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恪勤：面对美国的伤害，欧洲忍中有为

在美国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欧美这两个传统盟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和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

欧美关系的不同阶段

欧美是盟国，这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常识。二战后美国为遏制苏联集团和主导世界秩序，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一系列制度设计，例如北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欧美凭借这些制度结成的联盟，对内稳住了西欧局势，对外联合制衡苏联并催化其解体，主导了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其间虽有龃龉和摩擦，但大体上以合作为主，可谓近代以来西方比较成功的同盟体系。

苏联解体后，虽然对北约的存在意义有过争议，欧美也在不断讨论联盟的核心任务与存在基础，但因相连点太多，双方关系依照惯性继续发展，并在应对前南地区冲突、圈困疲弱的俄罗斯、改造东欧国家，以及实现北约和欧盟双东扩、对全球进行民主化改造等方面找到新的合作领域。

然而，国际大势发展不断侵蚀欧美关系基础。冷战后美国转而把防止对美霸权形成挑战的国家和国家集团视为对手，其名单中除了中国等国家，德国、日本等盟友也赫然在列，美国现实主义的利益考虑跃然纸上。欧洲一体化进入欧盟阶段并快速发展，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随着欧元启动、欧盟东扩，欧盟实力大增且独立性增强，美国对此充满警惕和忌惮，欧美矛盾不断加深，一个显著事件就是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双方的争吵，为此美国不惜撕裂欧盟，搞出个“新欧洲”来对抗“老欧洲”。在欧债危机中，美国为了弱化欧元，也没少对欧洲下绊子，其间欧美贸易冲突、德美监听事件等大小摩擦不断，欧美关系不断疏离。

虽然欧美在应对新兴国家崛起、国际恐怖主义、乌克兰事件、“阿拉伯之春”等领域继续合作，但在气候问题、贸易摩擦、防务建设等领域的裂痕不断扩大，双方关系的聚合力与离心力相互撕扯，折磨着欧美领导人的“玻璃心”。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任无疑是个标志，他搁置TTIP谈判、撤出《伊核协定》、支持英国脱欧、同情欧洲民粹势力、攻击德国难民政策以及强压欧洲国家增加军费等，试图逼欧洲盟国让步，多开放市场、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多为北约出军费、在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上听美国话等，背后的隐台词则是欧盟不可发展太快，不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要继续做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盟友。

对于特朗普“面子和里子都不给”的霸气和欺凌，欧盟国家很生气，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认识到，欧洲依靠美国的时代过去了，“我们不能再信任美国了”。但在如何应对美国挑战的问题上，欧盟的反应依然复杂，意见不一。

既有被迫应战派，认为特朗普的咄咄逼人逼得欧盟别无选择，即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言，“当有支枪指着我们的脑袋时，我们不会谈任何事情”，有人甚至主张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等合作，回击特朗普的挑衅;也有再塑关系派，认为应发挥欧盟擅长搁置分歧、追求共同目标的特长，在与美冲突中反思欧盟的问题，在开放市场、增加北约经费、改变世贸组织争端机制等方面对美做出适当让步，对欧美关系进行再调整，甚至期待美能认识到真正威胁来自新兴国家，力争与美达成交易，共同应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俄的挑战。

理解欧美关系的两个视角

欧洲人复杂的心态折射出欧美关系的特殊性。理解这种特殊性，至少要从两个不同视角看待欧美关系。

一方面，欧盟国家许多人对美留有余地，仍然希望通过欧美关系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原因在于：首先，从二战后欧美关系的结构看，欧美是多重网络连接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在人员往来、经贸交流、安全防范、国际秩序等方面有着密切合作，而且欧盟对美市场的依赖、对北约的安全依靠等，都决定它还离不开美国。

其次，从历史和文化大纵深角度看，欧美对始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而成形于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历史、理念、宗教、信仰等基本价值观，有着共同的记忆和认知，这些是维系欧美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再者，欧美在维系西方集团利益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与战略需求。近代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向全世界扩张，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逐步形成。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美欧先后陷入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之后，西方力量的相对下降和新兴国家快速崛起，令欧美产生严重担忧。它们在内斗不止的同时，也都把目光扫向中国等新兴国家。2013年德美一些官员学者撰写的《新权力、新责任》报告和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如出一辙，将非西方国家的兴起视为重大威胁，把中俄等国列为战略挑战者。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欧洲对美国的欺凌既想反击又左右环顾的立场。

另一方面，欧美毕竟是两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利益认知上也有不同点。从二战后欧美关系史来看，美主欧从的不平等格局始终是欧洲国家心头之痛，欧美利益不同时的龃龉、争执甚至局部对抗，贯穿二战后欧美关系的历程，欧洲力争欧美关系平等化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现在特朗普充满霸权主义的威胁，无疑再次刺激了欧盟国家对不平等关系的愤慨，加重了欧美关系中的离心倾向，拉宽了大西洋关系的裂缝。

当特朗普把美国狭隘的国家利益放到第一位时，欧洲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内部民粹主义受到鼓舞而更多强调再国家化，与美裂痕逼迫欧洲国家思考大西洋联盟的牢固与价值;外部如何应对新兴国家崛起，如何处理全球化下的各种挑战，如何维系国际社会的规则与基本稳定。

面对美国一次次伤害，欧洲一些人希望忍到“后特朗普时代”，但也出现许多面向未来思考欧美关系的积极声音。比如在经贸问题上，有人提出欧盟应加快借助自贸协定方式，制衡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在与日本达成自贸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与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自贸谈判等。又如一些学者提出超越西方，按国际新格局布局未来的思路。德国国际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表示，“跨大西洋关系仍有很重要的意义，但看来可能这更多属于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法国专家戈德利耶提出西方必须放弃自大，认识到“无西化的现代化”，接受新兴国家崛起的新格局。

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革，西方统治世界的时代无法延续，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国际力量合作共赢，这也许就代表了欧洲更理性的声音，代表了世界更健康的未来。(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