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武：中国对外援助的逻辑与使命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能生存和发展，必得与他国他族有往来、有合作，在互利合作中寻求自我的发展。今天，中国正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全新的利益共享、前途共担的依存关系，当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他国他族之发展，又以他国他族的发展为自己发展的机会，从而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互为机遇、互为动力、自利与利他相平衡的新型国际关系结构。而对外援助与担当国际责任正是中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与他国他族交往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基本关系形态。

作为世界史上最古老且绵延迄今的文明的创造者，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发展数千年而不衰，就在于它自古而迄今就是一个群体意识、家国意识、天下意识、责任担当与忧患意识很重的民族。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始终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信念与责任意识，由此而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思想智慧与知识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援助与国际责任是随着现代国际体系诞生而形成的，而现代主权国家的出现和以主权国家间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形成，是国际援助与国际责任产生的两大基础。近代二三百年来，人类发展步入波澜壮阔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面对全球人类发展的总体性与不同文明、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因发展的差异性而产生的矛盾与需求，在不同文明、国家与民族之间，在大与小、强与弱、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为和平与发展而加强合作并开展相互援助的要求与实践也与日俱增。

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中国在进入20世纪后，在追求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过程中，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与日见开阔的全球视野上，来思考中华民族在复兴自我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如何在自存与共存、援他与助我、利己与互惠之间寻求适当之平衡，努力承担起自己的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责任，对人类现代和平与发展做出中华民族的贡献。

早在20世纪初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曾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而后又明确告戒后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抵抗精神在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救亡图存之时，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明确表示：“再过四五十年，就是2001年，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还说，中国人口已达到6亿多、国土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大国，“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援助亚非拉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事业，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也因此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奋斗理想与长远目标。1963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非洲朋友时进一步表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支援正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迄今已持续六十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个现代世界体系的参与者与改造者，中国的对外援助必须在道义、责任、能力及目标间保持一致，从而形成自身的特点并保持长期连续性。虽然许多亚非拉国家要比中国更弱小更贫困，因而这种合作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和支持，但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回馈推进作用。

根据一般的国际援助惯例，发达国家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美元的援助，那么最终会带动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增加6美元的规模。2000年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开始增多，特别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后，每年中国对非援助逐渐达到几十亿美元的水平。这些援助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提高了就业水平，为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如2000年中非贸易额仅100亿美元，到了2014年则超过了2200亿美元。再比如说，现在中国每年向非洲提供几千个来华留学的奖学金名额，让更多的非洲留学生有机会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这些留学生回去以后，将为所在国发展提供更强劲的智力资源和人才储备，也将为中国企业扩大对非合作创造良好的人文条件。这是首先有利于非洲国家自身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双边合作的好事情。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对外援助及其履行国际责任的问题，国际社会有种种议论。一些西方政客、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援助和国际责任的看法，常常是戏剧性、情绪化甚至自相矛盾的。有时他们指责中国对外援助太少，说中国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有时又指责中国援助太多，将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夸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由此来暗指中国野心太大。许多时候他们也指责中国的援助不按规矩行事，破坏了西方在亚非国家建立民主制度、推进人权事业和实施良政的努力。事实上，对西方来说，首要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大小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多寡，而是中国是否按照西方的标准与要求去做，会不会成为与西方模式不一样的“另类”。

近年来，在国内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争议也时有发生。时常有人会问，中国还很穷，为什么要援助其他国家，有必要吗？对于一个利益与观念日益分化和多元的时代，我们必须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意义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因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广泛存在于全球层面，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它客观上要求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能重新认知自我，重新认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中国需要重新认知对外援助和履行国际责任的意义，需要认真思考通过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创新与改进，让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自身和整个世界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

尽管远非尽善尽美，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有基于中国现代发展需要的战略诉求与实践方式，更有源自中国历史传统的文化支撑与理念基础，其得失也需要从现代中国追求民族复兴与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广阔背景上来理解把握。(作者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