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探究美国对华强硬的战略根源

特朗普执政以来，对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舆情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阻碍中国发展，保持美国霸权。然而，与中国对抗能够使美国保持强大吗？回顾美苏对抗历史，对回答这一问题或有所助益。

借力对抗

冷战期间，美国曾两次强势对抗苏联。第一次是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利、华沙条约组织成立等事件以及亚非拉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令美国朝野一片焦虑;疯狂的麦卡锡主义更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由于战后的经济调整以及艾森豪威尔执着的“平衡预算”政策，美国经济也于1954 年滑坡，1958 年更跌入衰退边缘。而此时的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公开扬言要“埋葬”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全面出击咄咄逼人。

在此形势下，艾森豪威尔宣布苏联为最根本的“安全威胁”，制定了以“大规模(核)报复”为主要内容的对苏政策，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表明美国不惜动用武力阻止苏联的扩张。借力与苏联的强势对抗，艾森豪威尔不仅将西方世界团结在“反苏“的大旗之下，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在国内采取了废除种族隔离法案、签署国防教育法案、建设高速公路网、成立美国航天局等一系列强硬调整措施，启动了美国 “左进右退”的大调整。

继任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继续与苏联“全面对抗”，同时更积极地实施促进民权、改革税务、支持工会、“摆脱贫困”、打击黑社会、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的“左倾”政策，逼迫大资本右翼保守势力向产业工人和弱势群体妥协让利，建立“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 。其结果是，不仅铲除了黑手党和与其相关的腐败政治，彻底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而且扭转了美国政治经济“北重南轻”的长期失衡。在整个60年代，美国经济以5%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发展。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越南战争的失败、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经济衰退、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战运动引发的左翼人权运动等不仅严重撕裂了美国社会，也使美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而此时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全面出击，其强势与美国的疲软形成鲜明对比。

1981年里根上台后，立即摒弃了缓和政策，宣称要打败苏联“邪恶帝国”，全面升级美苏对抗。里根一方面与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右翼保守力量呼应配合，重整反苏阵线。另一方面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缩减社保福利预算、打压工会、冻结最低工资、推行由大资本主导的“供给侧经济”等右倾政策，强势整合美国政治。随着美国社会“右进左退”的大调整，美国经济也进入第二个高速发展期：里根主政期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6%，实力大增。

可见，美国在以上两个困难时期，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政，都通过与“强敌”苏联的全面对抗，强力推动国内的调整与整合，逼迫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从而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使美国“更加强大”。

而这两个时期的苏联在面临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尤其是美国采取强势对抗姿态时，未能及时调整政策，而是随着美国的步调以硬对硬。这不仅使“苏联的巨大威胁”成为美国内部整合的助力器，而且使苏联内部的因循守旧，日益僵化。经济长期依赖重工业，导致发展失衡和效率低下。社会上官僚特权泛滥，腐败盛行。最终导致内在发展动力干涸，国家凝聚力衰退，民族自信心失落。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时，苏联已经病入膏肓。

乱局更甚

今天的美国，内外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对外由于自小布什以来的对外政策乏善可陈，美国的领导能力和信誉都显著下降。对内由于有利于资本的分配体制、日益“赋权化”的福利制度、政治化的工会体制、利益集团的固化以及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支撑的消费型经济，导致资本不断外流和产业空心化。其结果是大资本鲸吞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红利，而薪酬阶层和农民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的地位下滑。这不仅持续拉大贫富差距，而且将建制派政治精英——围绕政治体制和公权力形成的权力集团——推入了结构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依赖已经全球化的大资本以获得不可或缺的资本扶持;另一方面却要迎合反对全球化的选民以赢得同样不可或缺的选票。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右翼保守的福音派在美国政治中的异军突起，左翼自由派高调维护种族、教派、性别、民权的绝对平等，把持道德制高点，导致了“政治正确”在政治、舆情、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滥觞。两相对撞的结果，是打翻了建立在多元种族和文化之上的美国“大熔炉”。美国政治中拉动选民的已不再是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而是其在“泛政治化”议题(性取向、堕胎、种族/教派关系、女权等)上所持的立场。而这些议题上的冲突，反映的其实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因而很难妥协——不能妥协的民主政治必然导致民粹和极端。其结果是美国政治板块不断向左右两个极端拉伸，形成难以逾越的政治鸿沟。

