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中国的开放在做加法而非减法

改革开放40年后，“开放”仍是中国语境中的热词。与中国对“开放”的反复宣示相映成趣，最近几年西方媒体和政治家却越来越多地认为，中国正走向“保守”。为何会有这种反差？观察西方的舆论变化不难发现，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对内对外的一些新举措不符合西方预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今天着力推进的“开放”，在目标、内容和方式上，与过去比都已发生变化，西方观察者们还没适应。

改革开放已走过四个十年，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逐渐融为一体的过程中，西方以往对中国的开放也形成一定的惯性认识。用中国自己曾经的语言说，这个“开放”模式是“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与国际接轨”。这个“主流”实际是指西方文明，这个“国际”指的也是西方。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从西方学习经验，而西方也习惯性地认为中国向其学习靠拢才是开放。

但这种两厢情愿的“开放”叙事近年来发生极大转变，“接轨”“融入”这样的词语越来越少见于中国媒体，对“人类文明主流”“国际”是什么，也不再如以往那样有确定含义。一种新的对外开放追求正在出现，中国也需推进新的开放策略。

不久前与一位学者朋友闲聊，笔者认为1978年中国转向改革开放是因时就势，对化解当年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非常必要。当年中国在发展水平上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贫困，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对外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国家开放，改革也主要是向西方取经。但中国近年来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变成了腐败问题、社会不公、环境破坏和生态污染、区域发展失衡等，它们很大程度上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负资产。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改革开放策略，只会加剧问题和挑战。

朋友在回应中也谈到对改革开放成果的评价问题。改革开放的一个现象和结果，是中国汇入了“人类文明主流”，参与了全球化大合唱。那么中国究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受益而美国受损了，不少中国学者也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肯定是受益了，但认真计算的话，受益与受损的量究竟哪个大，很可能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

如何认识和评价以往的改革开放？当前中国社会思潮中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丢失了很多东西，是损失者，意图借此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另一种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很多方面取得进步，所以应按部就班沿着以往的改革开放路径继续走下去。笔者觉得，计算改革开放的得失是需要的，这样才能对它有更加具体和全面的认识，但不能因为有“失”的一面，就导向对改革开放的否定。毕竟，再好的战略取向或具体政策，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也可能发挥出不同效应。

以往的改革开放解决了中国在40年前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现在来看无疑取得了成功。但中国近些年来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已明显有别于过去，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语境也与以往不同。过去中国尽力接入的西方之“轨”已经锈迹斑斑，一些西方国家甚至试图再建新“轨”，而且不再让中国“入轨”了。在西方不仅没能力、也不再有意愿继续给中国提供市场、技术和经验的情况下，中国该怎么办？以往要“融入人类文明主流”的那个“主流”所在之地，自身都已陷入不自信的情绪，那我们还要继续“融入”吗？答案不言自明。

正在寻求和推进新开放策略的中国，当然不会像西方某些人担心的那样“保守”“内向”，相反，中国需要、也必定会展现更高的开放性。中国近年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介入全球治理以及对自由贸易和多边体系的捍卫，都不是从开放中退却，而是实施新的深化改革开放策略。其特点表现在，对外开放的视野范围已由以往拘于西方而面向全球，对非西方国家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由过去重视对外部世界开放，转而同样重视促进外部世界对中国开放;往昔对外开放中对外资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渐取消，转而实施内外资一视同仁的均等政策，保护了开放的公正性。

还要看到，中国今天的开放做的是加法而非减法，并不是以排斥西方为前提，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包容了以往的开放模式。中国仍会坚持对西方开放，在能开拓出新合作的领域还是会去开拓;西方好的经验，中国也还是会学习。但一味以西方为尊的时代，显然已经成过去式了。(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