降级”的焦虑。弄清楚“消费降级”问题存在的范围和群体，正视他们现实的苦恼和挑战，理解他们的境遇并作出回应，这些都是现实要求。比如随着大城市竞争的加剧，不少中小城市都在持续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更多人才前去拓展发展空间，这些都有助于面临所谓“消费降级”焦虑的人们跨越当下的这种状况。(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