正是在此乱局之中，与政治体制以及建制派毫无瓜葛、出身大资本家却高举反体制、反精英大旗的特朗普赢得了2017年总统大选。

战略动因

特朗普乱中取胜，与建制派格格不入，执政也无章可循。但总统大权在握的他却精明地认识到，要为自己博出生存空间，就必须在两个领域有所作为。其一，在因涉及根本利益而棘手的重大议题上——伊核、朝核、赤字、债务、税改等——标新立异，甚至不惜蛮干;其二，与大国发生纠缠，甚至不惜以无赖耍横为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一来，在重大议题和大国关系上有巨大相关利益的建制派就不得不与他打交道，他也因此获得与建制派讨价还价的筹码，并掌握主动权。

事实表明，特朗普在这两个领域的蛮干达到了目的。但他得到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和建制派最关键的共同关注点：中国。通过与中国在贸易不平衡上的纠缠，特朗普已经体会到建制派在中国问题上战略构想：这就是树立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强敌形象，进而通过与中国的对抗来推动美国迫在眉睫的战略调整和内部重建，使美国克服乱局，重新焕发。

显然，这个战略构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始发于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但建制派认定“再平衡”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中美之间的互相依赖使美国制定任何制华政策都会引发内部利益集团的剧烈斗争而难以见效。但是，随着中美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美国想要遏制中国的冲动也日益强烈。建制派中右翼的共和党和左翼的民主党都一致认为，“逆转”中国崛起已时不我待。为此，必须釜底抽薪，打掉中美之间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和中国“脱钩”。

但与中国“脱钩”必将导致美国政治与经济利益结构的重建，重建过程中强大的反对力量，首先要破局。不破不立，只有打破现存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才能开始重建。特朗普上台不到一年，已经取得了数项重大的政策突破：退出巴黎合约和伊核，大幅度增加军费，减税、限制外来移民、大幅度消减外交经费等等。这些“破局”之举，如果没有右倾保守力量支持和推动，是难以想象的。而特朗普的这些“破局”举措，也使能源产业、军工集团、华尔街、福音派等右翼利益团体大获其利。美国“右进左退”的战略大调整已然开始——“里根模式”悄然再现。

其次，通过与“强敌”的对抗的来迫使相关利益集团妥协让步。建制派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坐实中国是“集权体制下的非市场经济”，在中国与西方经济之间划出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双边谈判，重写游戏规则，借此打破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最大优势——全面完整的产业链，与中国“脱钩”;通过贸易战在美国民众中树立中国是“敌人”的形象——这就是《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用“经济侵略”来界定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用心所在。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守信用出尔反尔，其实是他和建制派不断磨合妥协的产物。

特朗普正是在“破局”和“树敌”这两个关键点上发挥了作用，因而撞对了建制派的战略方向。老道的基辛格指出：特朗普的胡打乱撞或将在“无意间结束一个时代”。

美国对华采取强硬的对抗姿态，目的不仅是为了阻碍中国发展，更是为了通过与华为“敌”，推动美国内部必要的结构整合。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跟着美国的步调“硬碰硬反击”，就很可能按照美国的战略轨道进入全面对抗的“中美新冷战”，成为美国战略转型期间内部矛盾的调和器和推动美国内部整合的助推器。

从长远看，由美国挑起的中美对抗，其实是双方整合内部、重新焕发的赛跑。要赢得这场赛跑，中国需要更聪明一些，保持定力和理性，不仅专注对方的脚步，更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借此不断壮大自己，使自己的脚步更加有力持久。(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