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跳出“无效工作”陷阱

在经济社会迅速变化的当下，人们普遍感到工作压力增大。但照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新著《狗屁工作：一种理论》所估计，现代经济中大约有30%-40%的人从事的是 “无效工作”，其中最为集中的行业包括金融、法务、咨询、人力资源、公共关系等。

格雷伯所指的“无效工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工作，上班后并非没有事情可做，也许还有一份丰厚的报酬。但即便整天假装忙忙碌碌，实际并不创造价值，因而是一种典型的“零和经济”。“无效工作”的大量存在使得职员本身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明知自己的工作没有存在意义，但为了保住饭碗和职位，又必须假装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

之所以现代经济中会出现这么多的“无效工作”，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近些年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许多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也让他们有了一份“多余人”危机。

从政府和企业的动机来说，创造并维持一定数量的“无效工作”更多地是从政治、道德和权力等方面权衡。对于大多数政府而言，保持就业稳定，进而维持社会稳定，是宏观调控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在创造大量公共职位同时，也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对于企业而言，一些掌握财富的人出于维护社会形象需要，也愿意雇用一些毫无经济意义的职工。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也成为滋生各式“无效工作”的土壤。

毋庸讳言，“无效工作”现象在我国政府机关和企业部门也并不鲜见。从本质上来说，“无效工作”是就业质量不高的一种体现。尽管我国目前的就业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就业满意度不高、职业忠诚度不够等问题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要消除“无效工作”现象，除政府应进一步精简机构和人员，更有效地利用财政就业资金外 ，更重要的是重视技术进步给劳动者带来的冲击。同时加大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力度，着力缩小贫富差距，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实现更高质量就业，让“无效工作”变成有价值有意义的“体面工作”。(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